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性之知：中学思想品德课中的“知识观”问题

＂思想品德知识＂与＂数理化知识＂的区别相当于中国古代＂知识观＂中的＂德性之知＂与＂见闻之知＂的区别。在中学思想品德教学中对学生适当解释和强调诸如＂德性之知＂与＂见闻之知＂的区分;＂德性之知＂是＂见闻之知＂的根源;以＂德性＂主＂见闻＂等基本命题,有利于学生自觉重视和认真对待思想品德教学,真正认识到思想品德课不仅＂有用＂而且＂有大用＂,不仅＂实在＂而且＂最实在＂。     

由良知而推演的三种关系的辩析——读王阳明晚年的一封重要书信《答欧阳崇一书》

王阳明在晚年《答欧阳崇一书》中,就良知与见闻之知、良知与理性思雏、良知与集义笃行的关系进行了深刻的辩析。他认为良知不滞于见闻且不离于见闻;在良知与理性思维的关系中,良知作为判别是非善恶的标准,就在于所思所虑是否合乎天理;而在良知与集义的关系上,言君子之学,从动机、过程到目的,终身只是集义,便是笃行之。     

王阳明“知行合一”说的系统论分析

从系统的整体性理解王阳明“知行合一”说,可知：“知行合一”是一个由目的、手段和根据构成的有机整体;知行的本来体段就是合一的,而语言的遮蔽、私欲阻碍和析心理为二的剧场假相,使得知行分离,这三者都背离了“致良知于事事物物”的要求;个体要真正做到知行合一,就必须在事亲事君、交友治民等具体实践中,通过致良知的努力,体认知行合一的真谛,为善去恶,成就个人的德性,这样才能实现安天下之民的目的。从系统的层次性审视阳明哲学可见,阳明虽然看到了个体的知和行、德性之知和闻见之知、心的社会性和个性、道德的自觉和自愿、为学和生活等两两之间,都是一个有机整体,但受时代所限,其伦理学说系统仍然只有社会关系和伦理政治两个层次,缺少了物质生产这个根本层次,故其知行合一说的深度和说服力不够。     

“主知主义”德育观的合理性及限度

“主知主义”德育观作为道德哲学和道德教育理论的一脉,有其内在的合理性。认知和理性是德性和德育的源泉;德性的获得需要理性的支撑;道德认知与思维构成了道德教育的起始环节。“主知主义”德育观又有其自身难以僭越的限度。它不能担保认知与实践的相涉相融;认知并非道德的唯一要素,知性教育亦非德育的全部;知识不能自动地成为道德指导,智慧亦不能填补道德的缺陷。“主知主义”道德观不能如其所是地确保道德教育的价值与实效。对其合理性予以德育学辩护,对其限度予以德育学反思,是为了建构一种理想的德育研究致思趋向,以超越单一的“主知主义”从而以整合的视域对多元道德取向予以统驭或涵摄。     

康德先天范畴与张载德性之知

康德的先天范畴作为人脑固有的先天认识形式,独立于经验,并且先于经验存在于主体的知性思维中。张载在认识论上将知识划分为德性之知与见闻之知,其中的德性之知超越感觉经验,来源于天赋,与康德的先天范畴最为相契。二者都具有先天性,都需要思维的参与,但先天范畴是为了解决知识的普遍必然性问题,不存在价值取向;而德性之知以人的修养为旨归,以儒家伦理为价值取向。     

试论王栋实学致用的经世观

王栋把经世看成是一种“家法”。他的经世家法说实际上是实学思想的反映。王栋十分看重儒学的经世作用。同时王栋主张讲学经世,他认为《论语》《孟子》之书是真正的人情事变切实工夫,是一种经世济用之学。王栋反对悬空论道。强调理论联系实际。他详细分析了历来学者对知行关系的看法,认为知与行两者复杂关系的形成实由于“德性无假于见闻。见闻不离于德性”的交错变化而成的。于是,他对知行的种类作了详细考察,强调“心悟而身体”,并把对良知的体悟看成是行的前提和关键。     

论王阳明“良知”说的三重意蕴

作为阳明哲学中最为重要的概念,"良知"一词主要包含三方面的含义:1.天理义,仁者以万物为一体;2.无着义,强调心体无滞的节制性;3.知是知非,良知同时还是一个独立的判断系统,意念一起,当下即知道是非对错。这三点是一体之三面,相互联系且不可割裂。     

道德与审美的圆融——王阳明心学美学的诉求与价值

道德与审美的圆融是王阳明心学的审美诉求和价值体现之一面。良知是解读王阳明心学美学的出发点。良知的二重性对情与理的完美融合及其在心与物的展开中的完美统一凸显出阳明心学的美学色彩。良知二重性内在地规定了理（志）与情的统一,道德品格与审美品格的统一,这种统一落实于现实个体生命之上,就使阳明关学呈现出以道德与审美的圆融为核心的美学追求。同时良知个体性对审美主体性的高扬和良知普遍性对人之生命价值的关怀又赋予阳明美学新的人文精神。     

阳明心学视域中的“孝”——以《传习录》为中心的考察

“孝”是阳明心学乃至全部儒学的重要内容,经梳理,阳明之“孝”包含三个向度.“心即理”方面,“孝”是即心即理之心在事亲方面的动态生成,且具有“自然”的特质;“良知”方面,“孝”是人对其动态生成之良知的德性化领会,并在“致良知”中得以初步展开,为成圣提供了途径;在知行方面,以摄知入行的“知行合一”深化了“致良知”视域下的“孝”,从而在日常践履中落实对孝行所呈现之良知的自觉.     

浅谈作文教学中的见闻之知与德性之知

见闻之知在作文教学中指的是对生活的所见、所闻、所知;德性之知指对生活独特的感悟与见解,闪耀着理性的光芒。两者统一于作文教学中就是内容与思想有机结合。通过积累见闻之知,丰富德性之知,写出有内容有思想的鲜活文章来。     

王阳明对道教的判释与抉择

王阳明早年徘徊于儒释道三教之间,因体弱多病曾醉心于道教养生导引之术,龙场大悟体证生死后始与道教决裂,并极力批判道教肉体长生说,主张"良知"方为彻死彻生的"真己",实现了长生不死说的视域转化。同时,王阳明"致良知"的道德形上学,主张知行合一与事上磨炼工夫,反对顽空虚静的修炼方法,强调"即有体无"的入世担当。但王阳明也着重指出,佛道教虽不如儒学广大简易,然而也是性命之学,善于学则三教皆无弊,不善学则皆有弊。因此,三教各有其优劣而难分高下,抉择的关键在于学者根机是否相应,为学之道能否相宜。     

王阳明的“去人欲而存天理”及其与朱熹理欲论之比较

王阳明的"去人欲而存天理"来自朱熹的"存天理,灭人欲",且二者又存在诸多差异,主要有三:其一,朱熹讲"性即理",既讲人之性又讲物之性,并且认为人、物之性都是禀赋天理而来;与此不同,王阳明讲"心即理",以为天理即人之道心,人之良知。其二,朱熹认为,"存天理,灭人欲"首先在于"即物而穷其理""格物致知",然后"为善以去恶",从而"克尽己私,复还天理";与此不同,王阳明反对朱熹所谓"即物而穷其理"之说,认为"去人欲而存天理"只是就心上讲求,"存天理"只在于"去人欲"。其三,朱熹认为,"存天理"与"灭人欲"是先后不同且又相互统一的两种工夫;与此不同,王阳明认为,"去人欲"与"存天理"是同一的,"去得人欲,便识天理",并且特别强调去除人欲。然而,他们都讲天理与人欲的对立,要求去除人欲,因而又是一致的。     

淮南三王复初思想之比较

泰州学派"淮南三王"的"复初"思想非常丰富。王艮、王栋、王襞都就"复初"问题提出了自己独特的观点。王艮认为,人生下来就有"气质杂性",只要人们诚意修身、体悟良知,就能恢复人之初的本性。王栋综合了王阳明的良知蒙蔽说和王艮的气质杂性说,主张体悟良知以保洁,以及反身格物、正心求初等修身复初观点。王襞认为人本有清纯的人性,但在后天的发展过程中被污染,出现了"失真"现象,他主张通过修养的办法去蔽复真。     

“成色”与“分两”:阳明心学视域下的德艺观

阳明心学既是主张知行合一的行动哲学,也是强调德性修养的心灵哲学。王阳明通过黄金的"成色"和"分两"隐喻,形象地论证了"德性-才艺"的关系问题。在阳明心学视域下,德性与才艺是一体成就的,德性的修养自然会带来才艺的养成,而才艺的养成也会促进德性的成就;在才艺的培养上,王阳明主张"随才成就"和"素位而行"。王阳明的德艺观在中国思想史上具有重要价值和意义。     

在"良知"中生成的"心"与"物"及其关系——王阳明"心外无物"的合理诠释

“心外无物”是王阳明心学体系的重要命题。在阳明那里,“心”即“良知”,一种绝对的生成的道德自觉准则。与此“心”相应,“意”非意识,而是“良知”之“致”,进而“物”则为“良知”所直贯而来的具体的道德性行为。所以,“心外无物”展示的是:具体的道德性行为离不开主体的“良知”。阳明、儒家通过具体的道德性行为把“他者”纳入到主体的“良知”中来。这是一种道德关系的建构。     

再论王襞的自然思想

王襞在人性问题上,受王阳明、王艮以及王充等人的影响。他主张人性天然,提出“自然之谓道”的思想,反对在人性上着力。在良知的问题上,王襞认为良知本自现成,纯粹至精,杂纤毫不得,所以他倡导“无为之学”。此外,王襞还认为良知或道都是至易至简之道,所以他倡导平常本色,提倡“平常”与“省力”。     

“贵州经验”:论王阳明民族观的形成与实践

王阳明中年被贬谪贵州,由此开始对少数民族与土司治理问题进行思考和探索,逐步形成了“夷夏平等”的民族观。王阳明将此民族观运用于当时贵州重大事件的处理上,积累了较为成熟的“贵州经验”,对贵州产生了良好影响。王阳明“夷夏平等”民族观和“贵州经验”至今仍然具有重要学术价值和现实借鉴意义。     

浅论王廷相的认识论

王廷相在认识的来源上提出“合内外而一之” ,论证了一切认识都是主观对客观的反映 ;在认识的途径上 ,提出可分“见闻”和“思虑”两阶段 ,并阐述了两个阶段的区别和联系 ,反对“见闻”和“思虑”之外 ,别有所谓“德性之知” ;在知与行的关系上提出“知行兼举” ,强调实践的极端重要性 ,发展了古代朴素唯物主义认识论。当然 ,其认识论也有缺陷     

简析王栋的诚意观

王栋以其独特的诚意观来纠正心学的流弊,价值很大。他综合了王阳明的＂致良知之学＂与王艮的＂格物之学＂,提出＂诚意修身＂说。王栋强调＂诚意修身＂必须立定主意,把诚意看成是彻首彻尾的修身工夫,特别要求在＂诚心＂上下功夫。他解诚意功夫为慎独,认为诚意本身就是一种功夫,而慎独也是一种功夫,而且这两种功夫是相通的。王栋认为这种慎独的诚意功夫,不是已发之功,而是未发之功。王栋不仅把＂独＂字解释为＂意＂,且赋予以不睹不闻,未发之中的本体地位。王栋还针对当时的痼疾,提出＂诚意祛病＂说,试图用＂诚意工夫＂来防止现成派的＂乱发＂之弊的＂狂＂者意志。王栋认为诚意是为了正心,做到自心自性,自诚自明。     

理学、心学教育思想的差异及启示

理学与心学继承了孔孟以来的教育传统,把“成圣成贤”作为教育的逻辑起点,这也是其教育的最高旨归.但由于二者“圣人观”的不同,导致二者在教育方法及情感体验上都有所不同.理学家认为,圣人是全知全能、知识与道德的完美统一,因此在教育方法上强调“循序渐进”,在情感体验上追求“克己”精神.心学家认为,只要道德完善,就具备了圣人品格,因此在教育方法上追求“立乎其大”、“易简工夫”、“致良知”,在情感体验上追求“求乐”意识.朱熹、陆九渊、王阳明三人的教育思想,集中代表了理学与心学教育思想的差异性.这种差异性对当代中国的教育理念也有很多启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