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视域下印度高等教育复合治理模式探究

印度高等教育在发展过程中,受历史发展与社会变迁的影响,确立了适合本国文化传统和现实国情的高等教育复合治理模式。高等教育复合治理模式就是将结构和功能各异的高等教育单一治理模式有机整合的模式聚合体,其实质是规范了政府、社会、高校三者在控制、协调和分配高等教育中的权力。印度在其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分别受到英国盎格鲁-撒克逊文化、前苏联集权文化以及美国市场文化的影响,最终形成了现在的公立、私立高校都采用的"学者自治"型、公立高校所采用的"政府主导"型、私立高校选择的"市场导向"型三者结合的混合治理模式。     

单位制与项目制:高等教育资源分配的制度逻辑及反思

单位制与项目制是两种高等教育资源分配的制度机制。单位制下的高等教育资源分配以计划与指令为方式、以单位整体为对象对高等教育进行宏观建设。项目制下的高等教育资源分配以竞争为方式、以项目为对象对高等教育进行微观建设。伴随国家治理模式由计划向市场的转轨,高等教育资源分配制度逐渐从单位制向项目制转换,并在两者互动下决定了高等教育系统格局。单位制度对高等教育资源的"初次分配"与高等教育整体的"初次分割"决定了项目制度下高等教育资源分配格局;项目制度对高等教育资源的"再次分配"与高等教育整体的"再次分割"接续了单位制度下的高等教育格局。受单位制下分配格局的影响,作为当前高等教育资源分配的典型制度模式,项目制度下的高等教育资源竞争实质是演绎了一场"确定论替代概率论、重复博弈可能性几近为零"的竞争形态,其结果只不过是完成了对高等教育的地位传递与再制。     

我国重点建设大学的集聚与流动——基于尺度重组分析框架

重点建设政策是我国高等教育的重要治理工具,它的直接效果是形成了一批重点建设大学.随着"211工程"、"985工程"以及"双一流"建设的实施,重点建设大学数量不断增加,每个省份至少有一所,但是省域分布的离散程度加大,部分省份成为集聚高地.同时,重点建设大学开始通过跨地域流动推动高等教育资源的区域尺度重构.资源流动与权力重构是息息相关的,管理重心的下移、城市发展高等教育权力的凸显成为影响当前重点建设大学发展的关键特征.在"双一流"建设的新阶段,我国应适度改变重点建设大学的遴选与评价方式,扩大城市高等教育管理权限,规范重点建设大学跨区域流动.     

美国政府与高校权力关系重构的路径分析

面临高等教育财政资助处于近四十年来的最低点,美国政府与高校都着力突破传统局限进行政策创新,公立高校私有化、绩效问责制、院校合并等战略回应兴起。公立高校的筹资转变增加了新的权力关系的复杂性,公立高等教育治理和院校资助重点都发生转移。美国政府与高校逐渐进入一个协商中不断变化的"契约型"权力关系。     

高等学校法人治理结构中的权力制衡模式及其内涵北大核心CSSCI

以权力制约权力、以权利制约权力和以社会制约权力是三种权力制衡模式。它们在高等学校法人治理结构中有各自的内涵。以"权力制约权力"模式体现为对政府的公权力、高校的行政权以及权力自身防范制度等权力的制衡和权力制衡中法治精神的遵守和弘扬。"以权利制约权力"模式彰显权利优先于权力和保障权利与限制权力的法治理念。"以社会制约权力"模式在于保障社会对高等教育事业的有限介入和高校实现办学自主权。     

科层制与项目制:高等教育治理“双轨制”的形成研究

"科层失灵,项目启动"是国家宏观治理方式变迁的有力概括。当前,项目制已成为一种新的国家治理体制。体制吸纳、嵌入与总体性支配惯习将项目带进高等教育的"中心",从而使高等教育被裹挟在项目制的规划框架之中。然而,项目制并非在颠覆性制度变迁中生成,而是在"保护体制存量,培育体制增量"的演进性制度变迁中"出场",形成了在体制内生发的"双轨制"国家治理模式。高等教育项目无法独立运作,而是在与科层制相互嵌套并受科层制控制中有效、顺畅运行。在国家宏观治理"双轨制"模式及高等教育项目的实践机制作用下,高等教育治理的"双轨制"得以形成。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高校办学自主权的历史嬗变与制度逻辑

办学自主权既是高校有效实施内部治理的基础,也是现代大学制度建设重要内容。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高等教育实现了从三级管理体制的建立,进而到以办学章程为载体的治理体系改革的历史嬗变,高校的办学自主权明显扩大。从制度变迁的视角看,高校办学自主权的变迁体现了权力与制度的互构关系:权力秩序呈现出从集中管控到分权治理的特点,制度模式从国家本位到多元导向的发展趋势。受路径依赖和高等教育供给制度的影响,我国高校的办学自主权在变迁过程中产生了宏观鼓励与微观约束、临时性制度过多与总体性制度欠缺、外部放权和内部集权等多对矛盾关系。在当前我国"双一流"建设的背景下,进一步提升高校的办学自主权,迫切需要加大高等教育领域"放管服"改革的力度,实现从行政主导型的制度变革转向发展驱动下的高校自主性治理改革。     

高等教育治理的衡平法则与路径探索——基于我国高教权责失衡的思考

权力与责任失衡是我国高等教育的真实现状,各种法律关系的不明晰导致高等教育的失序。高等教育秩序的构建,可借助新的治理理论"法权理论",依赖于新的章程"衡平法则",重申高校与政府以及其他各类主体的权责边界。高等教育治理体系建设,应以法权为中心,重点关注权利和权力等法现象,探寻法权主体的良性互动,在共同参与的理念下构建科学合理的治理结构,通过制度和程序控制权力,并通过权力监督和权利救济等方式,保障广大师生的合法权益,最大程度地实现社会整体利益。     

从身份固化到契约管理：中国高等教育治理模式的变迁

“985工程”建设的废止与“双一流”建设方案的提出,不仅意味着我国高等教育重点建设开始从身份固化走向契约管理,还标志着我国高等教育治理模式与价值观念开始发生变化。从政策目的、管理机制、资金分配和评价方式四个维度入手对“985工程”建设和“双一流”建设的政策文本进行分析,不仅可以透析“985工程”建设和“双一流”建设的共性特征,而且可以揭示出重点政策调整过程中包括教育价值取向、权力配置模式、资源配置模式、高校评价方式等在内的高等教育治理模式的变迁逻辑。     

财政项目制与高等教育新型举国体制的构建

从国家治理全局来看,构建新型举国体制、充分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已溢出体育、科技等领域,成为高等教育建设、发展与治理的重要制度机制。在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的意义上,新型举国体制的构建及其运作有着强大的财政机制与财政逻辑。作为一项高等教育财政制度,项目制实践也蕴含着高等教育新型举国体制的形成基础：财政项目制通过一定的组织形式将国家高等教育战略落到实处;财政项目制的制度框架始终秉持“有为政府”的主导作用;财政项目制以多重资本的身份调动多方行动主体“集中力量办大事”。技术化的项目建设使财政项目制未能充分引导高校发展与国家战略需求相对接,财政项目制实践的制度异化使学术创新发展缺乏可持续性,财政项目制引导的协同效应不明显,有组织科研被悬置。因此,从完善财政项目制的角度构建高等教育新型举国体制,应改变技术化的项目建设行为,强化对满足国家战略需求的项目考核;突破传统的“唯项目”等制度模式,构建促进学术多元、可持续创新发展的制度机制;推进“揭榜挂帅”等制度实施,全方位集中、整合力量,发挥财政项目制的协同引导效应,促成有组织科研的发生。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乡村治理模式的历史回顾、现实难题与治理机制优化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乡村治理模式的演进大致经历了乡政权制、人民公社制和"乡政村治"三个发展时期,每个时期的治理模式有着各自不同的特点和内容."乡政村治"作为我国当前乡村的治理模式具有历史必然性和现实合理性,但在新形势下,"乡政村治"治理仍然面临二元权力不能有效衔接、不同利益不能合理平衡和多重关系不能科学协调等现实难题.从乡村社会的实际出发,以乡村治理的现实难题为突破点,"乡政村治"的重点应放在.乡政村治"治理中的权力有效衔接、利益合理平衡与权利(力)科学明晰等治理机制的优化上.     

现代大学制度建设应体现法治精神

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大学制度既是我国高等教育事业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对现代大学重新进行制度变迁与制度设计的再造,更是高等教育领域内的重建运动和制度选择.现代大学制度法治精神的重塑,应在现有法律框架下,依法调整高校与政府、社会的关系以及完善高校内部治理结构.高校与政府关系的良性运行,依赖于"有限政府"的"依法行政",政府对大学管理权限应集中在行政规划、行政监督、行政指导、经费分配等方面,其他事项则是高校办学自主权的范畴.而高校与社会的关系,则表现为公共教育权与社会教育权的博弈与平衡,通过"协调与张力模式"的整合,使二者的关系从索取走向支持、从非均衡走向均衡、从冲突走向融合,从而实现高校与社会关系的和谐发展.高校内部治理结构的完善,应彰显高校的学术逻辑,建构学术权力本位的高校内部治理结构.     

民办高校内部治理模式探究

伴随着高等教育改革的深化,完善内部治理结构、由管理模式向治理模式转换成为民办高校实现发展的关键。向治理模式转换是一个旨在改变原有权力配置、重塑行为模式的过程,来自内外部的各种力量交错困阻,无法避免。内部治理模式的构建需要抓住"民办"、"高教"两个特质,依托治理、利益相关者理论,借鉴法人治理结构,以章程建设为途径,以合理设置内外部权力边界、多元共治为着眼点。     

论我国公立高校内部治理结构去行政化阻力、动力与基本策略

内部治理结构去行政化是推进公立高校健康发展的必然选择,是权力结构关系与利益关系的重大调整,必然会遭遇"官本位"行政文化、行政化高等教育管理体制、内部行政化管理惯性、既得利益集团及高等教育政策治理思维等各种阻力,但其也具有政府治理方式转型、高等教育治理发展趋向、高等教育去行政化国家战略、师生内在需要等基本动力支持。当前,从宏观层面来看,由于阻力大于动力,我国公立高校内部治理结构去行政化应采取以强制性变迁为主、诱致性为辅的制度变迁模式,通过重塑大学精神、破除政府行政化管理模式、改革内部权力配置机制,健全民主管理制度和推进高校教育法治等基本策略推进改革。     

基于治理理论的高等教育质量保障新模式

高等教育大众化发展,对高等教育质量提出了更高要求。然而,目前由政府主导的高等教育治理模式,使高等教育质量无法得到有效保障。治理理论倡导"多中心治理"模式,对保障高等教育质量具有重要作用。治理理论视角下,高等教育质量保障体系应实现保障主体的多元化,通过加强法治建设、提高保障效率、实现良性互动等保障高等教育质量。为实现这一目标,政府、社会、高校都应积极参与高等教育治理,构建高等教育的"多中心治理"模式,通过完善治理措施,切实保障高等教育质量。     

试论地方特色公立高校法人治理结构的构建——以北京市属普通高校为例

法人治理结构是现代高等教育制度的核心。所谓法人治理结构,是指高校作为一个法人实体,其各个利益相关群体之间的决策权配置模式。其中,高校与外部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决策权配置模式为高校的外部治理结构,高校内部各个权力主体之间的决策权配置模式为高校的内部治理结构。一所高校的外部利益相关者主要包括公共权力机构（政府、立法机构、法院等）、中介组织或团体、     

从教授治校走向共同治理

大学治理结构的形态、调整与完善是各国大学发展进程中的重要内容,是建设现代大学制度的核心部分.在中国构建现代大学管理制度的高等教育体制改革之际,高校“去行政化”的呼声时起,大学治理模式之一的“教授治校”被不断重提.部分学者担心,大学法人化,将加强行政权力的地位,降低校务决策的科学性,妨碍学术事务的有效开展,侵犯学术自由.梳理“教授治校”的起源与发展变革,实现共同治理是现代高校治理模式的必然趋势.     

体制化的技术治理与中国高等教育质量保障北大核心CSSCI

社会转型期的中国高等教育质量保障体系建设带有明显的政府驱动型特征。行政动员和项目制是政府应对高等教育质量问题的两种主要手段。经过长期实践,政府的行政动员和项目制互为表里,相互作用,逐渐定型为一种以政府行政权力为核心,以频繁的指令性要求为驱动力量,以繁杂的质量保障项目为载体,以评估作为合法化路径的一元化的技术治理格局。这种质量保障方式内生于中国独特的政治和行政体制,是为"体制化的技术治理"。社会转型期的大学制度是体制化的技术治理得以产生和运作的制度根源。从大学制度入手进行深层次和整体性变革是持续提高高等教育质量的根本。     

从单位制到项目制:我国高等教育重点建设的战略转型

我国高等教育重点建设战略已开始从单位制到项目制的战略转型:建国后重点高校建设有明显的"单位制"特征;"211工程"、"985工程"具有"项目制"的部分特征;"2011计划"已具有显著的"项目制"特征。我国高等教育重点建设实现战略转型的基本思路是淡化或停止实施"单位制",深化和扩大实施"项目制"。为顺利实现这种战略转型,必须拓展国际视野,借鉴国际经验,加强制度建设,深入开展体制机制创新。     

我国高等职业教育项目制治理模式的变迁逻辑——基于历史制度主义的视角

通过历史制度主义的视角检视中国高等职业教育项目制治理模式的变迁逻辑发现:高职教育项目制治理模式是在财税制度改革与高等教育的新自由主义风潮下形成的;人才需求变迁、职业教育区域均衡发展、职业教育发展定位、意识形态建设等因素深度影响项目制的内容与实施;在项目制的形塑下,政府与学校之间以“委托—代理”关系互动,进而形成了高职院校独特的行动模式。项目制在其演化过程中存在着自我强化的路径依赖,但同时职业教育类型地位的确立,也成为该制度在内容和实施层面演变的一个“关键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