阳明高足黄直漳州宦绩及其影响

阳明高足黄直出身军籍进士,初授福建漳州府推官,先后代理漳浦、长泰知县,开阳明后学宦闽先河。黄直为漳浦先贤高登《东溪集》作序,推崇朱子“过化”,传播阳明思想。黄直树立“孝友”典型,重视文教,关注武备。黄直不顾紫极宫曾获漳州唯一状元林震题诗,将其列为“淫祠”,下令斥卖。黄直不以阳明高足自居,自强自立,导致黄直同门马明衡、王阳明挚友林希元撰文述及黄直事功,均未提黄直师从王阳明史事。黄直打击权贵,不与同僚同流合污,终遭弹劾,被逮下狱。漳人为之奔走呼号,黄直撰文明志,清正廉洁。万历元年《漳州府志》虽始见黄直传,实则嘉靖《漳州府志》已为其立传,但阙载其阳明门人身份。     

阳明后学赵志皋师承、讲学与思想考论

明代万历年间内阁首辅赵志皋是阳明后学和在朝王学代表。由其师承、讲学和交游考察可见,赵志皋是一位热衷于讲学的阳明学信徒。从其政治思想来看,他又是王学左派王畿"政学合一"论的信崇者和实践者。赵志皋的阳明学之路,体现了晚明阳明学发展变化的重要侧面,即从讲学走向结合个人身心修养和有益于家国方面,并朝着纵深方向发展。     

漳州发展生态旅游探析

生态旅游作为一种新兴的、回归自然的旅游方式，是21世纪国际旅游发展的主流。漳州自然、人生态旅游资源丰富，发展生态旅游有充裕的市场需求和良好的政策环境，能产生环保、经济和社会三大效益。发展漳州生态旅游必须科学规划、合理开发，完善法制、科学管理，加强津台合作、多方引进资金，重视生态教育、培养人才，促进杜区发展和加大宣传促销力度。     

阳明学传入福建的路径、时间及影响

根据王阳明的个人经历及明代驿站分布图推知,王阳明或阳明学进入福建的路径大致有三条。然正德二年王阳明入武夷山时讲学传道的可能性极小,而阳明在正德十二、三年巡抚南、赣、汀、漳期间,通过军中讲学、随地教化的形式,把自己的思想学说传播到闽西南的可能性最大。具体而言,王阳明路经并驻扎的闽西上杭县和"漳南战役"的主战场后又奏请设县的闽西南平和县,可以说是当时王阳明在福建讲学教化的两个主要区域。正因为王阳明与闽学真正发生关系是正德十二年以后,所以他对闽中讲学的关心,也主要集中在中晚年。尽管黄宗羲淡化处理闽中王门有一定道理,但并不能因此得出福建地区稀见阳明学者,因而也不存在"闽中王门"的结论。     

清初阳明学者彭定求及其《明贤蒙正录》

清儒对明人传记之编撰颇为关注,既是他们对民族文化与历史发展历程的诠释,亦可说是他们的精神寄托及理想之落实与追寻。彭定求手撰的《明贤蒙正录》中所关涉学派学脉传承统绪之痕迹并不明显,然其绍承王学及融通朱、王之用心却昭然可见。从其内容加以窥测探讨,可以洞悉撰者颇具朱、王学说本一脉相承。两者应相资为用,同归至善,义趋一揆,坚持个人之学术个性,为研究学术确立新猷的理想与抱负。     

阳明心学与明代书院讲会的兴盛及制度化

明代中后期书院讲会的兴盛与阳明心学的兴起密切相关。阳明心学的兴起对明代书院讲会产生了几个方面的影响。首先,王阳明不仅自己兴办讲会,还大力倡导讲会,使书院讲会渐成风气。其次阳明去世后,散处各地的王门弟子后学继承阳明之志,在各地邀集同志,创建书院,兴办讲会,使书院讲会兴盛一时,产生了巨大的社会影响。第三,王阳明及其弟子后学十分重视书院     

阳明对孟子学说的发展及其现代意义

明代儒学大师王阳明对战国时期的孟子学说有继承也有发展。本从人性和如何修炼人性两个方面论述两人学说的异同，并在此基础上初步阐明阳明学说对现代教育的启示作用。     

明中叶“前七子”文学复古运动与阳明心学之关系

明中叶,在文坛和思想界,几乎同时出现了以前七子为首的文学复古运动和王守仁的"阳明心学",代表了当时"张扬主体、反理倡情"进步思潮的两种表现形态,他们在复兴古学的口号下,对文学和哲学进行了新变,成为明代最受学界瞩目的现象。在此后的一百年中,彼此发展几经起伏,两者之间的关系也经历了和衷共济、并驾齐驱、改弦易辙几个阶段,呈现为一种错综复杂的格局。     

论王阳明龙场悟道的深远历史影响——以黔中王门为中心视域的考察

“龙场悟道”乃是中国思想史叙事结构最值得纪念的象征性事件。它不但标志着王阳明已突破了生命磨式的大关大隘,实现了个人心性体验上的大跨度飞跃,而且也预示了全国最早的地域性心学学派——黔中王门的形成,影响后世可谓既深且远。贵州思想世界的形成与发展,实大有赖于王阳明在当地的讲学弘道活动。历代地方学者大量与心学思想有关的话语言说,已构成明显的价值与知识互动的连续性学术谱系。     

阳明心学之致知过程论

心即理、知行合一、致良知等范畴有机地构成王阳明心学体系。而就致良知论之,它本身就具有自足性。这主要体现在:王阳明从过程性这一角度来把握致良知,亦即致良知涵括致知如何可能、致知的必要性、致知的延续性诸方面。     

论《王阳明年谱》的文学手法

王阳明以＂真三不朽＂的伟业彪炳史册,深刻地影响了明中叶以后中国历史的走向。王阳明作为古代圣贤的典范,其影响之大,除了其富有传奇色彩的人生经历和人格魅力外,与《王阳明年谱》的编纂和广泛传播有着密切的关联。《王阳明年谱》在历史真实的基础上,凭借文学的虚幻艺术、叙事艺术和杂糅艺术,更加凸显了王阳明致＂圣贤＂的形象,其中关于＂天道＂与＂人事＂、＂良知＂与＂邪恶＂、＂现实＂与＂诗意＂的叙事框架显然是受到《史记》等历史文献的影响,并成为后世塑造和解读王阳明艺术形象的文献依据。《王阳明年谱》博大精深,其所包含的文学价值已成为王学研究的新视角。     

论明代中晚期小说与士人的自恋心态

由于受到个性思潮的影响,明代中晚期小说呈现出士人强烈的自恋心态,主要表现在＂自炫才华＂与＂自娱游戏＂等方面。产生这种自恋心态的原因主要在于士人对自我价值的强烈关注、对自我形象的关注与评价及其对精神自由的强烈渴求等。     

王阳明与中国人的成功学

中国历史上成功人士成千上万。但有一个人与众不同,他就是王阳明。他“在立德立言立功上皆居绝顶”,罕见具有“真三不朽”的头衔。王阳明对自己的成功学作了一些归纳,这就是认清发展的大趋势,即天理天道;“心即理”,高扬每个人的主体性和伟大的创造能力,确立广大民众开放的独立思考的理性精神;心存高远,责善改过,从知行合一到致良知。5000年,特别是从鸦片战争以来172年的中国史,佐证了王阳明的成功学,实际上也就是中国人的成功学和中华民族的成功学。     

论王阳明与道教之关系

王阳明的家庭背景、自身的身体状况及思想上的困惑都是他与道教结缘的主要原因。王阳明对道教的态度既有欣仰,又有怀疑。年青时期他对道教道本论和内丹学思想多有吸收,晚年时期又对道教长生不死之说及清静无为思想进行批判。总的来说,他的良知说与心之本体思想受道教思想影响是非常大的。     

论晚明曲学虚实观

随着晚明戏曲理论研究的不断深人,曲学虚实论逐渐成为晚明曲论者注目的课题。从李贽到汤显祖、谢肇浙,再到王骥德等曲论研究者,无不强调戏曲创作虚实结合的基本原则,这从叙事的角度确认了戏曲构撰故事的虚构性文艺本质特征。另一方面,晚明曲学虚实论的精神实质又赋予了戏曲叙事强烈的情感色彩,从理论的角度肯定了戏曲抒情写意的民族特色。     

朱子、阳明圣人观比较

朱熹道(理)学和王阳明心学之所以被统称为理学,二者在理论实质上有相通之处,但在具体问题上又不乏诸多歧见,其圣人观亦是如此。对朱子、阳明的圣人观进行分析、厘定、考辨,既有利于朱子学与阴阳学的比较研究,也有益于当前的精神文明建设。     

明朝中后期广东地区的对日走私贸易

明朝中后期,广东地区的对日走私贸易比较活跃,形成南澳等走私贸易港口,很多商人还通过广东的港口前往日本贸易。广东地区对日贸易的活跃主要与以下两个因素有关：一方面,正德时期,抽分政策首先在广州实行,这实际是变相承认私人贸易的合法性,中日贸易也乘机发展起来;另一方面,随着葡萄牙人盘踞澳门,澳门成为广州的外港,大量的货物经由澳门输往日本,这也间接地促进了广东地区对日贸易的繁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