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政治的价值评价与政治的合法性问题

政治的价值就是政治事物对于一定政治行为主体所具有的某种有用性或积极意义。政治合法性问题实际上是对政治的一种价值判断。政治合法性的基础在于公众对政治的价值评价。政治合法性通常被看作是有效统治和政治稳定的基础。在我国现阶段，判断政治价值的根本标准就是邓小平同志提出的“三个有利于”标准，它对于我们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进行的一切政治实践活动都具有极为重要的指导意义。     

对洛克"默认同意"说的一些思考

“个人的同意”是社会契约论对国家和政府的合法性论证的关键，而同意又有“明白同意“和“默认同意”之分。通过对洛克同意理论的分析可知，相比于明白的同意，洛克的默认同意说既可以解释历史上的国家和政府的权威的合法性，又可以解释现存的和未来的国家和政府的合法性。重新审视其理论意义，我们认为“默认同意”还有许多困难。     

经济学视阈下的中国政治合法性

作为当代西方经济学中新起的学说,公共选择学派的一个特点是用经济学的方法分析政治问题。公共选择理论关注的焦点是政治统治者如何在发展经济的同时兼顾公平,在满足“经济人”个性要求方面取得认可和支持。这是政治合法性得以维持和延伸的主要因素。借助公共选择理论对政治合法性进行思考与解释,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普京归来”的政治合法性分析

政治合法性即统治的正当性或正统性,是民众对政治统治的认可与服从。普京从2000年上台执政,历经两届总统和一届总理。2012年俄罗斯大选,普京高票当选,强势归来,成为新一届俄罗斯总统。＂普京归来＂的合法性源于普京超凡的个人魅力、在位期间的卓然政绩和竞争选举的民主途径。但＂普京归来＂也面临着合法性危机,解决不好,会使俄罗斯面临艰难处境。     

论政治的合法性

政治合法性概念是政治学的核心概念，是指权力主体和公众领导与服从关系稳定和谐的客观状态。政治合法性基础一般主要包括：利益的满足，合法律性，权力主体的有效性，意识形态的支持，符合传统性，合道义性，个人魅力．政治合法性研究对政治学学科建设与正确分析政治现象有重要意义。     

论政治认同与合法性的关系

政治认同和合法性之间的关系是相当复杂的，在某种程度上往往把二者混为一谈，但细细推敲起来，政治认同更侧重感性，是形成规定、制度等之前的心理状态，是以情感的归宿为重心的；合法性更侧重理性，是规定性的。政治认同是达到合法性的实践前奏；而合法性是政治认同的最终归宿和理论升华。政治认同还存在着一种在几种认同选择项中选择的意味，所以认同还不是很牢固的，而合法性就是比较牢固的认同，是上升到理性层面的理论化了的认同，可以说认同了的未必能达到合法的程度，但合法的肯定是受认同的。两者是辩证地相互运动着的。     

浅谈民主、政绩与变革社会政治合法性的建构

政治合法性是一个政治体系存在、持续、稳定与发展的基础和前提.从政治发展的角度看,政治体系在社会变迁的过程中,大都不同程度地面临着合法性危机的问题.这种危机如果不能加以消解,就会导致政治体系的崩溃.文章通过民主、政绩两个维度,对当今世界不同政体合法性进行分析,进而提出如何构建政治合法性的若干建议.     

论公共权力合法性来源的演进逻辑

历史上各个时期各个地区统治者获得公共权力之后便要运用各种手段对其掌握的公共权力的合法性进行论证.公民是公共权力的合法性的唯一来源,处于不同的经济基础之下的公民,对当权者的诉求必然不同,从而在各个不同时期、各种社会形态下的公共权力合法性呈现一个演进的状态.文章通过对各个不同形态的公共权力合法性的梳理,揭示了公共权力合法性的演进逻辑.     

合理性与政治合法性——罗尔斯的自由主义政治合法性原则探究

约翰·罗尔斯把获取政治合法性的努力理解为提出好的公共理由来为政治权力的行使作公共辩护的过程,要求合法的政治权威要得到公民的合理同意。合法性的公共辩护希望达致以下双重目标：1．以合理性来设定同意的条件,以提供作为公共辩护的好的理由;2．这些理由不仅外在地是好的,而且它们又是可被公民们视为好的。合理性的规范性力量源自于自由平等的民主公民的理想,但自由主义的一些实质性价值承诺构成了它的规范性边界;只有在这个规范性边界之内,合理标准本身以及合法性原则才有可能获得公民们的普遍同意,对检验合法性而言非常关键的“合理／不合理”之分才有得到辩护的可能性与现实性。     

政治合法性基础的现代变迁

政治合法性基础奠定在超越性的秩序之上,是传统政治文明的共同标志。现代政治文明的标志则是以合理性为基础的政治合法性的确立。理性的片面扩张是现代社会政治危机的重要根源,以公共理性重建合理性是现代政治发展的重要致思道路。     

论政治体制的合法性与有效性——学习邓小平论政治体制改革

进行政治体制改革,首要问题就是如何评价一个国家的政治体制。邓小平提出的评价政治体制的三条标准,从政治学研究的角度看,就是政治体制的合法性与有效性问题。只有在民主规则基础和有效性基础两方面都有较高水平的政治体制,才能保持长久的政治合法性。当代中国政治体制具有强大的合法性基础,但遭十年文革破坏面临了严重的合法性危机。改革开放的巨大成就扭转了政治体制的合法性危机,但一些深层次的问题并没有彻底解决。增强危机意识,深化政治体制改革是解决这一问题的根本出路。     

中国公民社会的兴起与政治合法性的基础变迂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进步的步伐明显加快，独立于党政部门之外的民间组织日渐增多。一个建立在法律所赋予的公民权利基础上的公民社会正在悄然兴起，它预示着中国政治的合法性基础正在发生一定程度的变迁，大众参与和民主在合法性基础中的地位愈益凸显。     

协商民主对村民自治制度政治合法性的提升

中国村民自治制度过于倚重表决民主,使得它在收获一定政治合法性的同时,逐渐暴露出合法性建设不足的制度困境.发展协商民主可以把民主的公正性与效率性、民主的充分性与权威性、尊重多数与保护少数等有机地结合起来;消除臣民意识,复兴公民精神;强化公共决策的合理性,提升村民自治制度的政治合法性.     

论当代中国政治合法性的基础及维护

在人类社会 ,政治秩序需要政治权力来塑造 ,但是政治权力并不一定能持久地维持政治秩序。政治秩序要得以持久 ,还需要政治合法性。“合法性”是政治学研究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到底什么是“合法性” ,中国政治合法性基础如何 ,以及如何维护。笔者就此进行了初步探析。     

思想政治教育合法性刍议

思想政治教育合法性系社会成员对社会所施加的思想政治教育的认可与接受,思想政治教育合法性与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合法性、思想政治教育有效性既有区别又有联系.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合法性需要兼顾学科的特殊性与一般性,思想政治教育权威的失落以及思想政治教育有效性的现实困境是导致思想政治教育合法性危机的主要原因.思想政治教育并不具备天然的合法性,其合法性可以从教育本身、人的需要以及社会需要三个维度来把握.     

论哈贝马斯的合法性及其哲学基础

在资本主义晚期,资本主义积累的内在矛盾进一步凸显,合法性危机爆发,因此哈贝马斯试图为合法性找寻新的范式,即用交往行动理论、公共领域和商谈民主等作为理论支撑对合法性进行重建。哈贝马斯对合法性的重建体现了他的批判反思精神,有其蕴含的哲学基础,也可以看到对人民主权的孜孜追求,实现了对传统合法性理论的扬弃与超越,把西方的合法性研究擢升到一个新的理论境界。但他的合法性也有着不可避免的理想主义色彩,其实用性和可能性都有待进一步考察。     

论麦金太尔的政治合法性思想

当代学术界对麦金太尔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他对新自由主义的批判和他的道德哲学,而较少关注他对现代政治合法性的批判。实际上麦金太尔的政治合法性思想植根于亚里士多德传统,在自由主义与社群主义关于现代国家道德层面上的政治合法性争论的背景下,麦金太尔探讨政治合法性问题时独树一帜,而他对现代政治所持的批判立场也极具现实意义。     

制度危机还是权力与民主方式的滥用——现代民主政治合法性危机的一种分析视角

以代议制为主要特点的现代民主政治同样会产生政治的合法性危机。政治合法性危机的产生与制度本身有密切联系,但更重要的是,人民权力的代理人对权力和民主方式的滥用造成人民对民主政治或制度的认同危机。本文从民主政治制度本身、权力的应用及民主的方式的选择方面论述政治合法性危机产生的原因和可能性,力图揭示的结论是:现代民主政治制度中,制度危机为政治合法性危机提供可能性,而权力和民主方式的滥用才是政治合法性危机产生的原因。     

论政治权威及其合法性基础

秩序是人类政治生活的首要目标,良好的秩序是社会起性速行和协调发展的基本前提,一定的秩序需要政治权力来建构和维持,但政治权力解决的是政治秩序何以可能的问题,政治秩序要持久存在．还必须具备相应的合法性基础,即建立政治权威。本文通过梳理中外学者对合法性基础理论的阐述,认为政治权威的合法性基础主要存在于这三个层面;意识形态的规训性、政治过程的守法性和政治产品的有效性。     

政治文明:政治合法性资源的重塑

政治合法性是政治学的一个关键性命题，是各个政权更是执政党应该首先解决的重大问题。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合法性资源发生了很大变化。中国共产党需要深化对执政合法性的时代认知，不断拓展和汲取新的政治合法性资源，以应对可能出现的合法性危机。因此，必须不断发展与完善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实现政治合法性资源的重塑，以从根本上满足社会民众对政权本身的合法性诉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