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目录学述评

敦煌學研究工作越是發展。對敦煌目錄學的要求就越是迫切。敦煌目錄方面的工作在七十年代中到八十年代末取得了可喜的成績。對此,我們作一次簡單的介紹與述評。 (一)各種舘藏目錄七十年代末期以來,國內一些圖書舘,博物舘陸續發表了所藏敦煌漢文遺書卷子目錄。其中主要的有七種: 1.《敦煌文物研究所藏敦煌遺書目錄》敦煌文物研究所資料室編 發表在《文物資料叢刊》     

跋祁承煠《两浙古今著作考》稿本

此山陰祁氏澹生堂抄本《兩浙古今著作考》十五册,祁承爍著。未刊稿本也。《千頃堂書目》卷十有祁承爍《諸史藝文鈔》三十卷,又《兩浙著作考》四十六卷一條,諸家著錄,僅見有此。《澹生堂全集》,崇禎刊二十一卷本,自涉園陶氏流出,後歸北平圖書館。藏園傅增湘曾記其卷十二“戊午曆”中有輯《兩浙著作考》,半載而成之語,是此書輯於萬曆四十六年也。其書湮沉三百餘年,世無知者,而今一旦更出,豈非快事。余初聞石麒見告,有澹生堂抄本一部出於杭市,書为殘帙,而索直奇     

城南客话 徐文长论書畫

文長書畫的來源徐文長善書法。陶望齡《徐文長傳》謂 渭於行草書尤精奇偉傑。嘗言吾書第一,詩二,文三,畫四,識者許之。袁宏道《徐文長傳》云: 文長喜作書,筆意奔放如其詩,蒼勁中姿媚躍出。子不能書,而謬謂文長書决當在王雅宜、文徵仲之上。不論書法而論書神,先生者誠八法之散聖,字林之俠客也。陶望齡謂文長“其論書主於運筆,大概仿諸米氏云”。黃汝亨《徐文長集序》謂:“書似米顛,而稜稜散散過之,要皆如其人而止”。文長書受米字的影響是明顯的,但不主一家。文長題跋,屢次提到南宮,但並不特別地推崇,以为是天下一人。他對宋以後諸家書的評價是公正客觀的,不立門戶。《徐文長逸稿·評字》:     

敦煌语言文学研究述评

自1982年7、8月間敦煌文學研究座談會以來,據不完全統計,到目前為止,國內報刊共發表有關敦煌語言、文學方面的論文、資料四百多篇,專著、論集、專輯二十多種,充分說明我國敦煌語言文學研究已進入新的階段。 (一)敦煌語言研究敦煌遺書內保存着十分豐富的韻書、字書等方面的文獻資料。遠在1921年,王國維率先抄錄印行     

賀昌群先生書信選刊

賀昌群(1903-1973)字藏雲,四川馬邊人,著名歷史學家.曾就讀於滬江大學,後任職於商務印書館,抗戰期間任浙江大學、中央大學教授,1949年之後任南京圖書館館長、中國科學院圖書館副館長等職.先生治學範圍涉及宋元戲曲、中西交通史、敦煌學等領域,著有《元曲概論》、《漢簡釋文初稿》等. 南京大學圖書館收藏有賀昌群與吕叔湘、李小緣先生之間書信多封,這些書信作於1943年,為我們了解以上幾位先生之間的交往,以及先生治學等情况均有參考價值.     

北京大學東語系所購陳寅恪藏書殘目

正關於陳寅恪(1890—1969)與語文學(philology)之間關係的問題,雖然學術界歷來多有討論,但是有一批重要的相關史料卻一直沒能進入大家的視野,這就是原藏北京大學東語系圖書室,現歸北京大學圖書館特藏部管理的陳寅恪舊藏東方語文學類書刊。衆所周知,這批書是陳寅恪在1946年10月重返淸華大學後於翌年賣給北大東方語文學系的,賣書的直接原因是購煤取暖。蔣天樞(1903—1988)在《陳寅恪先生編年事輯(增訂本)》民國三十六年(1947)條下對此事做過簡要的記述:     

木犀軒藏書進入北京大學圖書館的前前後後

作爲北京大學圖書館古籍善本精華的木犀軒藏書,於1937年由袁同禮、胡適等人與原藏家李盛鐸家屬開始議價,但一度因抗戰烽火中斷;1940年,才以40萬元的價格,歸入當時在北平淪陷區的"北京大學圖書館"收藏;1942年,木犀軒藏書全部入藏"北京大學圖書館",并由吴豐培、華忱之等人進行了點收和編目;1956年,在趙萬里、宿白等人的努力下,《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李氏書目》出版。     

《清初之遺民與貳臣》自序

正本書文字所用之文獻,多取自清初別集;鋪叙論述,大皆圍繞當時之遺民與贰臣間之交游。兹輯成集,用便就正於海內外之方家。憶余三十年前訪書滬上,於范祥雍先生齋頭得見曹溶(秋岳、倦圃。1613-1685)《靜惕堂詩集》(雍正三年刊本)。曹秋岳於順、康間,以朱明之舊臣,累膺地方大吏,南起百越,西北至雲中,名列《贰臣傳》。《靜惕堂詩集》乃余久欲得讀之書。當日蒙范先生允假歸客舍,窮旬日之力,翻讀曹集,然後知秋岳於康熙改元至二十四年(1662-1685)     

《说文解字诂林》述论

丁福保(一八七四——一九五二)字仲祜,號梅軒,又號疇隱居士,曾任京師大學堂及譯學館教習。而“壯歲辭教習,不服賈,不作吏,購書十五萬卷。讀書日有程課,與作諸生時無少異,如是者三十年”。除本書外。還編有《佛學大辭典》、《古钱大辭典》、《文選類詁》、《全漢三國晉南北朝詩》、《歷代詩話續編》、《清詩話》、《正續一切經音義》、《道藏精華錄》拟及《四部總錄》等。生前不計,即其身後而論,從一九五九年中華書局的《全漢三國晉南北朝詩》,到二○○五年北京圖書館出版社的《道藏精華錄》,丁氏所編的多種工具書及數據書由於“都是博大淵深,包羅宏富,一帙在手,尋選必要的參考數據,有左右逢源之便”而一再印行,為文史研究者廣泛取用。     

《王國維遺書》重刊弁言

一九二九年,在王國維自沉頤和園兩年後,他國内的學術知音羅振玉主持纂録了《海寧王忠愨公遺書》,他海外的學術知音伯希和在《通報》上發表紀念文章,稱這是羅氏"真誠地懷念摯友而爲之樹立的紀念碑".十一年後,曾參舆前書工作的他的助手舆學生趙萬里又主持纂録了更完備的《海寧王静安先生遺書》,也就是現在重印的這部《王國維遺書》以下簡稱《遺書》),我們也可以套用伯希和的話稱這是趙氏真誠地懷念導師而爲之樹立的紀念碑.盡管還存在着搜羅未全、校讎欠精等問題,但它依然是半個多世紀以來流傳最廣、影響最大的王國維著作集.《遺書》牧録王著四十三種凡一百零四卷.兹參酌趙萬里《王静安先生著述目録》,《静安先生遺著選跋》、儲皖峰《王静安先生著述表》、王德毅《觀堂先生著述考》、洪國樑《王國維著述編年提要》等相關資料,略叙如次.     

鸠摩羅什《通韻》考疑暨敦煌写卷S.1344号相关问题

(一) 倫敦收藏的敦煌寫卷中,標號S.1344的是一份殘卷。殘卷正面是數通唐令,抄寫頗为零亂,並有塗鴉。唐令標出了年代,可以辨識的有咸亭、垂拱、天授、證聖、長安、景龍、開元幾種年號,但並未都依時間先後排列。残卷背面分別抄寫有兩部分文字。第一部分文字首句“鳩摩羅什通韻”,但以下是否即抄錄的所謂鳩摩羅什撰寫的《通韻》一文,並不很清楚。第二部分文字則比較明確,首題“修多羅法門卷第一,紀王府掾太原郭銓奉敕撰”,以下是抄錄的内容。紀王是唐太宗第十子李慎,《舊唐書》、《新唐書》中有傳,初封申王,貞觀十年封紀王。兩部分文字为一人所抄。從正面所抄唐令的年代和紀王府掾郭銓的名號以及書寫字體等推測,大致可以判斷這份寫卷是初唐或中唐時所抄,中唐時可能性更大一些。原卷未見,倘原卷正反面判別元誤,依照慣例,正面的唐令抄寫在前,而背面的     

論《群書治要》的以史爲鑒:兼論《治要》的"通史"意識

唐代初年,文治武功皆盛,唐太宗命魏徵等人編撰《群書治要》五十卷,務爲治國要道.成書以後,漸有佚失,《宋史·藝文志》以後即不復載録.《治要》在唐代晚年已傳至日本,最少有四位日本平安時代的天皇曾經誦讀此書,故此書在日本得以保存,并於清嘉慶年間回傳中國.《群書治要》所引典籍,包括經、史、子三部共65種.卷一至卷十爲經部,卷十...     

論顏師古釋經與《五經正義》之異同

唐太宗於貞觀四年(630)下詔顏師古考定《五經》之文。貞觀十一年(637),師古復奉太子承乾命,爲《漢書》作注。《漢書》多采經説,《漢書》顏注則多引經解。師古注解《漢書》時,釋《詩》多本毛、鄭,而時有獨得之秘;解《書》則本諸僞孔而棄鄭玄,不辨孔《傳》之僞;注《易》則諸家并采,鄭玄、虞翻之説有與師古相合,而申述義理之時,師古又多采王弼説法入文。本篇之撰,旨在依據《漢書》顏師古注之用經情况,比較其與《五經正義》注釋之異同。又師古引經以《易》、《書》、《詩》最多,故本文用例主要采自三書,條分縷析,辨其異同。趙翼《陔餘叢考》卷一"《五經正義》雖署孔穎達名,然實非出一手",本文將摘取若干句例,比較《漢書》顏注與《五經正義》釋義之别,從而確立顏師古在唐代經學史上應有之地位,并重新肯定顏師古之釋義在經義訓釋上之重要性。     

别集流變論

小引三十年前,予與纂《漢語大詞典》,日與古書為伍,手不釋卷.始知自注之體,古已有之,至趙宋吴正儀淑《事類賦》而極其盛.而效舍人之雕龍,援正儀之注體,則有近世姚茫父華之《論文後編》焉.觀其行文簡而隸事賅,三覆其誦,不能自已,私心所儀,歷久彌篤.既而察四部之流變,究别集之演迹,思欲一叙其顛末.適予友陳鴻森教授沉潜二十餘年所輯之王鳴盛、阮元、錢大昕三家遺文成,問序於予,乃效茫父之體式,為叙别集之流變云.     

影印唐開成石經序

正《詩》、《書》、禮、樂,西周國學專以教牧伯諸侯卿大夫子弟。迨及官學失守,諸子蜂起,儒家獨任其重,九流兼擷其說,於是三八歧出,天水違行,適値古籀分途,東西異構,經典原型,邈不可睹矣。嬴秦厄書,漢惠除律,篆隸興替,古籀睽隔,書出於山岩屋壁,說起於師心識讀,尤以博士官立,致啓利祿爭競,一經一師之文,衍爲數本數家之說,經典原意,益不可問矣。偶因蘭臺柰書之改,遂有熹平經碑之豎。夷究其實,時然勢然,不得已而爲     

東漢《嚴巨昭殘碑》考

東漢《嚴巨昭殘碑》,舊題《東漢熹平元年殘碑》。筆者在原釋文的基礎上,重新加以斷句、釋文,并參考諸家意見,認爲碑主當是"嚴巨昭",對此碑進行更名。值得注意的是,《嚴巨昭殘碑》的行文、用典均顯示碑主身份是一名商人,這在已知漢碑中是頗爲罕見的。而殘碑中隱晦商人身份,轉而宣揚碑主樂善好施、敦重儒學的行爲,將其形象塑造爲所謂"儒商",在撰述中實際包含了從"商"到"士"的身份轉化,體現出商人階層對自身身份的一種調整。同時,此碑"士人懷附"句所體現的漢代士商關係,亦值得進一步討論。     

先秦諸子年代研究省思 由《先秦諸子繫年》論先秦諸子之年代研究

本文依據近年出土的簡帛古書以及諸子學研究成果,重新考察錢穆先生的《先秦諸子繫年》,指出此書中存在一些問題。但更重要的問題是此書對於諸子生卒年代的推定,標準不一,而且只能得出一個大概的結論,不具有確定性。在今日如要探求比較有確定性的諸子年代,應該從錢穆先生所提出過的考察諸子游仕年代着手,而不必過度執着於生卒年代的考證或推論。     

《全唐五代文》序

同門友霍松林教授,老而好學,有袁伯業之風。凡所造述,胥著令聞於文苑,世人既得而讀之矣。近歲復病清編全唐文之未盡善,遂與友生考校增補,为新書曰《全唐五代文》,都若干卷,而以序命余。余不敢辭,謹援筆題其端曰:全唐文成於清嘉慶間,迄今將二百載。雖其書發凡。謂於應收之作,甄錄無遺,然又斥傳奇之猥瑣而屏之弗錄,固已自亂其例。至以限於時日、聞見而失收者,亦往往而有,又安得謂之無遺哉?同治間,歸安陸刚甫始为唐文拾遺及續拾以補其闕。厥後仁和勞季言及近世魁儒象山陳伯歿先生又为訂正沾益,然皆未有成書。建     

鐵琴銅劍樓藏元刊本資治通鑑題跋中的遺民身影

《鐵琴銅劍樓藏書題跋集録》中有一篇元刊本《資治通鑑》題跋,出自衆人之手。本文主要挖掘了研究者未及注意的一個人物輪庵和尚,即文震亨的第三子文果。從而在塵封的書籍題跋中找尋明遺民的身影,并叙述那個特定時代中一些人物的所思所想及其命運的離奇波折。     

《文選》爲書之性質方師鐸類書説辨證

從目録學的角度看,《文選》爲詩文總集是没有任何問题的,而方師鐸則力證其爲類書.然方先生由《皇覽》爲類書與歐陽詢之説無法證明《文選》亦若是,其《文選》"本質上就是一部類書"説乃誤解《文選序》所致.從研究方法論的層面上説,方先生之失乃因未能在出發處辨"路向".是否凡"以類相從"者便是類書?此至關重要,而方先生忽之;由《藝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