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隐含作者”及其价值意义

“隐含作者”是美国芝加哥学派著名学者韦恩·布思于1961年在《小说修辞学》一书中首次提出的一个重要叙事学概念。此概念自诞生以来在国际叙事研究领域被广泛运用,并产生了重大的影响。“隐含作者”来源于作者编码和读者解码的过程中,是作者构建与读者想象推导出的作者形象,它是一个与真实作者既有联系又有差异的概念,与真实作者之间呈现出相似性、互异性与对立性的对应关系。“隐含作者”的存在有其自身的历史意义和现实价值,又有利于我们更好、更全面地阐释作品。     

论小说叙事作品中隐含作者的双重功能

在文学叙事理论研究中,由布斯提出的“隐含作者”概念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意义。从小说叙事文本自身的内在构成和小说阅读活动两个角度可以发现,隐含作者具有双重功能。     

叙事学视角下的小说翻译--以隐含作者与隐含读者的传译为例

隐含作者与隐含读者是小说叙事中的两个核心概念,对小说翻译具有重要的作用。理想的小说译文应当实现目的语文本隐含译者和“源语文本隐含作者、隐含译文读者和源语文本隐含读者的等同,从而使译文与原文产生同样的叙事美学效果。但在实际的翻译过程中,译者有意或者无意的选择往往会导致译文与原文在隐含作者和隐含读者上的偏离。     

隐含作者的存在及意义

隐含作者概念自提出以来引起了不少的争议。隐含作者这一概念是否具有必要性,即到底存不存在隐含作者?隐含作者在文学批评中起什么作用?通过回顾、梳理这些争议,本文认为隐含作者在叙述交际中是的确存在的,不光如此,隐含作者概念在文学批评中除了很重要的历史意义之外,还具有很高的实用价值。     

大学生英语演讲中的隐含作者分析

对学生演讲稿的写作过程及成稿文本研究和分析表明,学生演讲中存在清晰的隐含作者。由于演讲是一种公共传播行为,学生演讲中的隐含作者与媒体叙事中的隐含作者较为相似,表现为更优秀、更强大的“第二自我”和文本所体现的、同时也是环境和社会意识形态所要求的价值观和道德观这两个层次。真实作者（学生）与隐含作者的互动、互融过程,就是学生进步、提高的过程。在演讲教学中正确运用隐含作者的作用,将对学生成长产生深远的积极作用。     

叙事学视角:论卢梭《爱弥儿》中“隐含作者”的叙述伦理

本文借用韦恩.C布思所提出的"隐含作者"的概念,对法国启蒙思想家卢梭的作品《爱弥儿》中"隐含作者"的叙述伦理进行剖析。笔者认为《爱弥儿》中"隐含作者"至少有两个,一个是爱弥儿的老师,即是作品中的"我",另一个是新兴资产阶级的力量。作者在作品中通过变换身份以及和社会环境互动来表达其内心对自由、平等社会的渴求,也揭示了资本主义上层社会的政治力量和宗教力量对封建旧制度的痛恨和希望迫切推翻其统治的愿望的叙述目的。     

论作者与隐含作者的关系

隐含作者的概念首先由韦恩·布斯提出,并很快受到文论界的广泛接受,但在作者与隐含作者的关系存在很大争议.本文试图对二者的关系进行梳理,论述几种有代表性的观点及其局限性,并以此为基础提出自己的观点.     

《雅歌》——隐含读者由"爱"达成的统一

本文通过运用叙事学的一些理论,从《雅歌》中的被叙述者入手去探究隐含作者的价值观,并在此基础上考察文本对隐含读者的态度的要求。尽管分析的结果是存在着两种隐含读者,但是他们却可以通过“爱”而达成统一。     

新闻不可能是“不可靠叙述”:一个符号修辞分析

不可靠叙述,是叙述学最关键的问题,有关问题却辩论了60年没有辨清.其中最令人困惑的,是“事实性”叙述(历史、新闻、广告、预言等)能不能不可靠?叙述不可靠是叙述者与隐含作者在意义与道德上的距离,而不是叙述与“客观事实”的距离.隐含作者是作者人格的替代,而事实性叙述的叙述者与隐含作者人格合一.因此,事实性叙述只可能不真实,或不可信,却不可能“不可靠”.这是符号修辞学亟待解决的重大问题.     

论《新寒士街》中的隐含作者

要挖掘英国作家乔治·吉辛的自然主义小说《新寒士街》背后的深层意图,可以从与自然主义方法具有契合点的修辞手法“隐含作者”入手.隐含作者的建构,隐含意义是关键.吉辛在《新寒士街》中通过对文学商品化背景下不同作家生存境遇以及文学价值的探讨,建构出隐含其中的文人知识分子形象,其意义最终指向人文精神的重建.《新寒士街》中隐含作者的建构对于我们今天认识知识分子和人文精神的重建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关中方言的“的”字以及与之有关的几个问题

关中方言没有与普通话状语标志“的”字相对应的用法,如以形容词重叠式“从儿”等充当状语时不用“的”字。旬邑的“哩”字相当于普通话的“的”字。西安一带妇女口语很普遍地省去程度补语标志“的”字。耀州一带表示正在进行时态以“的”字为最常用,这个特点可以从近代汉语文献找到根据。“的”字在耀州、富平一带常常处于动趋式之间。宝鸡一带“块”字的音变形式[． ]或[．u ]表示领属,相当于普通话的“的”字和吴语、客家话的“个”字。西安等处单音节拟声词后边常有“哧”字出现,“哧”字前边的拟声词是突然的音响,后边必须连带“一下”,“哧”字相当于普通话的“的”字。西安等处读阴平的“我、你、他、咱”后边常连带“的”字表示复数。     

后现代主义特征下的“反对解释”

哈桑对“不确定性”与“内在性”的后现代主义特征的界定,为后现代主义的认识观念奠定了基础。正是这两个特征导致了后现代主义文学艺术的又一倾向,即“反对解释”。这一特征不但有其深刻的理论基础,而且始终是后现代主义理论家与作家作品所关注的焦点。     

论趋向动词问题

“趋向动词”这一提法由来已久，似乎已为大家所认同。笔者认为，这种提法不妥。文章以“起来”、“下去”和“下来”为例，从句法、语义角度对它们进行考察，发现在共时平面，它们的功能已经明显分化，因而不宜笼统地称之为趋向动词，应该将它们进行分化，兼属动词和助词。     

再论英文术语“性格”、“人格”与“个性”的汉语翻译问题

本文认为，personality在中国心理学界从未有过统一的译名，更不存在权威定论；由于对于personality以及相关术语individuality和character翻译上的混乱，给心理学的教学、科研和心理学知识的普及都带来很大的困难；主张西方心理学中character应译为人格或品格，individuality应译为个性，personality应译为性格。     

《论语·雍也》“虽欲勿（物）用”本字考

《论语·雍也》“虽欲勿用”句中的“勿”字原为“物”。“物”字本义指杀牲牛,引中指杀牲,又引申指供宰杀的牺牲,后来再作引申,泛指万物。《论语》“虽欲物用”原句所用的是“物”的第二次引中义．指供宰杀的牺牲。“勿”本义为屠杀,后来音近假借为否定副词。《论语》在流传中,“物”同声假借为“勿”,后世误将“勿”作本字流传。     

取消“博士论文发表要求”的再审思——基于“三角协调模式”的视角

“博士论文发表要求”引起的争议使其成为联结教育理论与评价实践的现实论题。其根本价值在于提升培养质量、促进知识生产创新,但在教育实务中的运行机制表现为:目标置换、学术竞争、行政管理和功能锁定。究其机理,评价路径的过度依赖、评价标准的“学术GDP主义”、评价结果的“利害攸关”强化了内卷现象。实践表明:“一刀切”地废除“博士论文发表要求”并不可取。基于“三角协调模式”提出因应之方在于三方协调推进:学术层面需要科学确定多维度评价标准,健全多层次、差别化评价体系;市场层面需加强学术评议指导,落实第三方主体职责;行政层面落实分流疏导机制,提升高层次人才培养质量。     

Patterns and purposes in the uses and misuses of the term ‘critical thinking’ in the social sciences

This article analyses the uses and representations of the term “critical thinking” in the social science literature, based on a qualitative content analysis of titles, abstracts and keywords retrieved from the SCOPUS database for Germany, France and Russia over the last two decades. Our analysis focuses on how the use of the term “critical thinking” has increased over time, in which contexts the term is used and in which part of article texts it is used. Our findings are counterintuitive on several levels. First, the term “critical thinking” is seldom used in a pluri-disciplinary context. More commonly, it is used within specific discourses—notably education. Second, we found that it is mainly used instrumentally, rather than analytically. Third, most of the articles that use the term do not engage in actual critical analysis. There are also important geographic variation in the use of the term. In articles from Germany and Russia the term is used in similar ways—and differently in France. These nuances are difficult to analyse however, due to the different topics addressed, as well as author preferences. The use of the term “critical thinking” is diverse; indeed, at times weak and paradoxical. Finally, we discuss how editorial policy in academic journals possibly influences the discourse on critical think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