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韩愈古文与小说的关系

古文与传奇生成于同一文化环境。小说与韩愈古文同其叙事性,证明了二者确有通同之处。韩愈融通古文与小说的创作尝试可分为“小说古文”和“古文小说”两个层面。以塑造人物为中心是古文与传奇沟通的一座桥梁,也是韩愈“小说古文化”的基本特征之一。小说对于韩愈古文的影响还表现在后者对可读性的追求上。韩愈还熔古文与小说于一炉,大胆创新,写出了被人称为“古文小说”的《石鼎联句诗序》和《毛颖传》。中唐时文学审美的大趋势是由雅人俗,时风众势,韩愈不可能遗世独立。小说与古文两种文体间的天然联系对促成韩愈古文与小说的艺术交流的作用也不可忽视。     

藩镇与节度使制度

唐中后期出现的藩镇和藩镇割据,同节度使制度的形成和发展密不可分。节度使制度发端于唐高宗永徽年间(公元650—655年),形成于唐睿宗景云年间(710—711年),广施于唐玄宗开元、天宝时期(712—755年),安史之乱后,遍及各地,形成藩镇割据,直至唐亡。     

论韩愈与大颠关系的实质

本文以韩愈《与孟尚书书》为主要依据,联系他与众多蜕化僧徒交往事实,对韩愈与大颠关系的实质提出了一种新看法,即儒禅相通说,从而能比较自圆其说地解释了韩愈反佛的原因。     

李翱韩愈关系交恶辨

后人多以为韩愈、李翱关系交恶,批评李翱不知尊长。该文试图从资料排比考索中重新审视韩愈、李翱关系,也就此解答前人对此二人复杂关系的疑惑。     

论荆楚文化与韩愈险怪诗风的关系

韩愈诗歌具有奇崛险怪的美学特征,这一特征与荆楚文化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韩愈与传统

在中国古代文化史上,唐代的韩愈是一个极其重要的人物,特别是在哲学史和文学史上,他都处于承前启后的地位。苏轼歌颂韩愈是“文起八代之衰,道济天下之溺”①。作为哲学家,他的“道统’’论可以说开宋代理学的先河;作为文坛上的一代宗师,他倡导了唐代的“古文运动”,冲破了六朝旧规的束缚,创立了新的文体规范,不愧为中国文学史上一座巍峨矗立的丰碑。正因为如此,韩愈与传统的关系是一个值得研究的课题。任何一种传统都是与既定的社会生活状况相依存的。它的存在价值并非取     

韩愈与张籍

本文对韩愈和张籍的交往作了考证与研究,认为张籍是韩愈最亲密的朋友之一,并据张籍的诗文证明:韩愈并非死于“食丹”。     

韩愈与白居易

建国以来,学术界对韩愈和白居易的历史地位给了充分的肯定和高度的评价。但是,对韩愈和白居易的私人关系以及政治思想和文学观点方面的异同,则所论甚少或不够深入。本文试图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此作初步探讨。(一) 先探讨韩愈与白居易的私人关系。韩愈和白居易共同生活的时期主要是中唐的贞元(785—805)、元和(806—820)和长庆(821—824)时期。他们都出身于中下层官僚家庭,政治上代表了中小地主阶级     

试论韩愈莅潮与潮人素质形成的关系

“赢得江山改姓韩”的韩愈,对于潮人素质的形成,具有深远的影响。韩愈莅潮只有短暂的八个月,但他从儒家立场出发制定的“以德礼为先而辅之以政刑”的治潮方针,对健全潮州的封建秩序,发展封建文化、经济具有指导意义。因此,得到潮州百姓和莅潮仕宦的崇奉,在宋代陈尧佐之后,便逐渐形成了一个围绕韩愈的人化了的自然环境亦即海岭文化的氛围。韩愈莅潮对潮人素质形成影响最大的是兴学。他“整顿乡校,振兴教育”,使一度荒寂的乡校重获生机。他的一贯办学主张及其文集在潮的流布,使“王化德治”的儒家思想深入人心,并影响了千秋万代。     

扬雄与韩愈

扬雄与韩愈在继承儒道和文学创作上都声名卓著,二人所求古道相同,但求道的途径和目的却不同。由于对为文的目的理解不同,扬雄以文表达自己的人格政治,主张弃文抑情;韩愈则强调不平则鸣。     

韩愈与司马迁

一代文学巨匠的成长离不开此前文学传统的哺育和沾溉,只有在充分吸取前人成就的基础上,才能攀登新的艺术高峰。唐代散文巨匠韩愈的成就也是植根于文学传统的深厚土壤之中的。从韩文和韩愈弟子文章以及史传中我们看到,韩愈博采经史子集之长而后自铸伟辞,苏东坡说韩愈“文起八代之衰”,刘熙载说韩愈“实集八代之成”,这两者合起来才是一个完整的韩愈。因此后人或谓韩文出于六经,或说韩文源于孟子,或认为韩文得益于司马子长,这些说法虽然都说对了一部分,但均难免盲人摸象之嫌。将司马迁视为韩文众多源头中的一个源头而不是唯一     

唐代藩镇养子述论

养子本是一种社会现象，在中国古代社会，由于宗法制及其伦理观念的影响，养子现象并不普遍存在。唐代统治者对异姓养子也采取禁止的态度，但在唐代中后期，由于胡族风气的濡染和军事形势制度、政治形式的变化，养子现象在藩镇出现并流行起来。藩镇养子风气影响了宦官养子，加剧了社会动荡，败坏了社会风气，对唐后期和五代的政治与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韩愈与僧人

韩愈是辟佛的，但韩愈却和一些僧人有交往淤是就引起了一些人对韩愈辟佛的真实性的怀疑。辟佛是不是就不能和僧人有交往呢？这不在于形式而在于内容，第一，要看看为什么交往，第二，要看交往的内容是什么。或是出於朋友的情面，或是出於礼貌上的需要，或是出于一时的感情上的需要。韩愈所以会和僧人有交往，无一是由於信仰上的原因；至于交往的内容，韩愈不仅没有赞扬，而且还当着僧人的面大声斥责佛法入中国的危害。这样的交往和辟佛不是完全相一致的吗？怎么能只从形式上看问题呢？     

赵翼论唐五代藩镇问题

藩镇割据是唐五代时期重要的社会问题。清代史家赵翼在其《廿二史札记》中多次谈到唐五代藩镇问题,对藩镇兴起与演变,藩镇割据原因,藩镇骄兵,藩镇暴政以及历代控制藩镇的对策等方面进行考证、归纳和评述,这些评论对研究唐五代史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     

五代藩镇动乱特征分析

五代是一个动乱的时代。动乱,包括藩镇动乱和禁军动乱,而主要是藩镇动乱。五代藩镇军阀(称为节度使)之骄横与暴虐较之唐代藩镇军阀有过之而无不及,他们逞其武力,嗜杀为雄,轻则杀人越货,重则反抗中央,甚至篡权夺位。因之,五代时期,在短短的五十三年中,战争频仍,动乱迭起,政权如走马灯似地更换。用北宋史学家欧阳修的话说,就是:“于此之时,天下大乱,中国之祸,篡弑相寻”、“五十三年间,易五姓十三君,而亡国被弑者八,长者不过十余岁,甚至三、四岁而亡”、“置君犹易吏,变国若传舍”。     

唐代藩镇的历史真象

湖南教育出版社最近出版张国刚同志的《唐代藩镇研究》一书。杨志玫教授评论说:“该书提出许多独立新颖的见解,读后令人耳目一新。”现摘录书中“引言”的部分内容供读者参考。藩镇,在一般读者眠里几乎成了分裂割据的代名词,这实际上是不合历史事实的。唐代藩镇近五十个,被列入《新唐书·藩镇传》的不过七、八个,是不能代表整个藩镇的情况的。藩镇又称藩岳、藩翰、藩垣、藩侯、在古代不是一个贬词,是形容地方机构能够屏藩王室,镇守一方的美称。从历史上看,藩镇的出现也是历史的必然。唐代藩镇(道)与唐王朝究竟存在一种什么关系呢?可以分成如下四种类型:一是割据型,主要集中在河朔,大多是安史旧部归降者,其代表是魏、镇、幽三镇;二是防遏型,主要集中在中原一带,多是战争期间临时设置军镇分合变化而来,虽然时或不听指遣,却仍不失为朝延制遏骄叛的屏障,并非割据藩镇;三是     

论宋人的唐五代藩镇观

宋人对黄巢起义以前的唐代藩镇割据与唐末五代藩镇割据的认识不同。对黄巢起义以前的藩镇割据多持肯定态度,认为其具有保卫京师、抵御外辱的积极作用,并且是宋人解决边疆危机、改造地方军事体制的借鉴对象。但对唐末五代藩镇的历史作用基本上是持否定态度的,认为其是唐朝灭亡、五代动乱的根本原因。     

论韩愈榜样意识与“以文为诗”的关系

把诗歌作为塑造形象,构建榜样的工具,为复兴儒道服务,是韩愈“以文为诗”的一个主要创作动因。从创作动因上来认识韩愈榜样意识与“以文为诗”的关系,我们就应从题材的差异、材料处理的特点以及结构方式等方面,对体现在具体作品中的“以文为诗”进行更本质的认识和界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