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鸳鸯蝴蝶派与大众接受

在中国近现代文学史上的众多文学流派中，鸳鸯蝴蝶派是历时最久也是颇受非议的一个流派。它在与新文学的对峙中，几度式微又几度中兴，其顽强生命力的根基在于它拥有新文学所不及的广大读者群。从作者、文本、读者三个方面来分析它的大众接受优势的原因，以此作为发展新时期文学的前鉴。     

鲁迅与鸳鸯蝴蝶派文学

文学革命兴起之时正值鸳鸯蝴蝶派的鼎盛时期,鲁迅在倡导和开拓新文艺的过程中,从“文学游戏观”、沉滞猥劣的格调、保守复古的意识等方面,对鸳鸯蝴蝶派文学进行了十分必要的批评。但同时,鲁迅又从文学史的角度对鸳鸯蝴蝶派合理定性,以较客观的态度看待文学中的“趣味”问题,切中肯綮地明确了该派的政治性质,给予了这一文学流派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最大限度的接受与包容。     

鸳鸯蝴蝶派与言情小说模式的现代性流变

从历史和美学的角度研究，鸳鸯蝴蝶派时传统的才子佳人小说向现代言情小说的嬗变起了重要作用。它以其总体上的悲剧结局，时“情”的主题的高扬，叙事技巧的现代性，突破了传统言情小说封闭、静止的内向性结构．初步呈现出外向性．为五四新小说作了历史了的铺垫。     

南社社员的转型与鸳鸯蝴蝶派的渊源

辛亥革命以后,随着国家政治的变化,南社社员在社会角色上出现了转型与分化。大部分社员依赖上海地缘和报刊业成为职业作家,并且形成了以南社社员为主流的、以民间文化出场面向市民群体和以其商业化的市场和价值取向的一个流派──鸳鸯蝴蝶派。在延续传统文化精髓、兼祧新的时代内涵过程中建构了一条连接传统与现代的纽带。     

守旧文学与现代性遭遇之后--谈鸳鸯蝴蝶派的内在矛盾

产生于清末民初的鸳鸯蝴蝶派，主要活跃时期正是新学运动兴起之际。在守护阵地的同时，鸳鸯蝴蝶派隐然有由俗趋雅、雅俗合流的趋势，体现出了一定的现代性。但是鸳鸯蝴蝶派毕竟仍然属于守旧学，旧派痕迹依然明显。本主要通过鸳鸯蝴蝶派本中所表现的大团圆与衷情传奇、“问题”意识与媚俗趣味、新式的婚恋与才子佳人等方面的对比来阐述鸳鸯蝴蝶派的现代性与其矛盾。     

论鸳鸯蝴蝶派小说与受众接受的关系

鸳鸯蝴蝶派一直以来都是一个颇受争议的文学流派,然而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与对其实行批判、打击的新文学相比,鸳鸯蝴蝶派却占有绝对的市场控制权,拥有新文学所不及的广大的读者群。本文试图从受众接受的角度探讨这一历史现象。     

新论鸳鸯蝴蝶派与张恨水的《金粉世家》

“鸳鸯蝴蝶派”的兴起不是偶然的。作为上海这个自开埠以来经济与化发展最为迅猛，半封建半殖民地特征最为明显的大都市的社会生活，既为这派学准备了客观的历史条件，也为它的发展和繁衍提供了合适的土壤．     

试论文学研究会对"鸳鸯蝴蝶派"的攻击

“鸳鸯蝴蝶派“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个重要的文学流派,长期以来,由于有文学研究会的攻击,它在文学史教材中一直得不到正确认识.其实,以这样一种态度来对待一个文学流派是极不公正的.“鸳鸯蝴蝶派“有它不够完善的地方,但它也为文学的发展做出了一定的贡献,而且为了适应时代,它也在不断创新,不断发展,张恨水便是其中一个集大成者.     

鸳鸯蝴蝶派小说对传统叙事模式的突破

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的30年左右时间里,中国小说无论在内容上还是形式上都发生了巨大变化.以改良面貌出现的鸳鸯蝴蝶派小说虽然在创作中依然拖着一条长长的传统叙事的影子,但在叙事模式上的突破也是较为显著的,尤其在叙事角度和在叙事结构上所做的努力更有助于人们对其历史定位重新认识.它在叙事方法上的变化充分反映了这个新旧过渡时期人们的思想状况和艺术追求.     

象征资本的周旋——新文学与鸳鸯蝴蝶派的斗争策略考

新文学与鸳鸯蝴蝶派因其不同的美学取向,在历史上产生过重大的龃龉,其间派生出的许多对立结构时至今日仍不断引发关注。在这些是是非非的结构之下,还掩藏着更为具体的因素：作为场外资本介入的声望、作为被夸张的力量的理论和西方永远作为优先的他者形象,它们在新文学与鸳鸯蝴蝶派的相互掣肘中发挥作用,并对以后文学场域的形成和重新发展起到了决定性的影响。     

《百家讲坛》:新世纪的“鸳鸯蝴蝶”

《百家讲坛》作为知识分子与大众文化融合的典型个案,"鸳鸯蝴蝶派"和"百家讲坛"作为两个时期大众文化的代表,都出现在我国社会的重大转型时期,他们所面临的共同境遇都是知识分子边缘化;上个世纪的"鸳鸯蝴蝶派"文学和当下《百家讲坛》的盛行,都以新型大众媒介的兴起为基础;不同的是,《百家讲坛》是在真正意义上的现代传媒发展后出现的,电视声像文化构成了文化消费的主流。《百家讲坛》虽然存在诸多问题,但在文化普及、娱乐大众方面的成就,以及在构建多元文化空间的独特尝试是不可忽视的。我们不妨吸取新文学家们以及百年来文史学家对待"鸳鸯蝴蝶派"的经验和教训,对《百家讲坛》采取包容与理解的态度,更多地提出一些建设性的批评,共同提升大众文化审美底蕴和艺术水准,构建多元互动、和谐共生的公共文化空间。     

试论20世纪初中国学堂乐歌之特征

学堂乐歌是20世纪初随着新式学堂的建立而兴起的音乐文化,其一般涵盖学堂开设的音乐课或为学堂歌唱而编创的歌曲。学堂乐歌在其发展过程中,形成一系列鲜明的特征,并成为中国近代音乐文化开启的标志。当时学堂乐歌的时代特征以救亡图存、提倡新精神、致力于国民素质之改善、鼓励学习新文化为主要内容,其创作的基本原则为"取彼国之善本,易我国之歌词。"表现出了中西合璧的音乐特色。另外,学堂乐歌集体而歌的形式,由校内走向社会,对其后大规模的群众歌咏运动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另一种角度看鸳鸯蝴蝶派

兴起于明末清初的鸳鸯蝴蝶派尽管遭致了学者的批判和鄙视,但仍为广大市民欢迎.从文学活动的另一端--阅读接受来考察该派小说的创作,如何在内容与表现形式上符合读者的期待视野.     

徘徊在“知识分子”与“文人”之间——“鸳蝴派”等作家和中国现代文学史的解释传统

在80年代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和写作过程中,如何接纳“鸳蝴派”和张爱玲等“边缘”作家,是一个解释学的难题。,人们立足于中国现代文学史的主流解释传统接纳这些“边缘”的文学,“五四”新文学以来精英化的文学史观念相应发生了内在分化和重组。考察这个过程,一方面可以看到,知识分子的精英式想象如何发生动摇,另一方面,也可以由此观察80年代文学知识分子,为什么不可能写出“真正属于文学的文学史”。     

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批评形态的流变

20世纪中国文学批评构成了社会文化、审美、解构重构三大批评系统，他们在世纪文化语境演变过程中．呈现出从泛政治到泛文化的基本走向。这一走向与中国现代化的进程息息相关．而对民族国家的身份认同是文学批评形态流变的深层原因。     

20世纪中国政治思潮的文化哲学解读

在中国语境中 ,追寻 2 0世纪政治文化转型的轨迹 ,有必要考察保守与激进两大政治思潮 ,并进行一定的文化哲学解读。通过五四时期和改革开放以后的政治思潮描述 ,我们发现 ,其中饱含着民族化与现代化的矛盾 ,并且不时陷入理性的误区。因此 ,在新的转型时期 ,我们必须超越固有的民族主义 ,处理好民族化与现代化的关系。在实现目标的过程中 ,完成我们的民主价值追求     

20世纪以来我国学制改革对新时代的启示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随着教育领域改革不断深化,学制改革必将再次提上日程。20世纪以来我国学制改革的历程,对新时代学制改革有着直接而深刻的启示。20世纪以来我国学制改革的成败得失启示我们,新时代学制改革必须首先确立正确的价值取向。从新时代实际出发,遵循教育基本规律,总结20世纪以来我国学制改革的经验教训,借鉴发达国家较为成熟的学制形态,勾勒了新时代学制改革的初步构想。     

论信息文化对我国民族文化创造活力的增强

信息文化是信息社会的主流文化,它是文化与科技整合走向的新兴文化形态。信息文化对增强全民族文化创造活力有重要意义,因为从信息文化的特征分析,它有利于全民族文化创作更加繁荣;有利于全民族文化的个性化发展;有利于满足人民群众的基本文化需要;有利于增强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有利于民族文化的传承。在我国以信息文化增强全民族文化创造活力的同时,必须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指导,必须预防信息文化霸权主义对中华民族文化的伤害和挑战,必须预防信息文化中其它民族语言对中华民族语言的同化。     

给学生插上创造的翅膀——中学语文教学中学生想象力的培养实践

根据语文课教学的实践经验，总结培养学生想象能力的方法，探索新课程标准下语文教学方法的改革。     

Globalization and Chinese Education in the Early 20th Century

With China’s growing significance in the global economy ever more evident, studies in recent years have highlighted multiple aspects of China’s “Globalization” (or global connections) that predate the contemporary period. This article focuses on educational reform in the late Qing and early Republic as a way of illuminating a significant aspect of China’s Globalization during this period. In particular, the article highlights the role of an emerging Chinese educational “lobby” that was involved in administration, teaching, and textbook compilation; furthermore, this lobby pioneered the introduction of new ideas, concepts, and innovative practice from abroad in the specialized journals on education—the first of their kind in China—which they edited and contributed to. More significantly, contributors to these journals engaged with and discussed educational issues and problems that were simultaneously being debated in the West. In the process Chinese educators and officials were able to draw upon, either to valorize or critique, a wide spectrum of contemporary foreign educational debate and practice in their prognosis of domestic education and its future. The picture that emerges of Chinese education during this period is one in which Chinese educators perceived themselves very much as active participants in a global educational communit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