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编研:一种全新的档案业务模式

随着数字技术在档案领域应用不断深入,传统档案工作业态发生转变。以“数字+”为主题的档案概念如雨后春笋般出现,数字编研即是其中一员。从字面来看,数字编研一词是“数字技术”与“档案编研”的组合。从档案工作整体发展看,数字编研是对传统档案编研的蝶变与跃升,不完全等于“数字技术+档案编研”。笔者认为,数字编研是一种全新的档案业务模式,并针对其产生、定位、框架与应用进行简要探讨。     

我国儿童文学史研究的新创获——评《中国当代儿童文学史》

蒋风先生主编的《中国当代儿童文学史》(河北少年儿童出版社1991年8月出版),是他继主编《中国现代儿童文学史》之后,在儿童文学史研究方面的又一新创获。这部文学史以史家的眼光,将影响儿童文学发展的内外部原因结合起来分析,予以整体把握,将建国以来的儿童文学分成四个阶段,即:1949——1959年;1960——1965年;1966——1976年;1977——1988年。整部文学史即以这四个阶段分为四编。如果把每一编第一章的标题联缀起来,是十分有意思的:“社会主义儿童文学的诞生”、“在曲折中前进的儿     

构建东西方比较视域中的世界文学史模式--评《东西方比较文学史》

在文学史研究中,真正意义上的东西方(世界)文学史一直是个空白。它们或为国别文学史：如中国文学史、俄国文学史、美国文学史、法国文学史、英国文学史、德国文学史等等；或为区域文学史：如欧洲文学史、欧美文学史、拉美文学史、西方文学史、东方文学史、亚非文学史等等。虽然后来出现了以“外国”或“世界”等冠名的“外国文学史”和“世界文     

重绘中国文学地图坚实的第一步--读《中国古典文学图志--宋、辽、西夏、金、回鹘、吐蕃、大理国、元代卷》

“重绘中国文学地图”是近年来由著名学者、文学史专家杨义先生提出的一个重要的学术命题,这一命题的提出是继上世纪八九十年代“重写文学史”讨论之后,又一次意义重大的文学研究和文学史书写的反思和探索,也是中国文学研究界对“中华文化共同体”形成过程的重新梳理和认知,以及有着强烈责任感的文学研究者面对世纪之初“全球化”潮流的沉着、睿     

归有光是唐宋派作家吗?

归有光是我国著名的散文家，黄宗羲推其文章为明代第一人，清代桐城派更是将他奉为宗师。在历来的文学史和文学批评史中，以及在其它一些研究明代文学的著作中，在谈及归有光时，都毫无例外地将他和王慎中、唐顾之、茅坤四人一起归入“唐宋派”，把他看作是唐家派的代表作家之一。“唐宋派”这一文学流派的名称，并不见于明、清两代的文论，是近代文学史研究者总结出来的。之所以称之为“唐家派”，是因为他们都共同反对前、后七子提倡的推崇秦、汉散文的复古理论，并针锋相对地提出学习唐、未散文的主张。在文学史上，“唐家派”是作为“秦…     

作为思想史的文学史——评顾彬《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

“感时忧国”所生发出的中国“现代性”主题成为顾氏《文学史》纵横捭阖的叙事核心。而作者本人也在努力探索一条超越文学的文学史书写之路。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借文学这个模型去写一部20世纪思想史”。     

为摘掉引号的革命立传--评《中国晚清文学革命史》

自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以来， “晚清”成为学术界的一个热点。国内外已有不少学者涉足晚清文学，但尚未出现过《中国晚清文学革命史》（马春林著）这种明确肯定晚清文学 “革命”性质的论著。 视角宏阔，是该书的一个显著特点。它采取“世界文学”和“２０世纪中国文学”的宏观视角，将晚清文学革命置于世界性文学交流的大系统和２０世纪中国文学新旧嬗替的整体进程中审视和考察，从而获得不同于以往文学史研究的新认识：晚清文学革命是中国文学由封闭的本土文学走向开放的世界文学的辉煌起点。它标志着中国人“世界文学”意识的觉醒；它是中…     

"闲趣坊"系列之《旧时书坊》

秋禾、少莉编的《旧时书坊》（三联书店2005年版，2006年重印）贴着三联书店“闲趣坊”的“标签”出炉了，我如愿得到一册初版毛边题签本，欣喜不已，素来喜欢有关书的文字，而这形式又这么新奇惹人喜爱。     

文学史的深与浅--兼评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

文学史家把自己的名字印在他所撰写的文学史著作的封面上,仿佛仅仅为了标识该书的著作权,而一进入正文部分,他自己就彻底消失了,让位于历史。不过, 他并不在正文外面,他永远在里面,像一个拥有极大权威可却从不抛头露面的“影子内阁”,事无巨细地参与到每一个字眼儿、句子和段落的“决策”中,哪怕他讲述的是几个世纪甚至十几个世纪以前的事。谈到文学史,我们通常想到的是构成文学史基本要素的两个问题,一是何谓文学,一是哪些作家或作品有资格进入文学史。在这里,被忽略的恰恰是撰写者本人,而正是他在决定何谓文学,谁是重要作家和作品。此外,他还不是著作权中所标明的单个人,作为一个历史家,他从属于某个社会群体,而这个群体的价值尺度、情感特征和政治需要暗中左右着他的选择和写作。把文学史著作说成是偏见和成见的辑录,肯定失之偏激,但撰写者以及——通过他——他所属的那个群体的审美意趣、意识形态、文化霸权策略的确渗透于历史叙事中。正因为如此,作为文化领导权之争在文学史撰写中的表现,才会不断出现“重写文学史”的呼吁和尝试。文学史著作,一言以蔽之,是关于文学的历史的种种叙事或构成。当某部文学史著作“广被认可”时,那不是因为它恰巧接近了历史“真实”,而是在一定范围里获得了“共识”; 当这部著作被用作教科书时,它就在行使文化霸权。程巍     

近代中外文学关系的精心梳理--评《近代中外文学关系》

中国传统文学在走过了两千多年曲折复杂的演变进展历程之后，跨入十九世纪中叶，由此拉开了崭新的“近代意识”序幕。随着此间国门的打开，林则徐、魏源等人为长期闭关锁国的旧时代介绍和引进了世界文化。大量的外来文化思潮蜂拥而来，尽管引入之初，其目的主要在于催醒昏睡的旧中国，而并非单纯为了改革中国传统文学的体式，但客观事实上，世界文化思潮的涌入所带来的是对中国传统文学观念的冲撞，以及对中国数千年来亘古未变的传统文学形式与文学内涵的冲击；它为中国传统文学变革创造了客观的前提与条件，也从而生成了中国文学史上空前的…     

辽金元文学综合研究著作叙录

《辽金元文学史话》，周惠泉、杨佐义主编，吉林人民出版社 1998年版，为《中国文学史话》丛书之一种。它集史、事、评于一体，生动活泼地再现了这三朝文学发展的宏伟画面，既有知识性和趣味性，又有极强的理论深度和学术性。全书设 165个专题，涉及这三朝较引人注目的文学现象、重要作家、作品和各种文学体裁。贯穿全书的主线是“辽金元文学是民族融合的结晶”这一观点。书评有邓绍基《关于〈辽金元文学史话〉的一点感想》，见《北方论丛》 1989年第 5期；刘兴汉《学术性与大众化的融合——评周惠泉主编的〈辽金元文学史话〉》，见《社会科…     

颠覆与重建——近年出版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教材述评

建国57年来,“当代文学史”的教材建设走过了一条坎坷曲折的道路。这大体可以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从建国之初至“文革”。17年的实践逐渐梳理出了“中国新文学史-现代文学史-当代文学史”的发展脉络,奠定了“当代文学史”知识体系安身立命的历史坐标;第二阶段,“文革”十年。“当代文学史”和当代文学一样,在浩劫中走过了一段极其相似的心路历程;第三阶段,1966-1985年。“当代文学史”在恢复中发展;第四阶段,1985年至今。1985年“20世纪中国文学”概念的提出,和1988-1989年“重写文学史”的讨论,较大地影响了“当代文学史”的学科理念,教…     

经验史研究对文学史的意义——评《20世纪中国文学经验》

文学经验史研究与一般的文学史研究之间存在着差异,前者不仅是对后者的丰富和补充,而且是对它的拓展。文学史是一段时期的文学发展规律和史学逻辑的总结,它是一个收集、梳理、遴选的结果；而文学经验史研究更注重历史原始面貌的挖掘,以及各种历史资源的整理与积聚。如果说文学史的知识体系体现的是一种文学权力结构,则文学经验史的研究就是对权力框架之间的大量疑案和事例的质询和详察。     

“关键”时刻不关键——读王德威先生文章献疑

王德威先生的现当代文学研究,总能在看似已是常识的地方,在一些易被忽略的边边角角处,发掘出新意来,让人颇受启发.他的近著《现当代文学新论:义理·伦理·地理》即是一本读来很爽的书,其中的第一篇文章《重写“重写文学史”——十个“关键”时刻》,就正在编写之中的《现代中国文学史》,谈论了贯穿其中的一个脉络、一种文学史编写方式,也即十个“关键”时刻,乍看之下,令人眼前一亮:     

宏观与微观的结合 历史与逻辑的统一——评《徽州学概论》

由黄山高等专科学校徽州 文化研究所姚邦藻主编的《徽州 学概论》一书，旨在以半个世纪 以来“徽州学”各种专题、各个方 面的研究成果为基础，尝试着对 “徽州学”进行整体地把握和系 统地描述，从而为构筑“徽州学” 的学科体系作出一份积极的贡 献。全书４０万字，分为上、下两编。上编为“徽州学通论”，从学理上对“徽州学”的涵义、“徽州学”的研究对象和范围、研究的目的和意义等“徽州学”的基本范畴进行界定和阐释，对该学科框架体系的建构作了有益的探索。下编是“徽州学分论”，分别以徽州人、徽州人文、徽州技艺等三大板块，对…     

重审中国的“恶之花”

以邵洵美、叶灵凤、章克标等作家为代表,以狮吼社、幻社、绿社等社团为主要阵地的所谓“海派唯美主义”不仅是中国现代唯美主义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一般认为,正是其鲜明的欲望化叙事和浓郁的颓废风格将中国现代唯美主义文学推向了高潮,并强化了后者的文学史存在。“海派唯美主义”由此被称为中国的“恶之花”。然而,通过检视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现代文学研究不难发现,在相当长时期内,包括“海派唯美主义”在内的中国现代唯美主义文学在各种现代文学史著述以及相关专题研究中都是缺席的,这里固然有意识形态的制约因素（特别是新中国前30年）,但也存在学术认知上的缺陷,甚至在新时期的前20年,诸如以下论断仍是学界的普遍看法：“在我国现代文学史上并未出现过一个唯美主义流派和纯一的唯美派作家。”［1］这种理论空场终于由1997年出版的《美的偏至--中国现代唯美—颓废主义思潮研究》一书得以填补。该著凭借翔实的材料,令人信服地叙述了中国现代唯美主义文学发生、蜕变直至消亡的过程,并细致地描绘了各个文学流派的审美图景和思想风貌,由此从根本上扭转了学界有关中国唯美主义文学的传统认知。虽然《美的偏至》具有重要的开创意义,但如同我们所见,该著的主要贡献是从由宏大主题叙事（如启蒙、革命、救亡、阶级斗争等）和占主导地位的风格叙事（如现实主义、浪漫主义等）所建构的现代文学史的雄伟建筑群中清理出了唯美主义这一被遮蔽的文学院落,从而帮助我们逐渐接近完整、立体的文学史景象。但在此不得不问的是：为何唯美主义不管作为文学流派还是文学史的叙述对象,最终都走向湮没或尘封的宿命？而当它们被重新发现和解读,对于重新认识、评价整个现代文学史、美学史的建筑格局又会产生怎样的影响？在这一重审过程中,我们又应立足何种立场和视角？显然,对唯美主义文学的研究若只限于满足填补文学史空白的意图是不够的,一种回到初始旨趣的自我检视尤其重要--是怎样一种问题意识激活了我们去重新鉴赏、思考这片被遗忘的唯美主义风景的动力和欲望？这已不单单属于文学史的职能,而更与当下的思想实践乃至社会生活紧密相关。     

徘徊于文史之间——《史记》叙事问题的现代解析

《史记》开创了纪传体通史的先河,这一体例遂成为中国古代史书的正统．沿用两下多年．同时“纪传体”也对中国古代文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此后,“史传”传统与“诗文”传统并举,成为贯穿中国文学史的一条红线。所以,“纪传体”兼具史学价值和文学价值．它独特的形式是理解史记的一个重要方面。     

民国时期中国妇女文学史著作之简评

民国时期,我国共有四部妇女文学史著作,分别为谢无量的《中国妇女文学史》、梁乙真的《清代妇女文学史》、《中国妇女文学史纲》和谭正璧的《中国女性文学史》。这些作品开创了新的文学史专门类别,丰富我国女性文学的传统,对现今的女性文学研究也起到了重要的文献和审美价值。     

漫谈杂文

杂文确是文学园地里一株奇异的花。中国的杂文“寿比南山”。自战国以来,有如细水长流,绵延不绝,一往直前,沿着自己的道路走过来。它的生命力,恐怕在于“杂”。翻开中国文学史,汉有赋,唐有诗,宋有词,元有曲;如雷贯耳,盛极一时。杂文从没有过独领一代风骚那样的殊荣,也从未得到过文学史家的多加关照,却执着地保持了自己的传统;经久不衰,     

《台湾学者中国史研究论丛》简评

“史”的研究对于每一个学科而言都意义非凡。 它既要求呈现本学科的客观历史，又要求发挥著述主体的独立 个性。通过严肃的求证、系统化的梳理、有特色的分析，著述者在 整理知识的同时，也为使用者提供了一个便捷的、宽阔的视野， 为相关领域的纵深研究提供了多种可能。故而，“史”的研究无 论是在方法论意义，还是在学科价值上的地位都无可替代，也一 直为众多学者所孜孜以求。本期选取了近些年来出版的7部有一 定分量的“史”著一一评论，以期为读者描绘一幅丰富多彩的 “史”的研究的现状图景。其中涉及中国历史、学科史、文学史， 有大部头的论丛、丛编，也有小领域的专著和学人史论自选。它 们有的注重细节，彰显了“史”的严谨；有的生动有趣，跳跃着 “史”的睿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