我国工业遗产的立法保护研究

工业遗产是历史的见证。随着社会和科技的发展,那些曾经为历史的发展做出很大贡献的厂房、机器等虽然已经不能再使用,但是它们能为我们研究历史、科技、艺术和经济等方面提供资料和依据。本文通过对我国工业遗产保护现状的论述,分析了我国工业遗产保护所面临的一系列问题,阐述了我国对工业遗产进行立法保护的必要性。并对其模式和基本内容进行了分析。     

"三遗产"与非物质文化遗产

文化遗产保护是节约型、可持续社会的建设基础，现在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评价，要与以往的自然遗产、文化遗产和自然与文化双重遗产保护的工作相衔接，才能保持工作的连续性。同时，也应引入民俗学的视角，才能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提供具有民族特色的理论支撑。民俗学也要补充世界遗产学的现代知识框架和行动框架，去更好地发挥学科作用。     

重庆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条例（学者建议稿）

重庆市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是走在全国各省市前列的。但稍嫌不足的是缺少一部专门性的法规来指导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活动。我们参照兄弟省份的立法例,结合重庆实际,起草了本条例的学者建议稿。     

美国学者论毛泽东时代的历史遗产及其同改革的关系

伴随着改革开放后中国的日益崛起,毛泽东时代遗产及其同改革之关系渐成美国学者关注的一个重要学术领域.在美国学者看来,毛泽东时代留下了包括“现代工业化基础的初步奠定”、“社会民生得到一定改善”、“建立了一个有效的政府”、“形成富有价值的理念和思维方式”等在内的既复杂而又矛盾的历史遗产.毛主义遗产对此后中国改革所取得的成就有着不可分割的关联,亦有着不容忽视的负面作用.美国学者关于毛泽东时代历史遗产的解读启示着我们,虽然中西方学者在研究视角、问题意识、研究方法和基本结论等方面存在差异,但也正是通过了解相异的观点与方法,对其进行深刻的分析、批判和借鉴,必将刺激我们的学术自省意识,进一步推动我们对毛泽东时代历史遗产的理解和认识.     

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利用与开发刍议

非遗档案是非物质文化遗产最基本的“活态固化”保护性手段;非遗档案的“固态活化”是非物质文化遗产活态传承的基本要求.通过非遗档案实体的传统服务、流动展示、主题展览和学术推进,通过非遗档案内涵的物化创意、实景再现、技术融合和旅游活化,就能实现非遗档案的公益性和商业性双重发展目标,推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     

辽宁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利用

辽宁地区已采取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措施主要有:设立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机构与设施;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普及活动;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经济援助;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料的整理与出版。需要进一步采取的保护措施应是:深入开展文化遗产教育;加强区域间的交流与合作;重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理论研究。辽宁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利用与开发方面已然取得一定成效,需要进一步提升的是:分区规划和整合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资源;推进个别非物质文化遗产向产业化转型;打造"非物质文化旅游节"。     

武汉教育遗产保护现状探析

教育遗产是文明传承的承载物,是文化遗产体系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武汉地区自古以来,有着重教兴文的传统,现存有文庙与官学、近代学校以及近代文化教育机构等一大批教育遗产,类型完整丰富,时代特征明显且地域特色鲜明.重视和加强教育遗产保护,提升教育遗产公共文化服务能力,实现由传统的静态保护到动态参与的管理升级,是提升武汉教育文化...     

区域“在场研修”活动的创新与实践

在场研修是指在区域研修活动中,通过卷入的方式聚焦师生在场的真实情境,力求通过创设的学习场、问题场、情境场、互动场、空间场,让每一位教师不仅是人在现场,更要给他们营造能够裹挟身心的场域,在充分的感受体验中努力提升教学力。     

遗产个案与文本表述——梁平造纸术调查报告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运动正日益改变着传统文化的表述语境,“遗产”甚至成为一种新的话语霸权。在国家遗产的宏大叙事中,地方个案的特殊性以及与当地人生活方式的特殊关联逐渐进入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表述系统而被“书写”、被“转述”。梁平造纸术就是这样一个被湮没在非物质文化遗产话语体系中的细微个案。     

论民俗传统的“遗产化”过程——以土家族“毛古斯”为个案

"毛古斯"是湘西土家族在传统年节期间表演的一种仪式歌舞,其原始古拙的表演风格与内容近年来吸引了学者的关注,而这些学者的研究成果又为当地政府部门、地方专家从事非物质文化遗产、生态文化保护以及旅游民俗开发提供了话语资源。目前,"毛古斯"正经历着被对象化、僵化地认知与理解的过程,这也是当地民众被疏离于自身传统的过程。作为"文化表演"的传统正在被异化为一种被复兴的、被重新发明的所谓"传统文化",地方社区的经济模式、社会关系、心理世界也因此而经历重组。湘西土家族"毛古斯"的个案表明,只有给予当地人经济发展与文化发展的"自主性"与"主导性"以足够的尊重,其文化传统与民俗才能鲜活地、必不可少地存在于当地社区民众的日常实践中。     

Making Use of Foucault in a Study of Specific Parrhesiastic Scholars

In this article, I describe how I made use of Foucault theoretically and methodologically in a study of five specific parrhesiastic scholars. Such scholars challenge hegemony in educational policies and practices, and advocate for educational reform and societal structures that move toward equity instead of marginalization. The article begins by exploring Foucault's notion of specific intellectuals through the experiences of the scholars. It then moves to an explanation of why the five scholars selected for this study should be considered specific parrhesiastic scholars. An account of how I made use of Foucault in this study follows. My interpretation of Foucault's work into a research methodology for this project has been a process of identifying illustrations of technologies of the self and technologies of power in text, dialogue, and narrative—qualitative data, which I analyzed using a framework that merged these technologies into the analytical categories of (1) application of logos, (2) engagement with politeia, and (3) practice of techne toubiou.     

从“编辑学者化”讨论看编辑职业发展的几个方向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学术期刊数量迅速增加,而一些期刊社、出版社的编辑人员素质未能及时跟上,主要是编辑的知识结构不尽合理,"编辑学者化"的提法随之诞生。因对这一口号的理解不同,引发了各种观点。"学者型编辑"、"编辑家"、"杂家"等等都被认为是编辑努力的方向。     

中国世界遗产的可持续发展

由于国家管理体制的不完善 ,人们对遗产重视意识的不足和旅游业的大力发展 ,中国的世界遗产有不少遭到不同程度的破坏。世界遗产的设立是为了保护 ,所以必须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 ,以其原真性吸引游客。反对杀鸡取卵的做法 ,切实保护好世界自然文化遗产。     

论楚“士”的形成与发展

楚"士"经历了由早期复杂含义发展到以仿诸夏立国后的低级贵族之代称的过程。随着时代的发展特别是宗法制的解体及私学的兴起为平民入"士"提供了途径,士亦转化为知识阶层的统称。由此,春秋战国时期楚士阶层不断壮大,他们凭借自身丰富的知识与技能,竞相展示自己的才华,有力地推动了社会的发展进程。     

世界遗产与民族国家认同

＂世界遗产＂是人们对工业时代生态破坏、传统文化失落等问题进行反思的结果。＂世界遗产＂的提出和遗产事业的发展也是人们追求人类认同的一个基本表征。然而,＂世界遗产＂必须具备＂普遍价值＂的言说,所表达的只是人类认同的一个愿景。确定缔约国地位,完成申遗的过程以及对遗产进行保护等与世界遗产紧密相关的各种事项,都明确肯定了民族国家是＂世界遗产＂的实质性拥有者。多民族国家中的少数民族文化以所在国国家文化的名义进入＂世界遗产＂名录,从根本上说就是将多元民族文化融和到民族国家的文化符号之中的结果,从而具有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相统一的意义。     

重读《儒林外史》

《儒林外史》是一部抨击清代现实的不朽巨,是中国古代小说中唯一的以知识分子群体为舞台中心人物的长篇经典。它是反思学,自身的反思,时代的反思,历史的反思,而聚光于化的反思,从儒林中人的颓败和城乡社会的荒诞中揭示了中国传统明的危机。自唐人小说以来,“为人生”、“为改良人生”的自我意识清醒度,未有达及吴敬梓。吴敬梓是真切洞察明危机的先驱,五四新学运动的先声。     

客籍文人与贵州文化开发

贵州建省以来,游宦、游幕或贬谪来黔的客籍文人络绎不绝,他们或兴办官学、书院,或琢育黔中人才,或创作文学艺术作品,或传布宗教文化,为贵州文化的开发作出了巨大贡献。     

士人与五代中枢政治

历时半个多世纪的五代社会生活,给人的聪上体印象是“乱”,但其实质却在“变”,中枢政治制度的变革乃是这场社会剧变的重要组成部分,其表现在于：宰相职权的削弱,枢密,翰林（或端明）学士地位的提高,由于与政治的特殊关系,五代士人积极参与了这场社会变革,并通过科举,人幕等方式跻身五代中枢机构,成为中枢政治舞台上的重要角色,士人在五代中枢政治中的活动促进了五代区域政治的稳定和经济的发展,并为北宋大一统局面的最终实现做有益的贡献。     

《儒林外史》叙事结构新探

《儒林外史》的叙事结构具有表层和深层两种不同的模式：从表层结构视之．它是“纪传体结构”;从深层结构视之,则是“阴阳共生的太极图式”。     

楚、秦的"士"与社会发展

春秋战国时代，士阶层处于急剧壮大和急剧变化之中，并且对社会发展起着巨大作用。由考古资料和文献资料的分析比较可知，楚、秦两国都在春秋初年形成了较完备的阶级结构并出现了士阶层，但因两国的地理条件、人文生态和发展路线等诸多不同，两国士阶层的人员构成、人口数量、经济状况、文化素质也有别，对本国乃至当时中国社会发展的作用也大不一样。楚士人多才高、用于晋而事于秦，为楚国经济文化的繁荣、秦王朝的统一和统一而稳固、强盛而昌明的汉帝国的创建，作出了突出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