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唐太宗

有唐一代,自李渊承隋(公元618年)至昭宣帝亡于朱全忠(公元907年),凡二十主,共历二百八十九年。 高祖李渊本出鲜卑拓拔氏,后来宋太宗改称陇西成纪(今甘肃天水北)人。当隋末,各地农民起义风起云涌,李渊以太原留守起兵,入长安称帝。建元武德,在位九年,传帝位于太宗。 太宗,名世民,系高祖第二子,生于隋开皇十七年十二月十六日(公元598年1月28日),唐高祖武德元年(618年),二十岁任尚书令,被封为秦王。于武德九年(626年)八月继位为太宗,次年改元贞观,他在位二十三年,至贞观二十三年(649年)五月病死,享年五十一岁,谥“文皇帝”,庙号太宗,葬于西安昭陵。     

从立法,司法与守法看唐太宗的法治思想

唐太宗李世民统治的贞观时期,是我国封建法制最健全的时期。贞观法制的推行,维护和巩固了唐初的政治统治,社会经济有了大幅度的发展,出现了封建社会的治世局面。作为最高统治唐太宗的法治思想,对贞观法律的制定与推行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从立法、司法和守法之风中可见太宗礼法合一,依礼制法的法律思想体系。在唐太宗礼法结合的思想指导下制定的《唐律》保障了“贞观之治”的实现,奠定了我国封建专制主义刑法的规范,为以后     

唐太宗论弓矢

上谓太子少师萧璃曰：“朕少好弓矢，得良弓十数，自谓无以加，近以示弓工，乃曰：‘皆非良材。’朕问其故，工曰：‘木心不直，则脉理皆邪，弓虽劲而发矢不直。’朕始悟向者辨之未精也。朕以弓矢定四方，识之犹未能尽，况天下之务，其能遍知乎!”乃令京官五品以上更宿中书内省，数延见，问以民间疾苦。政事得失。     

唐太宗书法论

唐太宗李世民是开创、奠定唐朝三百年统治具有雄才大略的皇帝,也是著名的书法家和书法理论家。在其行政之余,不废模仿,并积极倡导书法,由于唐太宗的身体力行,使得朝野上下书法之风大盛,有力地推动了书法艺术的繁荣。唐朝各种书体的成熟完善,艺术成就之高,书法流派之多,书法大家之众,对后世影响之深远,在中国书法史上都是空前的。     

论唐太宗诗

有唐近三百年间,唐太宗李世民不但政治上是颇具雄才大略,功业卓著的英主,在文学上同样是一位勤于创作,勇于开拓的人物。现存诗歌,《全唐诗》著录一卷99首,《全唐诗外编·续补遗》补2首,计101首,另有残句8。他以其创作实绩,不仅抒写了自己的生活经历和思想感情,而且对于齐梁陈隋诗风有所纠正,开创了贞观文坛的创作局面,对于促进唐代诗歌繁荣产生了重要影响。正如《全唐诗·太宗皇帝小传》评他的诗:“天文秀发,沈丽高朗,有唐三百年风雅之盛,帝实有以启之矣！” 然而,历代评论家对唐太宗一直疵议较多,甚至视之为初唐宫体诗的代表。《新唐书·虞世南传》云:“帝常作宫体诗,使赓和。世南曰:“‘圣作诚工,然体非雅正。上之所好,下必有甚者。臣恐此诗一传,天下风靡,不敢奉诏’。”受其影响,闻一多先生在《宫体诗的自赎》一文中说:“宫体诗就是宫庭的,或以宫庭为中心的艳情诗,它是个有历史性的名词,所以严格的讲,宫体诗又当指以梁简文帝为太子时的东宫及陈后主、隋炀帝、唐太宗等几个宫庭为中心的艳情诗。”直至本世纪六十年代出版的几部权威性的全国高校文学史教材仍沿用上述观点。刘大杰先生的《中国文     

论唐太宗的文学思想

多年来文学史上对唐太宗的评论有失公允。这里概括地论述唐太宗的文学思想 ,指出太宗主张文质并重 ,既重视文学的政教作用 ,又关注文学的艺术特点 ,主张“师古”、“劝诫”、“雅志”、“切直” ,倡导南方“清绮”与北方“贞刚”相融合的美学理想 ,对初唐文学产生积极的重要影响 ,应予以进一步的重视和新的评价     

论守法精神

守法精神是法制运作的必要机制,是法治社会的灵魂和核心,是衡量法治环境优劣的基本尺度。守法精神包括服从法律、运用法律、信仰法律、批判法律四个方面的内涵。市场经济是守法精神生成的经济基础,民主政治是守法精神生成的政治基础,市民社会是守法精神生成的社会基础,理性文化是守法精神生成的文化基础。守法精神是创制良法的思想源泉、依法行政的思想保障、公正司法的思想基础、自觉守法的思想动力。     

唐太宗论弓纳谏

唐太宗当上皇帝后不久,就有人投其所好,给他进献了一张弓.能用来送人的东西肯定是好东西,何况是送给皇帝的.     

唐太宗教子得失论

唐太宗是历史上有名的皇帝,其在位间,取得了为后世瞩目的成就,达到了封建王朝的顶峰。作为一名统治者,唐太宗是优秀的,然而作为父亲,从贞观朝皇子们的教育成果看,他并不成功。文章以太宗的皇子们为对象,分别对太宗为教育皇子们而设置的机构、配备的师傅、内容、教育的结果和失败的原因等做了一定的研究和探讨。但由于众皇子情况纷繁复杂,文章采取个案研究的方式,分为三大部分：太宗诸子简介、太宗皇子教育、太宗皇子教育评价。     

唐太宗论弓纳谏

唐太宗当上皇帝后不久,就有人投其所好,给他进献了一张弓。能用来送人的东西肯定是好东西,何况是送给皇帝的。唐太宗试了试也认为这张弓是张强弓,非常好。在高兴之余,唐太宗拿着这张弓向宫中的弓匠炫耀。弓匠把这张弓认认真真地察看了一番后说：“这弓不是张好弓,因为它用的材料不是好材料。”     

唐太宗人才观摭论

唐太宗不仅是唐代最有作为的君主,也是中国历史上最英明的皇帝之一。他的“国以人兴,政以才治”这种卓越的、超前的人才观铸就了贞观盛世。本文主要从唐太宗人才观的特点进行了分析。1.求贤若渴,具有十分强烈的危机意识;2.唯才是举,具有辩证统一的识人标准;3.不拘一格,具有海纳百川的容人之量;4.合理搭配,具有注重发挥整体效能的用人之术。     

论唐太宗的法治思想

唐太宗李世民是中国历史上一位比较开明颇有作为的封建皇帝,“贞观之治”繁荣局面的出现,不仅与其采取的政治、经济措施相关,而且与其依法治国的思想密不可分,“贞观之治”是其法治思想的具体体现和实践总结。     

论唐太宗的用才之道

春秋时代的晏婴曾概括地说明了旧的人才观念:“国有三不祥:夫有贤而不知,一不祥;知而不用,二不祥。用而不任,三不祥也。所谓不祥,乃若此者。”纵观历史,国家要兴旺,社会要前进,就必须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知人善任;而国家的衰亡,社会的倒退,究其原因,就在于轻视知识,轻视人才,不会识才用人。秦二世、项羽、隋二世等人的失败和下场便是明证。因此,能否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知人善任,是衡量人君贤愚的标准,且关国运的兴亡。唐太宗对旧的人才观念,既有扬弃,又有继承和发展,其主要方面,乃是能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知人善任,兼听广纳,被历史家视为封建帝王中少见的贤君。他曾向群臣说明改变旧的人才观念势在必行:“王者至公无私,故能服天下之心。联与卿辈日所衣食,皆取诸民者也。故设官分职,以为民也,当择贤而用之,岂以新旧为先后哉?”要用“新人”,必须是取用“新而贤”者;要舍“旧人”,那一定是舍弃“旧而不肖”的。不是按关系之亲疏,资格之新老来定官职之大小,这就改变了“用人唯资”的旧的人才观念。     

也论唐太宗的用人之道

用人问题,历来是一个关系到政权存亡、国家盛衰的重大问题。唐太和为我国古代一位杰出的封建帝王,及取了历代特别是亡隋在用人问题上的经验教训、制定 了条正确的用人路线,推行了一整套颇具特色且行之有效的用人政策,使一大批人才集中到他的摩下,跟他一道“同治乱,共安危”,同心同德,共同开创了备受后人交口称赞的“贞观之治”时代。唐太宗的用人之道很值得研究与借鉴。     

论守法评价要素

守法不能简单地从依据上理解为对法律的遵守，而应当从行为上理解守法的多层次含义，以对守法行为的评价符合客观实际情况。     

论知法和守法

守法有三大原因:法律自身的原因、人们对法的认识和群体间的相互影响。正是由于法律对社会习惯的尊重和遵循、人们的法律实践意识(或者说对行动的反思性监测)、对秩序的需求(或者说遵循规则化的行为方式)、群体间的相互模仿,使人们在不完全了解法律、甚至不知法的情况下,不自觉地遵守了法律。     

守法教育学论纲

守法教育学应当是法学、教育学和心理学之间的一门交叉学科,是专门教育公民和组织守法的教育学。我国创立守法教育学具有必要性和可行性。守法教育学研究的对象是一切与守法教育相关的问题,需要综合采用哲学、法学、教育学、心理学和社会学等多学科的研究方法。守法教育学的理论体系必然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交叉学科的某些内容,而且必须围绕其研究对象来展开研究。其理论体系应当是一个开放的学科体系,需要朝着日臻完善的法治方向不断探索与继续发展。     

守法的伦理学观测——论大学生守法的时代意义

守法是法律运行的关键环节，守法效益的优劣直接关系到法律运行效益的实现程度。从伦理学视角观测守法本身及其过程主要是为实现守法效益的最大化挖掘伦理化的资源，为守法本身及其过程的主体认知确立道德超越程式。在加强素质教育、强化法治化理念的宏观背景下，对大学生守法意识、守法行为的伦理化要求有一个从道德感知、认知、完善的体认过程，是从守法自在到守法自为，再到守法自由的升华过程，也是不断减少或杜绝守法的“非理性状态”，保持“感性自为状态”，达向“理性自觉状态”的过程。     

论唐太宗东北边塞诗创作

唐太宗李世民不仅是我国历史上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同时也是初唐时期的一座诗坛重镇,并以其独有的风格特征推动了唐诗的发展。异乎常人的丰富阅历与帝王胸怀,使他在诗歌创作领域呈现出迥别于同时代其他作者的鲜明特征。唐太宗曾于贞观十九年春（公元645年）亲征辽东,并有《辽城望月》、《伤辽东战亡》等数首涉及东北边塞的诗作传世。这些诗歌不仅具有纪实特征,同时扩展了唐代边塞诗的地域表现范围,并且在艺术技巧方面也多有可观之处。如此种种,皆对于后世诗歌创作产生了积极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