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想象到革命——中国当代文学“先锋时代”的开创

1980年代中期,为了追赶西方现代文学的步伐,反叛固有的当代文学创作模式,以马原为代表的一批年轻的先锋作家,在激情与想象中竖起了小说＂形式革命＂的大旗,从叙事和语言两个方面进行了一系列的形式实验。他们在颠覆当代文学传统的基础上,创造了一个属于他们自己的＂异质性＂的先锋文学时代。     

从“底层写作”到“打工诗歌”的批评综述

近年来,＂底层写作＂特别是其典型代表＂打工诗歌＂成为学术界讨论的热点。作为一种新兴的文学现象,＂打工诗歌＂是当代文学研究中一个不可回避的话题,具有研究价值。文本试图对当下批评界对＂底层写作＂特别是＂打工诗歌＂的研究作一个综述与评介,总结＂打工诗歌＂研究现状及＂打工诗歌＂的创作特征,确认＂打工诗歌＂在当代文学中所处的文学地位与彰显出来时代精神与现实意义。     

精英姿态的大众写作——北美新移民网络作家少君小说研究（1988-1998）

北美新移民的华文网络文学写作,在多重边缘的境地中生存并别具特色地繁荣发展。论文以北美新移民作家少君连续十年的《人生自白》百篇网络小说创作为例,研究北美新移民华文网络文学融汇各种因素和影响,最终形成＂精英姿态的大众写作＂的新范式。这种在消费社会中既能坚持精英质地又能拥有大众读者的写作范式,补充了当代华文文学一些重要的创作规律和审美法则,对于我们思考我国当代文学在中国消费社会中有品格地生存和有质量地繁荣具有启发意义和创新价值。     

顾彬再次针砭中国文坛

以“中国当代文学垃圾论”闻名的德国著名汉学家顾彬,日前亮相某卫视谈话类节目,与《收获》杂志副编审叶开共同探讨“中国当代文学的堪与不堪”。在这档节目中,顾彬口不择言,不但断言“中国当代文学存在很大的问题”,还一一评点了莫言、王安忆、阿城、安妮宝贝等国内知名作家。顾彬认为,著名作家莫言是个落后的小说家。“他现在还用章回小说——那种传统的创作方法来写作,说明他不是一个现代的作家。”     

当代文学思潮史上的"个人化"写作--以藏在人群中的陈染为例

中国当代文学思潮史在开始流行“代际”命名之前,最后一个有特色的命名就是“个人化”写作。而从1993年之前的创作情况看“,个人化”写作与“新写实”小说交叉互动,占据了当时文学创作主流。后来“,个人化”写作的代表人物陈染的写作日益陷入困境,而“新写实”的干将都纷纷投诚影视。仔细考量,陈染与“新写实”小说之间的现实联系、与现代作家郁达夫的历史联系千丝万缕。“个人化”文学思潮成为反思当代文学批评、反思当代文学史书写的典型个案。     

化身·左手·死亡：《盲刺客》与阿特伍德的创作理念

阿特伍德的小说《盲刺客》的女主人公艾丽丝将明明是自己写成的作品说成是与死去的妹妹劳拉共同用＂左手＂完成,这一表面＂匪夷所思＂的论断实际上隐含了阿特伍德关于写作的三个基本理念：第一,写作是作家被某个神秘化身＂附体＂的过程;第二,＂左手＂是这种神秘创作力量的隐喻;第三,作品是作家与死者＂协商＂的结果。通过分析小说中母文本与子文本之间的生成关系和子文本的作者归属问题,我们可以挖掘出阿特伍德本人对写作的定位与态度,这将有助于我们换一角度来审视写作行为,同时对于理解加拿大当代文学的特点与走向都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浅谈王小波叙事结构的特征

王小波作为一个文学理论丰富的作家,他成功地避免了中国后现代主义写作中所出现的一系列的弊端,将后现代主义叙事和中国当代文学特征巧妙地进行了融合。文章以《红拂夜奔》为例,着重分析王小波作品的叙述特征。     

谁来善待我们的心灵──当代文学中的“残酷”描写反思

当代文学中充斥着太多残酷血腥的作品,在阅读时会让我们感到不寒而栗。我们需要在文学中发现＂善＂,用＂善＂呵护、善待我们脆弱的灵魂。写作,是作家对存在的勇气的求证,人的良知与残存的善则是这种求证的答案。     

《白雪公主后传》的文本间性解读

文章定位于后现代主义文学代表作家唐纳德.巴塞尔姆的经典作品《白雪公主后传》,着重分析了在20世纪60年代对大众文化进行强烈批判的大背景中,作家如何通过＂文本间性＂（或＂互文性＂）这一后现代文本策略大胆地借助拼贴和戏仿的写作手法,将代表着大众文化的经典童话故事加以解构和重组,以碎片式的语言、人物和叙事揭示现代社会人们的心理、批判大众文化对现代社会人们的桎梏。     

莫言与中国当代文学

莫言与一百年前的泰戈尔在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后都引起激烈争论,这反映出东西方文化之间的尴尬,即东方人获得这一奖项首先要面对语言资格的问题。自从1990年代以来,1950-60年代出生的一批作家逐渐形成了一个强有力的创作群体,他们基本上代表了我们这个时代最高的创作成就,成为文学史上空前绝后的一代。许多优秀作家走上了民间的道路,莫言的民间立场和民间写作与拉伯雷所代表的文艺复兴时期的民间狂欢传统有相似之处。莫言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确实是具有开创性的一位作家。一部《透明的红萝卜》开创了先锋文学,一部《红高粱》开创了民间写作。就农民写作而言,莫言是自古以来最好的农民作家之一,他滔滔不绝地倾诉了几千年来农民遭受的苦难、委屈与痛苦。     

论陶渊明和梭罗的诗学走向

作为中外文学史上罕见的曾躬耕陇亩的文人代表,陶渊明和梭罗都主张回归自然,在自然中寻求一种独立的精神境界。“诗可以兴”是他们共有的诗学基础,不过梭罗在体验自然后又重新回归尘世,成为有内在精神思想脉络和政治承担的自然主义者,在他的作品中逐渐呈现的是“诗可以群”：而陶渊明在认清世人追名逐利的本性无可更改后,他逃离尘世去追求精神上的“洁癖”,他的笔下渐呈“诗可以怨”的特点。     

维特的“烦恼”与20世纪中国文学的“忧郁＂

《少年维特之烦恼》对20世纪中国作家有着明显的影响,而维特式“烦恼”或“忧怨”在20世纪中国文学中更是感染了几代作家并成为一种忧郁型的创作症侯。在艺术审美层面上,维特式忧怨与中国文学的感伤传统在“现代性焦虑”中融结,体现在20世纪中国文学的创作形态中便是感伤和哀怨。其次,20世纪中国忧怨类作品的基本表达方式是“舒郁”——心理倾诉和“解愠”——主观抒发。正是在东方化语境中,20世纪中国文学的忧怨类创作既有西方色调,也有本身的生成特性。     

史传传统的突破与形式革命的突进——论“新历史小说”的叙事经验

一部作品、一位作家、一种文学现象,只有纳入文学史的视野,在艺术流变和文化语境的纵横坐标中,才能准确判断其存在的价值和意义。将“新历史小说”放置于中国当代小说艺术流变进程中来看,一方面,文本所表现的历史故事形态,展现了一个时代的作家们历史观念的变革。另一方面,故事形态变革的深层推进力是20世纪80年代中国当代小说叙事观念的演进,是先锋作家们进行颠覆性的叙事革命中的又一次叙事展望。在历史的虚构性这一问题上,与其说是历史观念导致了作家的虚构,不如说是作家们对小说的虚构特质的认同和实践成全了虚构的历史。在意象上将虚构的历史故事纳入笔端,既突破了长期存在的史传传统的叙事方式,也使得其与之前的叙事革命相比,故事性、可阅读性明显增强。优秀的“新历史小说”文本中传达的历史况味以及人的生存感的真实性,构成了八十年代以来中国小说不断寻求让小说回归小说的书写方式的一种经验沉淀。在当今的创作文坛上,我们拥有太多的理由,将新历史小说的叙事经验进行不断的审度甚至于酝酿。     

《人类的代价》中的母性主题及对男性丛林神话的颠覆

巴巴拉·贝恩顿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澳大利亚民族主义运动高峰时期最有作为的妇女作家,她的作品发出了与当时以劳森和佩特森为首的男性文学主流截然不同的声音,这主要体现在她对丛林妇女生活的关注上。本文通过探讨贝恩顿长篇小说《人类的代价》中的母性主题,从而解读贝恩顿对以＂伙伴情谊＂为精髓的丛林男性神话的解构。     

越界狂欢：肉体献祭之谵妄及消解——对木子美等网络现象性别政治的文化解读

学界对于木子美等网络现象的研究,侧重于分析其女性主义立场,并大多倾向于作出伦理道德的价值评判。这无益于深入探讨该现象所蕴含的复杂文化涵义与隐秘的话语／权力关系。论文通过分析“看”与“被看”的意识形态效应,以图揭示木子美们如何掉进了这个虚虚实实的网络陷阱——网络脱衣舞与女性主义倡导的身体写作有着一种吊诡性的关联。在商业主义的合围中,性革命的失败与躯体的暴露形影相随。但与此同时,我们应考虑到更复杂的问题情境。术予美们的强力姿态与陈染、林白等人的自恋、幽闭构成了一种戏谑性的出离和反动。而且,狂欢性的午夜诗学通过身体献祭获得了越界的话语能量。     

文学小传统下的个体记忆与小说诗学——论宗璞《野葫芦引》

宗璞《野葫芦引》为探讨作家在文学记忆与历史细节的缝隙间如何经个人文学小传统而浸润出深厚而别致的审美底蕴提供了极具价值的个例。从文学传统的内在融合来看,《南渡记》《东藏记》在女性视角与知识分子心态的描摹上显现了独特的艺术价值。同时,作家对于战争的书写与关于历史的看法也将《西征记》里对世态人情的表现作了更为细致的审视。而已经完成的三卷本小说文本中对“野”这一小说诗学的建构方式．则从文学范本选择与长篇小说文体自律性的关联中为趋向世情／虚构流向的史传诗学提出了切实的当下指向．     

民间审美情趣支配下的死亡叙事——以《三国演义》和《水浒传》为例

在形成于元明之交这一历史断裂期的市民文化消费语境中,以《三国演义》和《水浒传》为代表的中国近世通俗文学,在具体操作死亡叙事的过程中,受到了“以奇为美”和“以惨为乐”这两种典型的民间审美情趣的深刻影响。在某种程度上讲,这两种带有原始的民间气息的审美情趣已经内化为通俗小说家常规性的文本叙事策略。民间审美情趣的强烈渗入,正是《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文本世界中的死亡叙事在美学品格方面区别于“文人独创型”文本中的死亡叙事的根本原因。     

从时间反差来看唐传奇的“作意好奇”——以《柳毅传》为典型来分析

＂作意好奇＂揭示了唐传奇作家主体意识的觉醒,反映了小说创作中引进想象、虚构等文学手段来布置符号、事件,以从中获得幻想的乐趣为意指,最终达到文本奇幻的阅读效果。唐传奇叙述中时间反差模式的运用集中反映了其＂作意好奇＂的特点,而《柳毅传》中的不同生命体的时间反差作为唐传奇中最为奇特的一类时间反差模式更是对＂作意好奇＂的内涵进行了全面的诠释。     

伊莱娜·肖瓦尔特理论的再现——《虹》中的三位女性

伊莱娜·肖瓦尔特在《她们自己的文学》一书中把女性写作传统分为三个阶段,即"女性的"阶段,"女权"阶段和"女子"阶段。第一阶段是女作家模仿并内化主导的男性审美标准,该标准要求女作家人人都是淑女阶段;第二阶段是女性主义女作家抗议男性价值,提倡建立分离主义者乌托邦和争取独立和权力阶段;第三阶段是继承了前两个阶段特点,在"在自我发现"时期发展出特别的女子写作和女子经验阶段。虽然《虹》中三名女性人物莉迪亚、安娜和厄秀拉不是女作家,只是普通女性,但笔者认为,她们正好分别再现这三个阶段——女性阶段、女权阶段和女子阶段。     

当代作家身份的体制化与文学转型——以丁玲为例

从现代文学向当代文学的转变意味着由新型国家限定的作家身份及其功能的变化。当代作家的身份不仅是作家,更是“革命干部”、“文艺官员”或“文艺战士”的身份。双重身份决定了作家必须调谐由此带来的矛盾,而调谐器正是国家所认定的社会阶级关系。论文将以丁玲为例,分析国家意识形态如何通过身份的体制化对作家进行规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