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西汉末年农民战争中的士人

西汉后期，士人群体迅速分化，向拥戴王莽改制，试图建立安定的社会秩序、逃隐山林，静观时变、口外经营、奋起救世三个方向发展。他们中大部分人受儒家思想影响，思想意识、社会生活都进入了专制统治者设置的规范中，成为封建统治的工具。因此，西汉末士人很少直接参与农民自发的起义，但社会青任心和参政热情促使他们关心社会。士人在刘秀政权建立过程中的贡献，主要表现为：出谋定荒，规划正确的战略和策略；奔走呼号，制造舆论；南征北战，攻城掠地。     

西汉末年城市空间分布特征研究

地理环境的区域差异,反映到城市群的地域空间结构上,也充分体现了城市分布、排列、组合的地域空间差异和不平衡特征。西汉末年的城市空间分布特征不但受地理环境的制约,还受西汉实行的郡国并行及强干弱枝政策的影响,呈现出州际城市分布差异突出、郡国间分布差异明显、空间分布东密西疏、偏集中于中纬度地带等特征。     

西汉黄河中上游流域人口地理初探

西汉时期,黄河中上游流域由于受社会、经济、军事、政治诸因素的影响,人口地理分布较之前代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即汉族人口由少变多,少数民族人口由多变少。汉族与少数民族人口数量的增减,意味着农耕面积的扩大和游牧面积的缩小。     

西晋末年人口大迁徙对"五凉"政权的影响

西晋末年,我国北方长期陷入分裂割据状态,黄河流域的社会秩序混乱不堪,生产遭到严重破坏,广大人民流离失所.割据河西地区的"五凉"政权,推行"保境安民"政策,创造了安定的社会环境,吸引了大量中原流民,促使河西的经济、文化有了飞跃性的发展.     

西汉林政初探

林之有政 ,实缘课税 ,政税相联 ,西汉统治者较前各朝更加重视林政。西汉政府重视林政之原因 ,除却汉初经济残破和加强中央集权的需要外 ,西汉时期既定的自然资源情况和当时能够对国家政策产生影响的思想家、学者、官僚、商人的积极推动 ,也是一大原因。西汉林政主要包括森林职官和森林政策两个方面。其特点有二 :一是森林权属具有国有和私有两重性 ;二是农林结合 ,手工业和林垦并重 ,表现为多样化的开发和种植。西汉林政促进了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 ,增加了国家财政收入 ,但同时也造成了自然资源的巨大耗费和较频繁的自然灾害 ,进而严重影响了农业生产的发展     

西汉梁孝王东苑初探

西汉梁孝王刘武在景帝时拟于天子，所筑东苑方三百里，沉睡地下两千年，不久前被河南文物和地理部门用遥感航测、钻探技术找到其具体位置。东苑的营建时间、地理位置、范围、包涵内容等又成了今天研究古代园圃、建筑艺术的热门课题。     

唐代中叶至北宋末年庐州的人口增长与农业发展

唐代中叶至北宋末年,庐州地区人口快速增长,除了与稳定的社会环境有关外,地方官员的积极治理、外来人口的迁入、大量隐漏及浮逃户的存在也是人口增长的主要原因。在人口增长的推动下,庐州土地得到垦辟、水利工程不断修筑,为农业生产发展提供了保障。粮食生产的发展、茶叶、蚕桑等经济作物的广泛种植与渔业和畜牧业的初步发展,大大提高了庐州地区的商品化程度和水平。     

淮河流域绿色会计构建初探

针对淮河流域环保问题的突出性和绿色会计研究的滞后性,本文在概述绿色会计的基础上,提出了构建淮河流域绿色会计的初步想法。     

西汉人口数量变化的社会因素

影响西汉人口数量增减变化的因素很多、很复杂，其中以影响人口出生和死亡水平的社会政治经济因素和自然灾害为最重要。西汉初年，为了增加社会劳动力，恢复和发展生产，统治阶级实行了一系列有利于人口增殖的制度措施：允许农民占有一定土地，轻路薄赋，奖励生育，招抚流民，释放奴牌等，使西汉前期人口以较快的速度增长。自武帝始，统治阶级日益腐化，土地兼并加剧，武帝长达30年的对外用兵，大规模的路役征发，加上统治阶级的挥霍浪费，不断加重税额，百姓财竭力尽，社会生产受到严重破坏。战争死亡，饥饿死亡，严重杀婴，生育下降，造成人口大量减少。上述因素相互影响，共同制约着西汉人口数量变化。     

西汉河北人口的分布与流徙

由于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不平衡 ,西汉时今河北中部地区人口非常密集 ,而北部则人口稀疏。当时河北处于汉族与北方游牧民族接触的前沿 ,除了受政治性移民的影响外 ,河北人口的流动和增减 ,主要是受同北方民族和战的影响     

隋以前陕南汉江流域的人口迁移

陕南汉江流域地区系指现今行政区划上的陕西汉中和安康两地区，不含今商洛地区。这一地区在历史时期是一个地缘关系(尤其是政治地缘关系)十分复杂的区域。这一特点决定了本地区人口的机械运动(人口迁移，合迁入和迁出)是十分频繁和复杂的。同时人口的迁移类型也呈现多样化并在地域空间上呈现出一定的过渡性。     

论西汉乡里教化的途径

西汉时期是我国古代注重乡里教化的一个有代表性的时期,不但政府有一套行之有效的教化手段,就连乡里本身也有其自成体系的教化途径,这些对西汉政权的巩固与乡里秩序的维持产生了积极的作用。     

两汉嘉陵江流域人口规模及分布探析

文章根据《汉书·地理志》和《后汉书·郡国志》所记载两汉郡一级户口数,估算出西汉元始二年嘉陵江流域有248 388户,有1 057 263口。东汉永和五年嘉陵江流域有297 015户,有1 119 986口。两汉人口的分布主要呈不平衡性和沿江分布的特点。文章还对涉及嘉陵江流域各郡的人口数量多寡等问题进行了探讨。     

西汉中央行政决策监督机制探析

西汉作为我国统一的封建多民族国家较为繁荣的时期,得益于其合理的中央行政决策。而西汉合理的中央行政决策出台,却有赖于其一套较为系统的监督体制的保障。西汉中央行政决策中枢由皇帝和以丞相为首的行政决策官僚集团组成。为此,西汉在对皇帝和以丞相为首的行政决策官僚集团两方面都规定着较为严格的监督程序。     

孔臧《鹗赋》与西汉四言赋抉微

孔臧其人及其作品，史书记载语焉不详，其事迹及作品今存于《孔丛子》中，其中的四赋二书当是可靠的。他的《鹗赋》是纯粹的四言诗体赋，确为西汉早期的作品。而四言诗体赋产生也较早。非起于扬雄。从西汉初年到扬雄、刘歆，四言诗体赋呈现着不断发展和完善的特色。     

论西汉散文、辞赋及其融合

西汉散文兴盛,政论、哲理文章、史传著作和记事散文各有所长,能曲尽其妙地叙事,疏直激切地说理,逼真传神地写人,意味深长地抒情,显得沉博绝丽。辞赋发达,骚体赋、汉大赋和抒情言志赋各有千秋,表现出感情深厚、铺叙突出、想象丰富、描绘细致、散韵融合、语言丰富多彩的特点。散文和辞赋相互影响,自然融合,有力地推进了西汉文学的蓬勃发展。     

清代韩江渡口的发展及内部差异

18世纪"禁海令"的废除以及随之而来的开海贸易,是韩江渡口在清代迅速发展的重要原因。清代韩江渡口按经营的性质大致可分为官渡、私渡及义渡三类,按照航行范围还可分为横渡、直渡及海渡三类。在时间发展过程当中,韩江渡口的性质也可能发生改变,需要根据各个地区具体的历史情境来看待。     

《西都赋》和《西京赋》中的汉代长安城

京都赋的代表作——班固的《西都赋》和张衡的《西京赋》对长安城的叙写中,从多方面反映出中国早期城市的发展。特别是从长安险要的地理环境、绚烂辉煌的宫殿建筑、热闹繁华的商业经济、独具特色的城市娱乐生活等方面作以详尽叙述,为人们了解汉代长安城市,进而从汉赋中了解城市文化的发展提供了依据。     

汉末儒学及建安七子的儒家思想

东汉末年统治者对儒学的提倡,学校教育和建安七子受儒学的影响等历史事实,决定了儒学在汉末和建安七子思想中仍据主导地位.这种儒学是以古文经学为主体的,与前此的儒学相比,表现出适应时代之要求的新特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