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际翻译中文化空缺的调变与美的顺应

世界各民族文化有共性也有个性.共性是有限的,个性是丰富的、广泛存在的.多样的个性造就了各民族间灿烂多姿的文化特性,同时也导致了不同文化间饱含文化内涵的文化空缺词的大量涌现.强烈的民族性障碍了跨文化交际中译者的有效性.然而译者并非弱者,而是具有主体创造意识的能动者.译者可以根据自己的审美意识按照源语文化空缺中所蕴涵的艺术动机和美学价值, 以最接近于原著的艺术效果的方式, 消除读者的意义真空, 传达源语空缺词所蕴涵的意义和文化信息,实现译语对源语空缺词的调变与美的顺应.     

文化预设视角下译者主体性研究——以《牡丹亭》译本为例

文章通过分析《牡丹亭》白之和许渊冲译本,从文化预设视角探讨译者主体性在文化翻译中的体现,发现译者对源语和目的语文化预设中的共享部分和目的语文化缺失部分的处理是译文质量的关键因素。译者可以采用增译、注释和省略等方法,激活目的语和源语文化预设中共享部分或补充目的语中缺少的源语文化预设。     

语境在语篇翻译中之影响

语境包括情景语境和文化语境．情景语境通过语域表现．由三要素——语场、语旨、语式构成。语境及语域理论对翻译有着很大的指导作用。译者在语篇翻译时,应将翻译视点从语言形式上转移到语篇的交际意义上．充分考虑语篇的情景语境和文化语境,恰当地表达出源语的语域特征。充分发挥译者的主体意识．力求源语和目的语在形式、意义及功能上的对等。     

歧义与翻译

因语言因素和非语言因素引起的歧义现象的制约, 译者的译语往往难以真实地表达源语的意义。为此, 译者不仅应该掌握源语的语言体系, 而且还应当懂得其文化体系, 要根据上下文的联系和源语所处的文化背景进行联想, 对可能产生的歧义进行修正或补漏, 以求尽可能达到译语与源语意义的一致     

论清末民初翻译理论中译者主体地位的构建

清末民初的翻译被赋予厚重的历史使命,它着眼于目的语的文化构建,这为近代中国特殊的历史环境和文化环境所决定.这一时期的翻译理论更加突出译者的主体地位,形成以译者为中心主体,以作者和译入语读者为两个边缘主体的翻译主体体系.译者这一中心主体就客体的两世界(源语与目的语世界)、三方面(共谋的主客体和目的)、六因素(源文本、源语、源语文化与目的文本、目的语、目的语文化)实施翻译.译者面对民族存亡,求救国、图自强、谋复兴,依靠翻译大力传播西方文化,积极构建中国近代文化.     

目的论视域下小说人名翻译策略--以沈从文小说为例

目的：论在文学作品的翻译研究上应用的越来越广泛,但纵观目的论视角下对文学作品的研究,少有针对人名翻译的开展研究。因此本文拟将以沈从文小说中的人名翻译为例,探讨目的论视域下小说的人名翻译策略和翻译方法。通过研究发现,小说的人名翻译策略主要取决于译者的翻译目的：想让源语文化“走出去”的译者一般采用异化的策略,同时采取音译法和直译法居多;而对源语文化抱有“请进来”目的的译者将采用归化策略,在翻译方法上倾向于意译法及音译加注法。     

译者主体性在文化翻译中的研究——以《红楼梦》两个译本为例

译者是翻译的主体,由于诸种原因,其文化地位在中国多元文化系统中却一度被边缘化。其实,在文化翻译活动中,译者的地位是举足轻重的。文章以《红楼梦》两种译本为例,探究在翻译活动中译者如何进行文化改写,论证译者的主观能动性受到意识形态、政治动机以及语言文化等因素影响,创造性地将原作以源语转化成目的语。译者即如架在源语文化和译语文化之间的桥梁。     

避免翻译隐性与读者文化框架的建立

社会文化框架产生于某些社会文化内容,是一框架与另一框架交际中产生的某些社会文化方面的差异,是框架理论的主要内容.翻译活动是译者在转化语言形式,译者是在自身母语框架和非母语框架之间转换语言,其译文不一定能够激活源语同框架,这将导致翻译的隐性现象产生——即隐含信息的缺失.避免翻译隐性化实现翻译异化,即译者在使用目的语翻译源语时,尽量采用源语的表达方式,使源语的文化框架再现于英语学习者面前,这将积极作用于读者社会文化框架的构建.     

《孙子兵法》中古代文化负载词的理解和翻译探析

对《孙子兵法》贾尔斯和林戊荪译本中古汉语文化负载词的翻译,从词源学的角度进行了对比剖析,文化差异和译者的文化背景的局限性影响了古汉语文化负载词的理解和翻译。译者应尽可能的传达文化负载词所包含的意义,以使目标语读者最大限度的理解源语。     

浅析英汉习语蕴含的文化内涵及其跨文化翻译策略

习语蕴涵着丰富的文化内涵。英、汉两种语言在表达和理解方面存在巨大差异,译者需了解源语和目的语之间的文化差异,并灵活运用各种翻译策略,才能准确再现源语要传达的意义、形式和风格。     

文化预设与翻译的误读

由于不同民族语言中文化预设的差异,以及理解的历史性,使得误读成为翻译之必然。在翻译过程中译者对源语文化预设的茫然无觉会导致无意误读。有意误读则是译语文化预设与源语文预设碰撞后所产生的扭曲与变形。我们认为这种有意误读不仅是译者对源语文化预设所做的个人选择,同时也是译者所处时代两种文化张力斗争的结果,因而也是一个时代的选择的侧影。不同时代的译者对同一源语文化预设所做出的不同选择记录了两种文化从冲撞、矛盾、抵触到相互理解、相互借鉴以及到相互尊重、相互融合的交流过程。因此,误读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和历史性,我们应从文化交流的目的出发,以科学的态度对待翻译中的误读,正确评价译文,从而提高翻译批评的质量。     

试论翻译中的文化预设及其翻译策略——基于Nord翻译功能理论

文化预设是沉淀于源语及源语读者心中的文化因素,是指导原语读者世界观、生活方式及行为方式的基本准则。它不仅制约着译者对原作的理解、文本信息的传递和接受,而且宏观上也影响着译者翻译策略的选择。Nord提出了翻译功能为主导的文本分析模式,预设性分析就是其中之一。文章基于Nord关于文本功能,及其在翻译过程中由于源语和目的语文化不同所产生的问题的论述,结合文化预设的例子,讨论分析Nord提出的文献式翻译和工具式翻译对文化预设翻译的实践指导作用。     

论文化语境下的文学翻译

文学翻译涉及很多文化因素,文化语境在文学翻译中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文学翻译受到包括源语文化语境、译入语文化语境和译者文化语境在内的文化语境的影响,译者从文本的选择、翻译策略的选用及文本的理解与阐释这一过程中,无不打上文化语境的烙印,因而作为文学翻译活动的主体和创造者,译者应具有深刻的文化意识。     

戏剧翻译中文化因素的制约与反制约——从目的论解读英若诚译《茶馆》

戏剧翻译时译者往往受到源语文化和译语文化的双重影响。根据翻译目的论,翻译目的决定了译者对于文化因素采取制约还是反制约的态度。译本是为舞台演出服务的,译者对人物语言中源语文化反制约的时候较多;反之,对舞台说明语言中的文化因素接受制约的情况较多。另外,译者的制约和反制约是辩证统一的。     

余国藩乡土语言英译行为研究——以《西游记》翻译为例

在译者行为批评视域下，通过对余国藩乡土语言英译行为研究发现，余国藩的译者行为与源语文化间存在着互动关系。译者在翻译中的“求真”行为主要体现在乡土意象、乡土情理、神仙形象塑造等方面的忠实。译者的“务实”行为主要表现在对文本中源语文化的解读、中西文化的融通、文化内涵可读性的实现等方面。译者在翻译中“求真”行为的目的在于对源语文化的“务实”。而余国藩译者行为的动因源于他的学者型译者身份和对中国文化的认同。     

论异化翻译及其文化意义

翻译不是简单的两种语言的互换。在翻译过程中,译者必须考虑到源语和目的语所处的不同的文化环境,进而选择翻译策略。有关归化与异化之争,翻译界由来已久。本文从文化角度出发,探讨异化翻译对于目的语语言及文化的意义。     

论双语新闻翻译中译者的主体性

作为一种语际转换活动,翻译要求译者对源语意义和目的语意义在双语空间中对所涉及的概念编译。对于新闻翻译,要求亦是如此。针对中西新闻标题,新闻语言特点的差异,译者的元语言处理与其认知和体验活动是分不开的。     

目的论视域下小说人名翻译策略——以沈从文小说为例

目的论在文学作品的翻译研究上应用的越来越广泛,但纵观目的论视角下对文学作品的研究,少有针对人名翻译的开展研究。因此本文拟将以沈从文小说中的人名翻译为例,探讨目的论视域下小说的人名翻译策略和翻译方法。通过研究发现,小说的人名翻译策略主要取决于译者的翻译目的:想让源语文化"走出去"的译者一般采用异化的策略,同时采取音译法和直译法居多;而对源语文化抱有"请进来"目的的译者将采用归化策略,在翻译方法上倾向于意译法及音译加注法。     

文化语境对文学翻译的制约

文学翻译不仅受制于源语文化语境与原作者文化背景,而且也受到目的语文化语境和译者文化意识的制约.因此译者主体性体现在选取合理的翻译策略来协调两种不同文化.从而实现文化互动与交流.     

符号学视角下的翻译机制

本文以Peirce的符号学三元观为切入点,分析了符号学视角下的翻译机制,指出翻译实质上是符号转换的过程,是译者理解源语符号并向目的语符号读者传递对等文化意义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