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校学院治理困境及其路径选择——基于新制度主义视角

随着治理现代化在高等教育领域的深入,高校学院治理现代化的推进受到了来自组织内外部各方面的挑战。以新制度主义为理论基础,构建个人-制度-文化分析框架,以个体微观、制度中观、文化宏观为分析视角,探明高校学院治理面对的挑战主要是文化共识制约、制度变迁的惯习依赖以及个体选择的有限理性。因此,我国高校学院治理积极建设应从创新文化环境,打破文化共识;创新制度设计,打破惯性依赖;协调各方利益,打破有限理性等方面推进。     

试论公司治理文化对企业创新的作用机制

公司治理文化有其自身的作用机理，通过制度层次、个性层次和社会层次三个层面影响着企业的创新，并有三条作用线路，分别是通过限定公司治理的制度选择集、通过影响企业文化和通过直接影响到参与公司治理活动的成员来影响企业创新活动。本文研究不但为创新型企业的公司治理文化指明了方向，而且对公司治理文化的管理具有指导意义，同时对公司治理制度与公司治理文化的配合具有参考意义。     

制度与文化相互关系中的大学治理

大学治理需要完善的制度,也需要良好的文化,制度和文化是大学治理的两座基石。制度与文化存在相互嵌入、相互影响、相互转化的关系。在制度与文化相互关系中审视大学治理可以发现,大学制度建设缺乏相应的文化基础,大学文化建设忽略与制度的关系,大学制度与大学文化的沟通机制缺失。要想在制度与文化相互关系中推进大学治理,还需要在制度与文化互动关系中认识大学治理,立足中国特色来建立独特的大学文化,以文化为基推动大学制度建设。     

高职院校法治文化建设路径的基本思维逻辑

没有规则的教育是无序的教育,规则意识的养成需要法治文化的滋养。高职院校加快法治文化建设、加强法治教育,应依循与核心价值观相契合,与国家法治相融合,与学校制度、道德教化相吻合,与行为规范及至规则意识养成相结合的路径依赖;搭建实体平台、体验法治魅力,在宣传信息平台与制度实体设置上要突出,并实现创新,这是高职院校法治文化建设不可或缺的载体。通过法治文化建设,推动现代大学制度不断完善,实现高校治理法治化。     

高职院校内部治理优化:制度建设与文化塑造

针对当前高职院校内部治理重制度建设而文化缺失的现状,根据治理发展的内在逻辑提出文化治理是高职院校内部治理的未来方向,当前优化高职院校内部治理应坚持制度建设和文化塑造并重,其具体路径可从凝聚制度建设和文化塑造的核心价值观,完善以制度为核心的治理体系,以核心文化为引领提升治理能力,在制度建设与文化塑造中实现文化自觉等方面进行系统设计。     

研究型大学内部文化治理研究

"双一流"建设对研究型大学治理提出了更高要求,用制度建设去平衡大学内外部环境间利益关系的传统治理方式面临着巨大的困境。反思当前大学治理方式会发现,忽视大学本质及大学文化的应有功能已导致诸多问题。文章认为,需要进一步发挥大学文化要素的社会整合功能,在研究型大学治理中凸显更多的文化因子,系统地构建大学制度文化,重塑大学精神文化,完善大学学术文化,为研究型大学发展提供内源动力。     

第二形态的现代企业制度——温州家族式企业模式的演进趋势

温州家族式企业模式的演进趋势不是一步跨越到现代企业制度，而是通过第二形态的现代企业制度改造传统的家族经营方式。温州家族企业向第二形态的现代企业制度演进需解决的问题有公司治理机制的再造与文化信念的重塑，尤其是文化因素对制度演进的制约。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关键是抛弃温州传统家族伦理中非理性的血缘、亲缘观念，建立适应现代企业制度的业缘理念。     

开放大学文化治理的困境与路径探析——以江苏开放大学为例

大学文化治理是大学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建立健全大学治理体系、促进大学治理能力现代化具有重要意义。以江苏开放大学为例,剖析该校文化治理中文化治理主体与内涵不清晰、去行政化模式实施不彻底、文化治理体系协同力不足、线上线下教学关系混淆等现实问题,通过文化精神理念、学科治理体系、治理氛围营造、制度保障等路径促进大学文化发展,充分发挥开放大学文化的治理功能。     

文化治理：学业负担治理的理念转换与实践路向

我国义务教育学业负担问题由来已久，时至今日已然成为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的严重阻滞。从学业负担治理的历程来看，政策治理的乏力、场域治理的纠葛和技术治理的盲从使得更深层次、更为持久的文化治理成为一种现实呼唤。基于“家庭-学校-社会”相互衔接的学业负担文化解析框架，进一步阐明家庭文化孕育、学校文化加持和社会文化护佑是学业负担何以需要文化治理的机理。因由此，提出学业负担文化治理的进路在于：建立“休戚与共”的文化治理价值、强化“学以成人”的文化治理共识、推进“三位一体”的文化治理行动。这种着眼文化治理的新主张和新探索，旨在为义务教育学业负担的源头治理探寻文化之根，同时助力“双减”精神深入落实。     

现代大学治理体系下的大学制度文化建设

现代大学制度文化建设对于完善现代大学治理体系、提升大学治理能力具有重要作用。现代大学治理体系下的大学制度文化,要树立传承与创新和文化认同的建设目标,以教学制度文化、科研制度文化和学生管理制度文化为主要建设内容,坚持以中国特色社会文化为根基、以共同治理为手段和以持续创新为指引的建设路径。     

我国大学组织的文化属性及治理机制

作为社会组织,大学是一种文化存在,具有高度分化和低度整合的特点。文章从文化的视角分析大学的组织属性对于理解大学组织中的文化冲突和治理机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对此,应以大学组织的文化属性为基础,以大学组织的文化整合机制为治理取向,着眼于组织特色塑造,坚持大学制度与组织文化的有机融合,协调大学治理结构中的行政文化和学术文化之间的关系,重点营造有利于树立现代大学制度权威的文化环境,创建拥有共同语言和大学精神的学术文化共同体。     

美国公司治理系统的文化分析

美国特色的自由主义文化对其公司治理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股权高度分散的组织设计和相关法律制度是顺应社会中带有公平理念、平民色彩的自由主义思想的结果，始终体现着股东利益至上的社会理念。近年来美国暴露出的治理问题，与其政府监管和内部监督机制失效有关，政府监管失效根源于经济自由放任主义思潮导致的经济自由放任主义政策，而内部监督机制失效则与崇拜成功的社会心理有着微妙的联禾。问题发生后。政府高举着股东利益至上的大旗迅速作出了对策。     

论国家治理现代化目标下的社会保障制度优化路径

国家治理现代化是中国发展的重要目标,而社会保障制度对实现这一目标具有重要作用.具体来说,社会保障制度是经济治理现代化的关键工具,为社会治理现代化的重要内容,是政治治理现代化的重要表征,为文化治理现代化的应有机制.为了加强国家治理的现代化,中国社会保障制度的优化路径为:发挥社会保障制度积极功能,推动经济治理现代化;优化社会保障制度体系,促进社会治理现代化;提升社会保障公平性,助力政治治理现代化;加强社会保障优良文化建设,推进文化治理现代化.     

大学学科治理：逻辑意蕴、实践困境与破解路径

学科治理是基于知识生产、组织行为、社会需求三重逻辑的必然选择,从学科建设走向治理是推进“双一流”建设的制度保障。现实审视,学科治理主体“貌合神离”、学科治理权力“僭越缺位”、学科治理制度“内外失衡”、学科治理文化“藩篱阻隔”等,制约了大学学科发展及其治理成效。实践中,亟须推进多元主体及其权力的协同共治、加强学科治理制度内外联动、强化学科治理文化的价值认同,实现学科持续健康发展。     

高校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文化建设制度化研究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当代中国凝神聚气的精神标识,汇集了全体中国人民的理想夙愿和价值追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我国文化建设中居于引领地位。高校肩负着立德树人的重要使命,高校文化建设要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构建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文化制度体系,通过确立制度思维方式、构建制度运行机制、完善制度运行保障、彰显制度运行效能,构建效能评价体系,使高校文化建设的制度化体现在法律体系和政策体系中,体现在文化治理和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建设中,推动高校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发展。     

校园制度文化的思考与感悟

学校是教育与培养人才的地方,学校方方面面的工作开展都需要借助校园规章制度的建设健全。毫不夸张的说,学校发展的基础与学校治理的本源都有赖于健全、充分、有活力的校园制度。也是学生健康成长、学习文化知识的有力保障。没有良好的校园制度,学校的管理将成为无源之水、无根之木,校园制度文化蕴藏于校园文化之中,是维系学校正常教学活动与形成健康校园文化必不可少的内在机制。本文结合在实际中所遇到的校园制度问题及治校策略的实施进行论述和分析。     

教师参与高校内部治理的文化路向

提高大学治理水平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教师作为大学的办学主体之一,在大学治理过程中起着关键性、决定性作用。本文从文化角度探究大学治理的方式,分析了教师参与高校内部治理的意义,提出了教师参与高校内部治理应该遵循价值理性的精神文化取向、权力均衡的制度文化取向、自觉自为的行为文化取向、以人为本的环境文化取向,推动大学科学、有序、高效发展。     

交叉学科治理的内在逻辑与实践路径

交叉学科治理是交叉学科建设与创新发展的重要保障。运用“整体性治理”思维,厘清交叉学科治理基本内涵和动力机制,提出“权力—制度—文化”等三维分析框架。交叉学科权力主体治理“失灵”、交叉学科治理制度供给不足、交叉学科治理文化的藩篱阻隔,无法有效回应交叉学科自身发展的内在需要和国家科技创新需求。亟须推动交叉学科权力主体的协同与共生、加强交叉学科治理制度的重塑与供给、重视交叉学科治理文化的交往与共享,从而促进交叉学科协同创新发展。     

论体制与“人心文化”——兼与张光芒教授商榷

文化是由物质层面、制度层面和精神层面的东西所构成的具有整体结构的复合体;物质层面的文化是外在的表象,呈现在人们具体的生活方式中,精神层面的文化是物质层面的文化的心理聚像和抽象表现,制度层面的文化是整个文化复合体的骨骼;物质层面的文化现象是其制度规定及其实施的外在表现,制度层面的文化规定和制约着物质层面的文化在精神层面的文化中的呈现。从社会治理角度看,精神层面的东西是无形的,不好直接规范和治理,只能提倡;而物质层面的东西,过于表象和琐碎,只能通过体制的规定、安排和实施加以规范。当然,体制不是一纸空文,不是写在文件中的规定,而是在实际的政治、经济、法律和社会生活中实际有用和奏效的制度和规则,正是这些真正奏效的制度和规则,才决定人们如何去做,才决定着真正的"人心文化"的样态。     

文化相连:村民自治有效实现形式的文化基础

肇始于上世纪的村民自治作为一种制度形态的存在,通过一系列的制度设计已经深深嵌入到乡村社会之中。不过,从村民自治的产生来看,它是自生于乡村社会土壤,在上升为国家制度后推行全国,逐步脱离了原有的乡村社会。当村民自治以统一的制度形式遭遇多样的乡土社会时,全国各地为推进村民自治进行了地方性探索与机制性创新。显然,这些探索和创新并不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而且植根于乡土社会的自治文化,并将绵延的文化与现代的制度耦合于村民自治的具体实践,逐步将传统文化融入现代治理结构之中,为村民自治的有效实现奠定文化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