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出一派“新考证学”——梁启超“新史学”对民国新历史考证学派的影响

今人在考察梁启超“新史学”与民国新历史考证学时,多将梁启超重通史以求致用的思想与新历史考证学派偏专题史以求真的理念加以比较,强调二者之“异”,隐蔽了梁启超“新史学”中“求真”的一面以及新历史考证学派“致用”的倾向和对“通史”的追求,以错位的参照系人为制造了学术发展脉络中的“断裂”与假象。梁启超不仅对胡适、顾颉刚、傅斯年等新历史考证学派个人治学产生了多维影响,而且开启了此派拓展历史研究领域、扩大史料搜集范围、注重多学科方法治史的面相,体现了学术的渐次推进与内在理路。从中国史学近代化的整体历程来看,无论是梁启超倡导的“新史学”,还是民国时期兴起的新历史考证学,二者走在同一条大路上,均以西方新学理为利器,并从中国传统学术中提取“科学”资源,借此推动中国传统史学的近代转型。     

梁启超对顾炎武学术精神的评价——兼谈梁启超与清代实学的关系

梁启超评价顾炎武为"清学开山之祖"、清代学术"黎明运动""第一人"。他总结了顾的学术精神及成就,并认为必须将传统治学精神与近代先进的科学方法结合起来,才能使中华学术发扬光大。梁启超这一学术思想及一批著作的形成,使他在上世纪20年代实现了由启蒙思想家、政治家到学术大师的角色转换。     

西方史学与梁启超新史学思想关系之再探讨——基于几个侧面的考察

关于西史东渐的起点问题,目前学界有两种观点,笔者更赞同以19世纪初西方新教传教士译述活动为起点。关于西方史学与梁启超新史学思想关系,在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从几个侧面做了探讨。一是重"民史"观念溯源:除《肄业要览》外,《泰西新史揽要》对于梁启超批"君史"、重"民史"观念的影响也不容忽视;二是"史学之界说"溯源:史学界说之文本虽是从《史学原论》直接借鉴的,但其进化思想与进化史观早在1896年以前阅读《泰西新史揽要》时就已奠定了基调;三是分期、纪年等编纂体例溯源等:梁启超关于中国史分期的观点,从立论的基点来讲,是直接从桑原处借鉴的,而《万国通鉴》却或多或少地奠定了他历史分期方法的大框架基础。     

一部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史学巨著－梁启超《新史学》历史作用简析

1902年，梁启超撰写了他的史学名《新史学》，该论对封建史学思想进行了批判，对史学近代化进程起了理论奠基作用，同时也有提倡民族主义精神，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的作用。     

萧一山与“新史学”

萧一山是"新史学"流派的承继者和开拓者,治学深受梁启超影响,形成博通的风格,不仅在融合中西文化基础上将"新史学"理论向前推进一步,于历史观和史学功能等方面提出独到见解,而且将其贯彻到清史编纂的实践中,撰成气象博大、新意迭出、风格独特的《清代通史》。他不仅为清史研究开辟了新的局面,而且为历史编纂的现代转型作出卓越贡献。     

一部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史学巨著--梁启超《新史学》历史作用简析

1902年,梁启超撰写了他的史学名著<新史学>,该论著对封建史学思想进行了批判,对史学近代化进程起了理论奠基作用,同时也有提倡民族主义精神,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的作用.     

论特纳的“新史学”思想

特纳的边疆学说和地域理论影响颇大,重政治史和精英史的狭隘,扩展了史学研究的范围;究的现实功用,将史学研究的主观性和客观性并重。但他对史坛的贡献更在于他的新史观。他打破了传统史学只提倡跨学科研究,拓宽了史学研究的路径;开始重视史学研     

西学东渐与梁启超“新史学”的奠基

甲午战争后中国近代新史学的兴起,是西学在中国的传播及中国面临空前的民族危机,一代先进的史学工作者探求史学“究当世之务”的结果。以梁启超为代表的近代新史学具有以进化论史学代替传统鉴戒史学的特瓦,以及史学为现实服务的明确目的。     

历史的镜像：梁启超“新史学”的多元想象

谈中国近代史学的演变,总绕不开梁启超,尤其是他的《新史学》,对传统史学所带来的震荡效应,至今余波荡漾。吾国史学在经历近代百年的变化,此一吸收与反思的过程中,究竟所谓“新史学”的观念带给中国近现代史学何种面貌?又产生了何种影响?这是值得吾侪深思的大哉问!梁启超及近代史学的前辈们,无论直接或间接引进欧美、日本的近代史学方法与观念,其目的均在借异域之学改造旧史,以达其所谓之“新”。然而,在新、旧二分法下,往往是以西方史律衡绳吾国旧史,如此关照下,旧史仿佛“镜中之妖”,史家本人于镜中观看到的,是支离破碎的旧史,绝非传统史学的原貌。梁启超的学术思想素以多变著称,其史学的变化深受时代环境及知识来源的影响。本文非全面性检视梁启超史学的研究,反聚焦在其“新史学”倡议下所产生的诸多问题,如采进化主义观点对传统史学的批判、对史学定义的游移与多变性以及向传统史学的复归等议题。梁启超史学的诸议题,提供我们对现代中国史学的多元想象。     

浅谈梁启超的新史学成就

梁启超,同治十二年正月二十六日（公元1873年2月23日）,生于广东省新会县。字卓如,号任公,义号饮冰室主人。自幼习读古书,十岁时被称为“神童”．十二岁中秀才,十七岁中举人。青年时期与康有为、江康年结识,并从师于康有为。     

论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中的科学精神

在《清代学术概论》中,梁启超将清代思潮的变迁过程分成三个不同的阶段.而贯穿三个阶段他所予以重视的关键性精神即是“科学精神”.梁启超所关心的问题在于学问该如何得到发展,并且忧虑“致用”的主观动机容易介入研究过程,从而影响其客观性,因此,梁启超主张学者应避开去问所治的学问是否实用.“为学问而治学问”,这就是梁启超《清代学术概念》中所要表达的中心思想.梁启超深刻地体会到了政治权力主宰真理和正义的严酷现实,他所站到的非政治性立场本身就在政治社会环境中.《概论》在政治思想史学上具有深刻的意义.     

论梁启超的“中国通史”情结

梁启超在1901年提出“中国史”概念,此后直到去世前都特别重视《中国通史》的写作,并设计框架,进行了阶段性写作.由于《中国通史》工程浩大,梁启超实践了一条会通“专史”以成“通史”的写作路数.在专史中,又特别钟情“中国文化史”.梁氏意在通过史学写作来激励民志,为中国在世界史上争取地位.     

从《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说到“新史学”

梁启超在1901年的《中国史叙论》和1902年的《新史学》中,提出了"新史学"的思想,领导了中国"史学的革命"。在他晚期的《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和《中国历史研究法》中,梁启超再次谈到了"新史学"的问题。文章比较了他的"新史学"与所谓的旧史学有哪些不同,以及他早期的"新史学"思想和晚期是否相同。另外文章探讨了他的这些新思想,在哪些方面受到前人的影响,又对于当时史学界、对于后来史学学科的建立产生了什么作用,尝试解决上述问题。     

论“新史学”视域下的中国教育史研究

本从史学观、史学方法论、史料观三个角度对20世纪上半叶“新史学”的内涵进行了梳理，并分析了它们对中国教育史研究的主要影响，旨在揭示在“新史学”视域下中国教育史呈现的状态。     

梁启超《新史学》对今日中学历史教育的启示

梁启超《新史学》共六部分,依次为“中国之旧史”“史学之界说”“历史与人种之关系”“论正统”“论书法”“论纪年”,而对“中国之旧史”的批判是“新史学”论纲的突出部分。梁启超认为,“中国之旧史”有“四弊”：一是“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家”,二是“知有个人而不知有群体”,三是“知有陈迹而不知有今务”,四是“知有事实而不知有理想”。     

论佛学对梁启超晚期史学的影响

梁启超晚年偏爱佛学,在史学研究中大量使用佛学话语来解读历史和史学,倡导史学界重视佛教和佛学,故其晚期史学思想也深受佛学理念的影响,在历史发展动力、因果律的理解及经世致用思想等方面表现出不同以往的思想倾向,体现出明显的佛学取向。佛学的影响使他更加注重历史发展主体性因素和精神作用,塑造了其晚期史学的基本风貌,并使其得以融汇佛、史,以佛家的胸怀践行史家的天职。     

论梁启超的国家“精神”

梁启超赋予国家以内在的"精神",从而似乎让其"活"了起来。梁启超的国家"精神"有三种表现形式:法律、主权与文化,它们是梁启超有机体国家观的自然结果,在其政治思想中占据重要地位。梁启超国家"精神"的目的是为解决两个重大问题:对内统一、对外独立。     

自由、民主、良知与“新史学”——梁启超与李大钊思想的比较研究

梁启超和李大钊作为近代中国最有影响力的伟大的思想家、启蒙家,是反封建的思想斗士,他们的思想也为中国革命、社会变革等提供了强大的思想支撑。梁启超和李大钊关于自由、民主和良知方面的阐释既有共通的地方也有自己独到的见解,并且在今时今日仍具有重要意义。但由于所处时代的局限性以及种种原因,梁启超和李大钊的思想也不可避免地存在着缺陷,有些地方值得深入探讨。从中国知网可检索到的文献看,对于梁启超和李大钊思想比较全面系统的研究和分析比较少,近期的相关研究更少。因此,这一比较研究既有利于对二位的自由民主思想有更深刻的认识和理解,又有利于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进程。     

清代乾嘉之际“实事求是”思想内涵的三重向度

“实事求是”是清代乾嘉之际学者治学的基本宗旨与理念,其具体指向体现在与经学研究有着密切联系的语言文字、天文律数、方志传记和先秦诸子等方面的校勘文本、考订史籍、辨别伪书、搜辑佚书等工作。乾嘉之际,其思想内涵呈现出“推明古训之学”“实践之学”与“科学之学”的三重向度,展示了世纪之交学术思想新的态势。     

钱大昕的文论、史论与“理”论

钱大昕作为一位清代的汉学大师 ,乾嘉年间主流派学术的重要代表人物 ,却并非一心如枯井 ,死水微澜 ,仅于音韵、度数、考据的章句小儒。其沛然的文论 ,奔涌的史论以及深刻的“理”论 ,无不清晰地折射着强烈的“时代精神”。从钱大昕的治学中实可反映出乾嘉考据学者的一般治学倾向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