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现社会关系和谐的伦理抉择:功利或正义

社会和谐是当代中国社会的发展诉求。社会和谐的实质是社会关系的和睦和坚守维系这种关系的正义伦理。正义伦理作为实现社会和谐关系的价值取向，应该成为我们理顺社会关系、化解利益冲突、防范各种风险、达致社会公正的道德准则。同时，正义伦理应作为现代社会制度安排的道德基础。这种制度安排既反映交往行为的价值共识，又能够在尊重各个群体的独立发展时防范不同群体之间的矛盾激化，从而实现整个社会的和谐稳定。     

论社会精英的价值观与行为模式对制度安排以及制度变迁的影响

本文试图从逻辑上论证这一命题：社会的主流价值观以及倡导这种主流价值观的精英人物。决定着该社会制度安排的基本特征与变迁方向。我们首先将人在具体行动上的理性特征、人生的展开受价值观所引导、和人对潜在终极价值的追求这三个不同层次的行为特征，统一到人的自我实现过程中，以此分析社会精英的行为模式。在此基础上，考察价值观与法律层面的制度安排之间的联系方式及其对制度变迁的影响方式。按这一理论逻辑，本文区分出四种类型的制度变迁。并且分析了相应的四种变迁机制。     

社会转型·社会治理·社会回应机制链

在全球化多元共生、开放、回应与同构的趋势中，中国社会转型与西方社会转型因社会主义制度因素的嵌入而具有非同源性，但中国因工业化、现代化的使然，仍引发了社会结构的重构和具有现代性特质的社会分化开始，并凸显出我国传统的政府与社会高度合一管制模式的内生性冲突。因而在社会转型情境中建设和谐社会，不仅需要重设动力机制、社会机制，而且建设和谐社会的新制度安排还需要建立一套不断完善的社会机制链才能持续地转化为现实生产力，才能促进与实现社会的和谐。     

由农村就业转移增长缓慢引起的思考

中国农村大约两亿多富余劳动力的长期沉积，很难通过农业和农村经济自身的增长、发展。获得具有平均社会收入水平的就业安排。从而最终脱离从社会贫困最底层向上缓慢爬行的命运。必须逐步向非农经济部门进行就业转移。之后，再通过新的制度安排。将这种就业转移逐步向工业经济圈和城市经济圈进行人口规模转移。从目前学界和政府达到的认识水平看，这恐怕是解决中国三农问题难以逾越的一个历史课题。     

社会维度的重构与高等教育创新

社会维度的缺失是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的典型特征，高教改革与发展的重要方向之一就是重构社会维度，建立起高等教育发展的社会支持系统。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社会维度之重构有其特殊性，面临着几对双重任务，其着眼点是在社会视野下达成高等学校、政府、市场之间的博弈，重新考虑高等教育发展与创新制度安排的供给与需求问题。     

政府与企业在社会养老保险中的博弈

社会养老保险的具体制度安排和运行是不同利益集团博弈的结果，政府和企业是社会养老保险中最重要的两个责任主体，也是最主要的两个博弈主体。目前两的博弈集中表现为：政府利用制定社会养老保险规则的权力，将养老保险隐性债务转嫁给企业；养老负担较轻的企业进行逆向选择，不愿参加现行的社会养老保险体系；已参加社会养老保险体系的企业，则采取各种对策，逃避缴费义务。因此，采取有效的对策，使我国的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具有可持续性，已成为我国社会保障制度建设的一个重要问题。     

构建学习型社会应大力推进两种制度建设

新华社信息北京3月12日报道，中国科学院最近发布的《2004年中国可持续性发展战略报告》指出，相对于终身学习制度的安排，学校教育作用是有限的。因此，必须通过建设多元的弹性学习制度、自主选择和回流教育制度，构建学习型社会。     

弱势群体的制度因素分析

转型期弱势群体的成因是多方面的，而经济体制的转轨是其中重要的制度因素。经济体制制度变迁的路径、形成方式，对弱势群体的规模、程度有较大影响。随着经济体制的深化，应通过健全、完善社会保险“三大”制度、社会救助制度、收入分配的调节制度等制度安排，来保护弱势群体利益。     

论我国企业并购中政府行为的必然性

在当前特有的制度环境和制度安排约束下，我国的企业并购离不开政府的参与。制度的因素、并购对社会生活的影响、利益动机对政府行为的驱动决定了我国企业并购中政府行为的必然性。     

社会转型期利益矛盾与构建和谐社会的路径选择

建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重要内容，和谐社会是一个社会结构合理、价值共识达成、制度安排科学的社会；社会转型随着改革的深化，利益分化明显，利益矛盾突出，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须合理调整社会结构，协调好各种利益关系，大力推进制度创新，加强执政党执政能力建设，统筹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     

论现代化进程中的政党制度与政治稳定

政党制度作为整合社会的机制、组织和扩大政治参与的制度性安排以及政治权力合法性的源泉，具有政治稳定的功能。政党制度促进政治稳定，必须符合社会生态的要求，具备较高的制度化水平和强大的合法化能力。[编者按]     

论乡村治理的制度安排——以国家与社会关系为视角

乡村社会的治理,要求制度安排的均衡,国家和社会是制度的主要供给者,治理制度的健全要求国家与社会的和谐与均衡。建国以来,从人民公社时期国家对社会的完全控制,到乡政村治时期的控制放权,再到免农业税后的国家从社会的逐步淡出,治理制度的安排不断发生着变迁。我国乡村治理制度变迁的过程,既是国家与社会关系不断调整的过程,也是追求制度均衡的过程。追求乡村社会治理与善治的过程,就是完善基层民主的过程。     

我国社会权利贫困的制度因素分析

权利贫困是指权利享受不足的状态,具体表现为由于制度因素所造成的对社会上的部分人群在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等方面的限制和歧视所导致的生活贫困。我国社会权利贫困不仅"面"大,而且程度也比较深。造成个人或群体权利受损、权利贫困的真正原因,在于制度安排、制度缺失、制度的不完善等制度因素。     

论“仇富”及其扬弃：制度伦理与道德建设的视角

当前中国社会仇富心理有不同表现形态,其实质是对社会不公的仇视。社会财富的增加及社会财富分化的加剧,是仇富心理产生的一般条件;社会转型过程中的制度性不公以及制度不规范、制度缺失所导致的社会不公,是仇富心理的现实根源;公平意识缺失以及不合理的公平观、价值观和财富观,是仇富心理产生的文化根源。仇富心理的扬弃,既要有合乎公平伦理要求的制度安排,以保障社会的相对公平;也要进行以公平为核心的社会主义道德建设。     

论政治学视域中的知识化社会

信息技术应用的最终结果必将是社会知识化。知识化社会里,知识是社会分层和社会流动的依据。与以往社会形态相比．知识化社会需要强化各种制度安排。     

关于用人制度对素质教育影响的调研报告

根据开展素质教育系统调研工作的总体安排，我们通过献资料研究、访谈、召开座谈会和问卷调查等方式，重点就当前社会用人观念、用人单位对人才能力和素质的要求、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及其对素质教育的影响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第一段]     

关于完善我国社会救助制度的思考

社会救助是现代社会保障体系的基础性制度安排,它解除的是贫困人群的生存危机,并体现着政府的责任和社会的道德。目前,社会救助体系已经基本覆盖城乡。但是,在这一制度的发展进程中,仍然存在着诸多问题,因此要引起重视,并在发展中加以改进。     

论知识经济条件下我国银行监管制度的变迁及路径选择

我国的银行监管作为应对金融脆弱和金融交易信息不对称、保护金融交易双方权益、维护金融安全的一种制度安排，自改革开放以来，从无到有，再到已分立的银监会，大致经历了四次变迁。而每一次的变迁，都是监管制度为适应经济及时代背景，从相对均衡到非均衡、又走向相对均衡的调整和新的制度安排。人类社会正逐步迈入知识经济时代，因此，结合知识经济的特征及其带来的变化，考察影响我国银行监管制度变迁的供求因素、路径选择，探求动态、良性的正向循环变迁的路径选择，以谋求高效的监管实绩是十分必要的。     

论韩非对弱势群体的关怀思想及其现实意义

在全面深化改革时期,弱势群体作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点帮扶群体,其亟需等待国家和社会的救助。同时社会救助作为一种制度安排,弱势群体的社会救助已成为现代文明社会的重要标志,存在诸多需要完善之处。韩非的"公正"、"分配适度"、"正明法"等"期利民"的社会关怀思想,对于当前我国完善社会救助制度具有一定的现实指导意义。     

利益时代的冲突与和谐

和谐社会是一个有能力解决和化解利益冲突，并由此实现利益大体均衡的社会。建立利益表达和利益均衡机制的过程是一个挑战。可以这样说，底线是社会的稳定，上限是利益的表达，两者之间是形成制度化的利益表达机制的空间。需要做的是用有效的制度安排来容纳和规范利益表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