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汉语方言写作试论

在20世纪80年代开始,有不少作家公开称“用现代汉语方言进行写作”。方言写作有历史渊源,但方言写作从古到今都面临许多困难,特别是在普通话在全国全面推广的今天。     

方言对初中生作文写作的影响探究

方言作为重要的交际工具,在人们的生产生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通过对四川省南江县某农村中学初中生作文的抽样调查发现,该地部分学生的写作受方言的影响明显,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方言词汇和普通话词汇窜用;第二,方言句式与普通话句式杂糅。举例列出方言影响作文的现象,结合该校实际情况分析其原因,并提出应对方言影响作文的策略,以为方言区写作教学提供参考。     

陕南方言与推广普通话

陕南方言属于北方方言西南官话，是普通话的基础方言，与普通话存在种种分歧与对应规律，主要表现在语音方面。声调与普通话对应整齐。陕南方言许多流行的说法都表现了它与普通话的差异，并都有与之相对应的普通话说法。     

地方方言对小学作文教学的影响

虽然社会和学校都在积极地推进普通话的学习和教育,但是在很多的地方,地方方言还是学生在日常生活中的主要交流方式,很多小学生的普通话水平还是有待提高。地方方言的盛行给这些小学生的学习交流带来了很大的不便,特别是关于小学语文的作文写作,他们没有最基本的普通话的交流观念,在实际的写作中显得毫无优势。地方方言的盛行,让小学生作文的写作成了语文教学的难点。本文将围绕着地方方言对于小学作文教学的影响以及应对的措施展开探讨,为积极地解决这个问题提高新的思路。     

泉州方言人称代词的使用

泉州方言的人称代词在用法上与普通话的代词有相似之处,但也有一些区别.文章对泉州方言人称代词的用法做了全面的考察,并将之与普通话及其他方言的人称代词进行对比,从而找出泉州方言人称代词的特殊用法.     

《增补汇音》音系与普通话音系比较研究

<增补汇音>是一本方言韵书,它反映了19世纪20年代漳州地区漳浦以东接近龙海、厦门一带方言的语音实际,本文将之与普通话音系进行了全面的比较,发现:<增补汇音>更多地保留了早期历史性的语音标准,而普通话则保留着晚期历史性的语音标准.     

新疆汉语方言语气词探析

新疆汉语方言的语气词与普通话的语气词相比,不仅字音、字形与普通话的不尽相同,而且一些语气词在普通话里找不到与之相对应的词。可以说,新疆汉语方言的语气词显示出了浓郁的新疆地域特色。     

山西方言在现代汉语课程教学中的作用——评《现代晋语的研究》

<正>“现代汉语”是我国高校课程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文系（汉语言文学、戏剧影视文学、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等专业）必修课程之一。现阶段,高校现代汉语课程的教材、课件、教辅资源等开发,主要以普通话体系为基础。而普通话作为现代标准汉语言说体系,其创生时间是比较短的,无法与历史悠久、源远流长的各地方言体系相媲美。同时,普通话本身也源自“北方官话”这一方言体系,以普通话为工具展开现代汉语课程教学,而忽视其他方言的影响力,很显然存在“以偏概全”的问题。晋语（山西方言）是中国十大方言之一,历史上山西地区一度处在中国文化、政治、经济的核心圈,可以说,     

语言文字与文化的视野融合——论瞿秋白对方言与普通话关系的探索

七十多年前瞿秋白对普通话与方言之间的关系的把握和认识,对今天仍存在着的普通话与方言的关系的分歧和论争,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瞿秋白的前瞻性在历史的流变中已经得到了印证,这也就意味着他仍然可以为我们今天的文化生活和语言教育提供借鉴和支持。其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对“过渡时期”两种语言存在的必然性的论述;二、提出并倡导“同化原则”;三、阐明以方言文学推动普通话进步的观点。     

简论新时期小说的方言写作

在现当代尤其是新时期以来的小说创作中,方言写作现象越来越成为我们无法回避的一个存在。方言写作并不是新时期才出现的,而是在中国文学的历史中一直存在并逐渐发展的;方言写作在新时期的小说创作中备受青睐并不是偶然的,而是种种原因合力下的结果;方言写作在新时期的创作中既表现出对传统的继承,也有所创新,展现出新的特点;新时期的方言写作发展与危机并存。     

“军事文学”兴衰中的《红高梁》

1984年9月,进入“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学习的莫言,终于圆了他多年的大学梦,然而,“军艺”的学习也成了莫言文学创作生涯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刊载于1986年《人民文学》第3期的《红高粱》给莫言带来了极大的声誉,寻根文学、先锋文学等文学思潮对其的争相命名,构成了《红高粱》最耀眼的一道光芒。论文以80年代文学生成的视角,具体考察《红高粱》诞生的过程,试图从纷繁复杂的“红高梁”现象中,厘清《红高粱》的创作意图以及莫言与80年代高潮迭起的军事文学之间的关系,深入分析其创作困境、策略以及其与80年代文学思潮之间的相互影响。     

《谈艺录》与《宋诗选注》对陆游评价之对比

钱钟书《谈艺录》和《宋诗选注》对陆游文艺观、作品、人品和创作方法等表现出了迥异的态度。究其因,《谈艺录》著于解放前,《宋诗选注》著于“反右”和“大跃进”的特殊时代。通过对二书关于陆游诗歌的爱国主义思想、爱国诗的创作动机及记梦诗特征评价的比较,分析钱钟书的写作旨意和趣向,以期能对把握陆游作品价值及其文学史地位有所裨益。     

“延安文学模式”的形成及推广

"延安文学模式",在20世纪40年代形成于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解放区。它以毛泽东的延安《讲话》为指导思想,以新的主题、新的人物、新的语言和形式为特点,强调文学的政治性,强调文学为工农兵服务。第一次全国文代会确认毛泽东的《讲话》为新中国文艺工作的总方针,这是"延安文学模式"推向全国的标志。"延安文学模式"的形成并非一朝一夕的事,它有一个历史演变的过程。《讲话》对新中国的文艺事业的发展起过重大的指导作用。     

何其芳对《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讲话》的接受与创造性阐释

通过对何其芳建国前后接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过程和其言论、文章等的介绍与分析,认为何其芳作为毛泽东文艺思想的主要阐释者,在接受和阐释《讲话》的过程中,坚持在原则上与《讲话》精神保持一致,但在具体分析文艺问题时,结合创作实践和文学艺术自身的规律、特点,相应地进行了创造性阐释.这也体现了何其芳文学思想的矛盾性.     

文艺美学的解释学转向——读李咏吟的《文艺美学》

文艺美学,作为一门具有原创性的新兴学科,出现于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大陆。李咏吟先生的《文艺美学》,是第三代学者对文艺美学学科进行的一种全新的探索。本文以《文艺美学》为依据,从理论转向,理论体系,学术特色等方面阐述李咏吟先生的文艺美学思想,并凸显其理论谱系和理论贡献。     

庄子文艺思想及其影响探微

庄子的思想对中国文论的建构有着重要的影响。天籁自然说构建了审美标准和艺术创作原则。虚静和物化说指出创作和构思的诗外功夫,对诗歌意境说及其流派的产生有着决定性的影响。其言意之辩的追问导致庄玄禅之合流,并形成了＂意在言外＂和以禅说诗的传统。庄子思想对西方哲学、文论影响很大,其以物观物的感应方式与现象学有着内在的一致性。     

从都市文学复兴看80后文学的成功之道

80后文学在某种意义上隶属于都市文学。80年代初都市文学开始复兴,它在意识形态、写作对象、写作目的等方面为80后文学的成功创造了条件。从都市文学的复兴入手来研究80后文学的成功之道,对在市场经济下文学发展有着重要意义。     

伤痕、反思文学中的暴力叙事

30年代的左翼文学,40年代的延安文学以及新中国文学都用自己独特的方式书写了关于＂革命＂的记忆。而这种独特的书写方式肯定了暴力叙事在这些文学作品中的作用,＂十七年文学＂、＂文革文学＂直到新时期的＂伤痕文学＂、＂反思文学＂,这种暴力叙事一度成为主流的写作伦理在伤痕、反思文学中。本文旨在肯定它们在发现大写＂人＂的同时,着重阐释伤痕文学与反思文学中的暴力叙事。这种暴力叙事不仅来自于肉体的暴力,更源自于精神上的暴力,而那种受害者不自觉加在受害者身上的精神施虐更加深了这种精神上的暴力。     

十七年文学叙事成规的建立与影响——文学史视野下的《我们夫妇之间》

由批评《我们夫妇之间》而引发的＂萧也牧事件＂,成为当代文学思潮史上的一次较为重要的文学事件,但现有的学术研究对于它的定位不够全面。＂萧也牧事件＂构成了＂十七年＂文学规范建构中的重要一环,反映出主流意识形态对文学如何叙述现实的规训。这次事件的影响,在于明确文学对现实的叙述要按照＂讲话＂方向所设定的工农兵话语秩序进行。与此同时,《我们夫妇之间》受到批判之后,＂十七年＂的城市文学创作日益纯洁化、叙事简约化,对于都市生活的体验要么回避,要么予以负面批判,城市文学的意识形态化色彩也日益浓厚。     

贺拉斯的“教”与“乐”——从文学创作的角度看“寓教于乐”

贺拉斯肯定了文艺既具有教育功能,又具有娱乐功能,并对二者采取了并重的态度。“教”,从广义的范围来说,应该包括当时特定历史条件下社会意识和个体意识的综合。诗,就是审美价值发生、展开与实现的中介,在诗人的思想与感情熔铸的“一度审美”的“教与乐”,此时,也在欣赏者的“二度审美”中重现为“教与乐”,在读者的头脑得到价值的传承．《诗艺》是理解罗马文学创作原则的主要来源,也是理解古希腊文学的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