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在厦门若干史实考(之二)

一九七九年暑假,我们在厦门继续就鲁迅在厦门的一二史实作了短期调查。现将调查结果和调查中发现的线索作一简要报告,以就正于老师、同学和各地研究者。 (一)《波艇》月刊的创刊年月《波艇》是鲁迅先生在厦门大学任教时指导厦大学生创办的一种文艺期刊,鲁迅先生的《厦门通信》即发表于该刊第一号。关于《波艇》月刊的创刊年月,一九五八年八月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鲁迅全集》第九卷在“波艇”条下有注云:“一九二六年冬出版二期后即因鲁迅和负责撰稿的学生陆续离     

写了两段生活,但并非意在对比——关于《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的主题

一九二六年八月,鲁迅先生因受到军阀政府的迫害而离开北京,到厦门大学任教。他曾说过:“我来厦门,虽是为了暂避军阀官僚‘正人君子’们的迫害,然而小半也在休息几时,及有些准备”。但是,即便在这“休息”期间,鲁迅先生也没有停止写作,任教之余,他着手编写     

听父亲谈鲁迅

我的父亲翟永坤,字资生,笔名容坤,生于一九○○年十月,卒于一九五九年十二月.父亲年青在北京求学时期,因从事文学创作关系,曾多次拜访过鲁迅,聆听过先生的教诲.一九二六年秋,鲁迅离开北京,到厦门大学、广州中山大学任教,最后定居上海,其间,和我父亲有过多次书信来往.《鲁迅书信集》中选载的鲁迅给翟永坤的七封信,应是研究鲁迅这一阶段的经历与思想的重要史料.     

鲁迅的散文诗《雪》

散文诗《雪》是《野草》中的一篇,作于一九二五年一月十八日。《野草》是鲁迅的一本散文诗集,连题辞在内;共收散文诗二十四篇,作于一九二四年九月到一九二六年四月。这是个光明与黑暗的大搏斗的时期。在南方;革命形势得到迅速发展,在党的领导下开始了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但在北方,却处于英美日等帝     

关于鲁迅与翟永坤的几个问题

从一九二六到一九三○年间,《鲁迅日记》里有二十四处提到翟永坤。《鲁迅书信集》里有致翟永坤信七封。其中,特别是鲁迅从厦门、广州、上海致翟永坤的信,真实地记录了鲁迅在大革命失败前后生活与思想变化的部分轨迹,对于研究鲁迅思想具有较重要的价值。鲁迅与翟永坤之间显然有过一段比较密切的关系。正如冯雪峰同志所说:“研究鲁迅先生本人,如果不研究他对别人以及别人对他的关系,那是不可能的。所以,研究一个对于人民很重要的人物,则政治、社会、人民的生活、时代思潮以及历史和民族文化,等等,固然是最基本的研究对象,同时和他来往的人物以及他生活上最有密切关系的一切事与人,也都是必要的研究对象。”(《欣慰的纪念序》)了解鲁迅与翟永坤的关系,对于研究鲁迅也是必     

少年鲁迅的乐园

在一次研究《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的教研会议上,有的同志认为“百草园”是充满着欢乐的,而“三味书屋”却是呆滞和压抑的,文章就是通过这不同环境的对比来批判束缚儿童身心健康的封建教育的。大家几乎把“三味书屋”说得一无是处,简直就是封建教育的缩影。其根据不过是“最严厉的书塾”、“似乎很不高兴,脸上还有怒色了”这些字句,还有师生所读的都是一些不能理解的东西,等等。后来我把鲁迅这篇优美的散文看了一次又一次,却总看不出鲁迅对“三味书屋”有什么憎恶、责备的情绪。鲁迅写这篇散文,时间在一九二六年。那时他在厦门,暂时脱离了战斗,环境很寂     

一幅描绘儿童生活的图画——《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

一九二六年，鲁迅先生在厦门大学任教时写的《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是一篇优美的回忆性散文。它以形象地描绘儿童心理、儿童爱好、儿童情趣为特色，博得了读者特别是青少年读者的喜爱。鲁迅     

鲁迅与外国语

鲁迅不仅善于运用祖国的语言,而且对于外国语也很有研究。他一生翻译了大量的革命文艺理论和进步文艺作品,为我们输进了丰富的精神食粮,这正是他学习和运用外国语的重要成果。研究鲁迅学习外国语的革命精神和宝贵经验,在今天仍有现实意义。鲁迅对于学习和掌握外国语,一向非常重视,而且是愈到晚年,愈加重视,愈加提倡。一九二六年,鲁迅在给许广平的一封信中说:“还有一个吃亏之处是不能看别国书,     

《藤野先生》一课思想教育的落实

一九二六年八月,由于北洋军阀反动政府的迫害,鲁迅先生离开北京,去到厦门大学任教。同年十月,他写下了回忆自己早年在日留学时期生活的著名散文《藤野先生》。近半个世纪过去了,但鲁迅先生留在文章字里行间的爱国之情仍在洋溢,经久未衰,光彩照人。今天教学本文时,我认为尤应注重用他的感情对同学们进行爱国主义思想熏陶,燃烧他们胸中的感情之火。为了落实这个方面的教育,我是这样做的:一、拟定一个鲜明的思想教育目的——学习     

七年级下册文学常识

鲁迅(1881-1936),中国现代伟大的文学家和翻译家,新文学运动的奠基人。鲁迅原名周树人,字豫才,浙江绍兴人。《朝花夕拾》为鲁迅一九二六年所作回忆散文的结集,共十篇。这十篇散文是"回忆的记事"[《三闲集·<自选集>自序》], 比较完整地记录了鲁迅从幼年到青年时     

《记念刘和珍君》分析

一、时代背景 《记念刘和珍君》是鲁迅先生于一九二六年四月一日写的,最初发表在《语丝》周刊第74期(一九二六年四月十二日),后收入《华盖集续编》。 一九二六年初,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之下,全国工人运动、农民运动和学生爱国运动蓬勃发展,伟大的北伐战争即将开始,北洋军阀处于风雨飘摇之中。当年三月,奉系军阀张作霖在日本帝国主义支持下进兵关     

鲁迅纪念性文章中的几个人名与刊名

(一)《纪念刘和珍君》的两条注释《纪念刘和珍君》文中提到刘和珍毅然预定了《莽原》的全年。“《莽原》”课本注释为:“鲁迅编辑的一种周刊。所登载的文章大都是对于旧社会和旧文化的批判。”刘和珍预定全年的《莽原》是“一种周刊”(课本已改为“文艺刊物”——编者)么?《莽原》有两种:一是《莽原》周刊,一是《莽原》半月刊。前者为莽原社之刊物,为之奔走最力者是高长虹,中坚的小说作者为黄鹏基、尚钺、向培良三人,鲁迅是编辑。周刊于一九二五年四月二十四日创刊,同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出至第三十二期终刊。共出版了七个月。后者为未名社之刊物,先由鲁迅编辑,一九二六年八月鲁迅因被北洋军阀政府通辑离京赴厦门,半月刊由韦素园接编。此刊一九二六年一月十日创刊,一九二七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出至第二卷二十二期停刊。共出一年零十个月。未名社成员李霁野、台静农等虽曾以个人名     

论鲁迅在厦门的思想转变

鲁迅先生在厦门虽然仅135天,但在他思想发展中却是重要的阶段。鲁迅先生在厦门思想变化激剧,绝大部分是剧烈的量变,而某些方面,已经产生了部分质变。这些都为到广州实现思想上的完全质变做了充分的准备,打下了有力的基础。鲁迅的思想发展过程,是从革命民主主义转变为共产主义,这是大家所一致同意的。但     

鲁迅散文诗《野草》的艺术特色

异于鲁迅通常风格的散文诗《野草》,是一九二四年九月到一九二六年四月--差不多和他的小说集《彷徨》同时的创作。鲁迅在致肖军的信中曾说:“我的那一本《野草》,技术并不算坏,但心情太颓唐了,因为那是我碰了许多钉子之后写出来的。”(《鲁迅书信集》,上卷,六三六页)这里说的“技术并不算坏”,一点也不夸大。下面,结合作者当时的“心情”,对《野草》的“技术”作点粗浅的分析。     

谈《野草》中的“洋为中用”与“古为今用”

写于一九二四年到一九二六年的《野草》,是鲁迅继《呐喊》和《彷徨》之后,奉献给“五四”以后新文坛的一朵馥郁芬芳的奇葩,它开拓了我国散文诗的新领域,在艺术上取得很高的成就。这是鲁迅对于古今中外艺术果汁富有创造性吸收的结果,留给了我们很深的启示。 一、“采用外国的良规,加以发挥”     

《雪》的情思寄托在“雨”上吗?

周锡贤同志认为:“鲁迅先生的《雪》是见雪生情,借雪抒情,而情思寄托在‘雨’上”。我以为这一结论是背离鲁迅先生原意较远的。周文在分析《雪》写作的历史背景时说:“一九二五年一月,在‘暖国’——以广州为中心的粤闽地区,革命形势是好的,工农革命运动方兴未艾。”而“身处黑暗严酷的北京的鲁迅,……深感孤军奋战的寂爽,对‘暖国’的向往是很自然的。”在文章倒数第三节里,他又指出:“一年半以后(一九二六年八月),鲁迅还是(着重点本文作者加,下同)离开北京,去了‘暖国’的厦门,不能不说他还是抱着希望去的。”根据这句话并顾及整节可以看出,     

城市、文学与革命:以鲁迅在广州为研究中心

现代史上的鲁迅是一个文学家、一个革命旗手,而鲁迅文学与革命的结合是在广州时期形成的。与在北京、厦门和上海时期不同之处在于:鲁迅在广州时期一方面观察着广州的革命形势、近距离接触革命组织团体、革命青年;一方面审视自身的革命意识,提升对国民政府和革命本质的认知,终于在短暂的广州时期实现了革命文学的转向。     

《野草》研究的新收获——简评《<野草>艺术谈》

《野草》是鲁迅写于一九二四年九月到一九二六年四月的一部散文诗集。由于鲁迅写作《野草》时,正是新文化战线经过了一次大分化之后,他因寻不到“新的战友”,而感到苦闷、彷徨;在写作方法上,《野草》又较多地运用了象征主义。这样,《野草》成了鲁迅著作中最难读懂的一种。《野草》自一九二七年七月由北新书局出版以来,尤其是新中国成立以来,陆续有人撰     

鲁迅关心平民教育二、三事

<正> 鲁迅长期从事教育工作,并热心于成人大众教育。热心教字支持办学一九二六年,鲁迅应厦门大学之聘,担任厦大文科国文系教授和国学研究院教授。为了校对讲义稿,他常常到印刷厂去,由于他衣着简朴、态度谦和,深受工人的尊敬。一天,有一个工人问鲁迅。“就’字怎样写?”鲁迅马上抽出一张纸来,提起笔,一点一横地写给他看。就这样,每当鲁迅来到     

论鲁迅自日本回国后十年间的思想发展

鲁迅自日本回国后的十年问(1909—1919年),正值辛亥革命前夕到五四运动,其中一九一四年和一九一七年是我国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起了一个变化的重要时期;就鲁迅个人来说,恰当三十到四十岁的盛年,是思想形成和发展的重要时期。可是,由于有些材料较缺,许多研究鲁迅的书籍和文章,对鲁迅这十年间的思想及其变化,都谈得相当简略。姚文元及其追随者石一歌的所谓鲁迅研究,胡说鲁迅这时期曾“在冷寂的‘绍兴会馆’中默默地生活着”,强调辛亥革命失败后鲁迅“引起了苦闷和失望,陷入了寂寞和沉思”,把鲁迅对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