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反垄断法的私人执行

自从我国反垄断法颁布施行以来,在私人执行方面存在着规定简单、原告资格难以确认以及举证责任困难等不足,通过完善其执行体制、明确私人执行的范围和举证责任适当减轻等,可以有效克服反垄断法私人执行的困难。     

我国反垄断法私人执行制度现状研究

为维持良好的市场运行秩序,我国于2008年出台《反垄断法》,以期通过该法规范市场结构和市场主体行为。实践证明,这部法律对我国的经济发展确实发挥了重要作用。然而,由于我国《反垄断法》在私人执行制度方面规定得比较模糊,在实践中缺乏可操作性,使反垄断法执法力度不足。因此,必须从反垄断法私人执行主体、程序、赔偿等方面着手,建立切实可操作的反垄断法私人执行制度,提高《反垄断法》的实效性。     

论构建我国私人反垄断执行制度的必要性

私人反垄断执行是当代西方国家经济法制中反垄断制度的重要手段。我国2008年颁布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虽然填补了我国反垄断法制长期空白的缺憾,但在制度建构上仍存诸多不足,特别是在反垄断机制设计上仅凸显了反垄断的行政执法路径,未明确勾勒我国反垄断私人执行制度。作者以期通过对垄断成因的简析,指出垄断的类型化差异。通过比较私人反垄断执行与国家反垄断执行的绩效,强调建构我国私人反垄断执行制度的必要性,以期能引起广大经济学者、法学者对这个问题的持续关注。     

我国反垄断法私人执行制度现状研究简

为维持良好的市场运行秩序,我国于2008年出台《反垄断法》,以期通过该法规范市场结构和市场主体行为。实践证明,这部法律对我国的经济发展确实发挥了重要作用。然而,由于我国《反垄断法》在私人执行制度方面规定得比较模糊,在实践中缺乏可操作性,使反垄断法执法力度不足。因此,必须从反垄断法私人执行主体、程序、赔偿等方面着手,建立切实可操作的反垄断法私人执行制度,提高《反垄断法》的实效性。     

我国反垄断法私人实施中存在的问题及其完善

反垄断法私人实施可拓宽垄断行为的救济途径,有利于实现竞争政策目标和促进反垄断法的公共执行。我国反垄断法私人实施过程中主要存在私人实施的赔偿制度不明确、公共执行对私人实施的促进性不足等难题。完善反垄断法私人实施制度,应构建惩罚性损害赔偿制度,设置其他合理的激励机制,改进反垄断法私人诉讼的证明责任。     

《反垄断法》私人执行中的救济方式

《反垄断法》的执行包括公共执行与私人执行。私人执行成为越来越重要的反垄断执行机制。我国《反垄断法》第50条对反垄断法私人执行机制的救济只进行了笼统的规定,笔者以为这与具有“经济宪法”地位的《反垄断法》不匹配,且极不具有可操作性。本文从《反垄断法》关于私人执行的救济方式的规定出发,分析其不足之处,并建议在有关司法解释或指南中从对原告与被告两方面,设置出更为合理的反垄断私人执行的救济方式。     

略论我国反垄断私人执行体制的建构

私人执行体制的缺少,导致《反垄断法》不能很好地被执行,实现不了其预期的价值。建构私人执行体制有相当的迫切性和可行性。合理的私人执行模式应当有＂宽泛的私人执行的主体资格＂、＂三倍以内惩罚性损害赔偿制度＂、＂人数不特定的代表人诉讼制度＂、＂主要由垄断方承担诉讼费制度＂、＂仲裁解决垄断法律争议＂五个方面。     

略论我国反垄断私人执行体制的建构

私人执行体制的缺少,导致《反垄断法》不能很好地被执行,实现不了其预期的价值。建构私人执行体制有相当的迫切性和可行性。合理的私人执行模式应当有"宽泛的私人执行的主体资格"、"三倍以内惩罚性损害赔偿制度"、"人数不特定的代表人诉讼制度"、"主要由垄断方承担诉讼费制度"、"仲裁解决垄断法律争议"五个方面。     

我国反垄断私人诉讼制度中的问题及其解决

反垄断实施体制包括私人诉讼,反垄断私人诉讼又被称为“第二防护网”。私人诉讼在主体、目标和激励等方面都具有特殊性,这些特殊性决定了其作用也是特殊的。我国反垄断法在实施体制上是行政加有限的司法控制模式,私人诉讼范围的狭小将削弱反垄断法实施的效果,有必要扩大反垄断私人诉讼制度的范围。     

反垄断法实施制度探讨

反垄断法实施包括公共实施和私人实施两种,两种实施制度各具优势,二者协调发展是保证反垄断法目的实现的基础。我国反垄断法对公共实施作了较详细的规定,涉及私人实施的内容较少,本文通过阐述公共实施与私人实施之间的关系,探讨完善我国反垄断法实施机制的路径,以期对反垄断法目的的实现有所裨益。     

试论我国国家赔偿制度的归责原则

随着我国民主与法治建设的进一步发展 ,“民告官”现象及其国家赔偿制度应运而生。关于国家赔偿制度讨论已久 ,但就其归责原则一直存在争议。而这又是国家赔偿制度的核心问题。本文在分析了国家赔偿制度归责原则的各种学术观点及我国立法现状的基础上 ,阐述了国家赔偿制度的归责原则应当为违法或明显不当原则     

论法律的和谐实施

法律的和谐实施在社会的和谐与科学发展中处于基础的地位。为使法律得到和谐实施必须做到法律理念的普遍信仰、"良法之治"、有效控制国家权力、司法裁判的公正、权威和实现公民法律监督的实质化等几个方面。     

新旧两派视野中假释制度的对立与传承

假释是一项历史悠久的刑罚执行制度,它有着深厚的理论底蕴,是刑事近代学派主观主义、特别预防主义、教育刑理论在刑罚执行制度上的体现。假释制度与刑法中的人身危险性理论有着密切的联系。在法律全球化、行刑社会化、刑罚轻缓化的全球背景之下,假释对于刑罚制度的完善具有极大的价值。     

论我国的行政强制执行制度

本文通过中外行政强制执行制度的比较、分析 ,指出了我国现行行政强制执行制度中存在的一些问题 ,提出了面对入世和依法治国的需要 ,我国应加强制定、完善行政强制执行法规。     

“车辆限牌令”下法院执行的困境与对策研究

基于缓解交通拥堵等公共利益的考量,我国上海、北京、贵阳、广州等地政府相继颁布并实施"车辆限牌令"。由于"限牌令"限制了法院判决、裁定直接进行车辆过户的物权登记规定,藉此对法院的协助执行法律文书增设了车辆指标证明的条件,致使法院陷入强制执行之困境。"限牌令"的上述制度安排,从法理上说有不当立法、越权审查司法文书和增设行政许可之虞,同时其规制成本过高,因规避虚假诉讼而有因噎废食之过。在此背景下,有必要从完善人大的备案审查制度、确立法院的司法主体地位、畅通当事人诉讼的救济途径、启动行政诉讼的司法审查程序和建立行政立法的利益表达、意见沟通机制等五个方面对其进行梳理和整合,从困境中突围而出。     

论侵权责任法中死亡赔偿金的赔偿标准

死亡赔偿金是对死者近亲属财产损失的赔偿。根据侵权责任法填补损失的救济功能,死亡赔偿金原则上不应适用统一赔偿标准,而应当采取以死者年龄和职业平均收入决定的差异化的赔偿标准,取消户籍因素对赔偿标准的影响,以体现侵权责任法矫正正义的法哲学思想。《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间接体现了这一原则,未来司法解释应当做出相应完善。     

基于个人数字助理PDA的移动执法系统设计

为了提高城市管理的质量和效率,解决城市管理过程中的现场执法困难,规范执法流程,有必要建立基于无线联网的移动执法信息系统。该系统利用个人数字助理PDA,实现城市管理人员现场执法、取证、现场处罚、法规查询、任务分派与回复以及人员定位等问题,实现现场录入、现场打印、共享资源的实时查询等功能。应用结果表明,基于个人数字助理PDA的移动执法系统能提高城管执法效率,提升城市管理水平。     

20年来中国出版法制建设的加强与发展

改革开放给中国出版事业带来了生机和活力。本文认为,新时期以来中国政府不断建立和完善出版管理制度,通过立法和制定法规,对出版行业依法进行科学管理,一套完整的出版管理法规体系已在中国初步形成,出版管理步入了法治化轨道。随着出版业的迅速发展,颁布出版法,将会使出版市场更加繁荣。     

当前行政执法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根据行政执法学的理论，结合行政执法的实践状况分析了行政执法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揭示了产生问题的原因，研究了推进依法行政的对策。     

法治离我们有多远——我国建设法治国家的历程和反思

法治作为人类现代政治文明的主要成果,已得到人们普遍的认同,作为当今世界潮流,也已是不争的事实。我国近代以来,以法治取代人治成为无数仁人志士终身为之奋斗的目标。百年过去后的今天,可以说建设法治国家已成为全国上下痛定思痛后取得的共识。但考察我们的法治进程可以看到,这种所谓共识只是表面的。我们的现实和历史让我们举步维艰。要真正建设法治国家,从理论到实践,我们都有很漫长的路要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