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与中国近代文学翻译

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梁启超基于在政治上维新改良的需要,发表了大量的译论和译作,并创办了《新小说》杂志,组织文学翻译和创作,在中国近代文学翻译史上起到了集"专业人士"和"赞助人"于一身的作用,促进了中国近代文学翻译的发展。     

梁启超的“教育文学”与近代韩国文人的关系——以梁启超的“小说界革命”对申采浩的影响为中心

清末民初时期是中国的＂启蒙时期＂,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也是韩国的＂开化期＂,此时期梁启超流亡到日本并发表了一系列关于小说观的论文,同时韩国文人申采浩拿起笔来为祖国的未来奋笔疾书。梁、申二人把小说当成革命的工具,甚至视之为改变整个社会和政治格局的基本手段。本文通过中国近代文人梁启超的＂小说界革命＂对韩国近代小说的影响,分析了中韩文人在小说观上的交流,重点以韩国文人申采浩为例研究了梁启超对他的影响。     

试论梁启超与袁世凯的关系

梁启超与袁世凯是中国近代史上两个非常重要的历史人物,梁袁关系的变化与中国近代重大事件相联系,在戊戌变法时期、民国初年、护国运动时期他们之间关系密切、交往频繁,时而言和,时而结怨,变化异常,对中国政局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梁袁关系的变化反映了梁启超宪政思想和袁世凯帝制思想的冲突和斗争,也反映了中国近代历史进程的曲折与复杂。     

梁启超在“开化期”韩国的影响

在近代韩国,梁启超的作品以及那些翻译其著作的译者启蒙和教化了大批进步人士。由于＂相似的语言、历史背景和国情＂以及＂梁启超对韩国国情的关注＂等特殊原因,他的著作及其思想言论受到近代韩国文人的大力支持。故而,梁启超的文章及论著在以＂直接登载论著的原文、翻译论著为译文、摘选原文或译述、书籍＂的形式传播到韩国之后,读他的文章成为韩国文人中的一种流行,并成为一股独特的社会风气,这是近代中韩比较文学史上不可淹没的痕迹。     

梁启超与五四运动关系探源

五四运动既是思想文化上的启蒙运动，也是救亡爱国运动。梁启超与五四运动有着很深的渊源关系。戊戍变法失败后，梁启超亡命日本，倡导“新民”学说和“文界革命”，反省传统，介绍西方资产阶级学说，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思想先驱，对五四知识分子产生了极犬的影响。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游历欧洲的梁启超以私人身份旁听巴黎和会，维护中国权益，及时将巴黎和会损害中国主权的消息传到国内，点燃了五四爱国运动的导火线。虽然梁启超晚年思想渐趋保守，但他仍然以积极的姿态参与五四新文化运动，对新文化运动所追求的个性独立、民主自由、科学精神、道德革命表示赞许，他是新文化运动的辩护者而非敌对者。欧游归国后，梁启超高度评价五四运动的意义，希望五四运动变外交的国民运动为内政的国民运动，建议青年致力于文化运动以光大五四运动的价值。同时对五四运动中科学万能论、科学口号化等缺点进行了反思。     

梁启超的儒家哲学论——以《儒家哲学》为例

新文化运动的冲击和对儒家文化的持守,共同催生了梁启超的儒家哲学论。梁启超立足传统文化,从基本内涵、核心问题、研究方法、发展脉络四个方面深入剖析了儒家哲学的内在特质。梁启超对儒家哲学的独特见解,对当下如何传承与改进儒家文化,仍然具有深刻启示。     

论梁启超与袁世凯

梁启超和袁世凯是中国近代史上十分重要的人物。他们之间关系密切,交往频繁。梁袁关系的变化与近代重大事件相联系。本文系统地论述了维新运动时期、辛亥革命前、民国初年、护国战争等不同历史时期的梁袁关系。分析了梁袁关系变化对中国政局的影响,并对两人在不同历史时期的政治活动作了评价。     

“民族国家”对乐利学说的影响——以严复与梁启超的乐利学说为例

戊戌时期乐利学说的形成与民族国家观念的引入有着密切的关联。在民族国家中,个体有了独立的价值,乐利学说才有了实现的可能;乐利学说又丰富了民族国家的思想。在救亡的时代背景下,民族主义、国家主义思想成为主流,国家富强是众多思想家追求的目标。梁启超对于"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的重新诠释,严复对于"国富论"的补充,正是对民族国家和乐利学说之间关系的最好说明。     

“民族国家”对乐利学说的影响——以严复与梁启超的乐利学说为例

戊戌时期乐利学说的形成与民族国家观念的引入有着密切的关联。在民族国家中,个体有了独立的价值,乐利学说才有了实现的可能;乐利学说又丰富了民族国家的思想。在救亡的时代背景下,民族主义、国家主义思想成为主流,国家富强是众多思想家追求的目标。梁启超对于＂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的重新诠释,严复对于＂国富论＂的补充,正是对民族国家和乐利学说之间关系的最好说明。     

浅析中国近代民族主义——以梁启超民族主义思想为例

中国近代民族主义是梁启超在二十世纪初最早提出的。梁启超作为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理论的先行者,其民族主义思想内容丰富,见解深刻。通过对梁启超民族主义思想进行探讨,熟悉其民族主义思想的发展脉络,对其思想进行客观的评价,无疑对我们了解中国近代民族主义思想具有重要意义。     

论严复与梁启超的思想交锋

甲午战争之后，随着“东学”的兴起，使得“新学”内部又分化成“西学”与“东学”两种势力。前者主张直接从欧美摄取西洋文明；而后者鼓吹以明治维新为样板，由日本间接吸收西方文化。虽然双方共同致力于传播启蒙思想，但在对于西方文化的基本认识方面，还存在着不少意见分歧与门户之见。清末民初，“西学”大师严复与“东学”巨擘粱启超之间所展开的数次思想交锋，在客观上促进了近代中国自由主义思潮的成熟与发展。     

盟友与对手之间:梁启超与中国同盟会关系述论

中国同盟会是近代民主革命家孙中山创立的第一个全国性的资产阶级革命政党。在同盟会的建立和发展过程中     

以池州市为例探讨生态旅游市场规律

生态旅游资源是一个遍在性旅游资源，共性大，客源要求特殊、鲜明的主题和科学的市场运营规则。池州市依托九华山旅游客源和本地区中心城市居民。开发九华山周边地区和城市郊区生态旅游资源，以低成本吸引游客，以低门槛值维持运转，以拓展九华山旅游业和培育本区居民生态环境意识为目的，以保护生态环境为根本，发展本区生态旅游业，为我国生态旅游的研究和发展提供了理论素材和实践经验。     

梁启超与钱穆的专门史观初探

近代著名学者梁启超和钱穆,都对史学理论尤其是专门史的理论和方法,作过深入系统的研究,分别在20世纪20-30年代和60年代著有《中国历史研究法》,成为上世纪中前期我国史学理论和方法研究的重要成果。在论述专门史的研究时,他们都借鉴和扬弃我国传统史学理论方法以及近代西方历史文化观,从部分与全部、特殊与一般,以及从专门史与普通史关系的角度来诠释专门史,从而形成富有时代气息和个性特点的专门史观。而二者的专门史观又有一定的差异,梁启超把历史分为专门史和普遍史,不只是表明历史的部分与整体之间的关系,更为重要的是认为专门史是与普遍史或文化史相对应的,是明了全部历史的基础;钱穆则强调从文化、通史的角度研究专史,又由专史而通史,以见历史大体。总之,梁启超突出传统的史体和史法的继承,钱穆侧重文化和哲学的追寻,这是他们的专门史观区别较大的地方。     

大理国与宋朝关系新探

直到目前，在史学界研究大理国与宋朝关系者并不多，有，也多限于经济关系方面，这主要是宋朝统治者心存偏见等历史原因造成的。事实上，大理国与宋朝在政治关系方面尽管比较疏远，但大理国对宋朝始终是“内向”的，只不过大理国谋求与宋朝友好的愿望和行动被宋朝统治者所拒绝，关系疏远的责任不在大理国而在于宋朝统治者。一方面，大理国积极要求臣属于宋，与宋朝建立良好关系；另一方面，宋朝错误地吸取了唐朝灭亡的教训，而采取了错误的政策，如宋朝地方官吏（边臣）以“尊王攘夷”之旨累累拒绝大理国的友好、朝贡、通商的请求，造成大理国与宋朝之隔离。     

浅论梁启超思想的“启蒙宣传性”——以其“三界革命”思想为例

梁启超是我国近代史上思想启蒙的主将,他发动的三界革命,从文学的角度传播了西方资产阶级思想,给文学界注入了新的活力,但是由于所处时代的塑造和要求,他的思想也存在着某些矛盾和不彻底,但是这些都无法磨灭梁启超的思想给中国文学带来的启蒙的新动力。     

动漫产业发展路径探讨——以合肥动漫产业为例

发展创意产业,是每一个国家和地区实现跨越式发展的重要路径,动漫行业作为创意产业的一个方面,仍然步履艰难。以合肥动漫产业为例,动漫产业必须找准产业目标定位、提高产品创新意识、加强产业集群建设、加大创新型人才培养、注重商业推广环节,走出一条自主创新的发展之路。     

梁启超与张之洞:文化和政治的选择

维新活动开始，洋务大员张之洞与维新领袖康、梁一度关系密切。张之洞结交康、梁有“为我所用”的想法，也有政治投机之意。康、梁虽然希望借助张之洞的影响设学会、办报纸，宣传维新变法思想并扩大维新派的影响，却不愿意牺牲独立的思想主张。结果，张之洞拉拢不成转而压制和破坏维新活动，并最终走向维新派的对立面，而梁启超对张之洞的克制态度也在变法失败后得以宣泄。梁启超与张之洞关系之演变，揭示了彼此在政治和文化方面进行选择的内在意义。     

高校教师工作家庭冲突与职业倦怠的关系研究——以河南大学为例

考察高校教师工作家庭冲突与职业倦怠两者间的关系,为预防和减少高校教师职业倦怠提供依据。采用工作家庭冲突问卷和职业倦怠量表对525名高校教师进行问卷调查,结果显示不同性别的高校教师在职业倦怠和工作家庭冲突上存在显著差异,职业倦怠总分与工作家庭冲突各维度存在显著的正相关,进一步回归分析显示,工作家庭冲突对职业倦怠具有一定的预测作用,工作家庭冲突是影响高校教师职业倦怠的一个重要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