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赐宅简论

赐宅,即皇帝或朝廷赏赐给皇亲国戚、大臣、归顺者、宦官等特殊人群的住宅。它既是一种赏赐形式和政府对官房的特殊分配方式,也是统治策略的具体运用。宋朝廷为解决赐宅采取多种手段,使其具有差别、灵活、实效等特点;但赐宅的增多和华丽,不仅给宋代国家财政带来沉重负担,而且在社会上形成追求住宅享受的不良消费风气,影响深远。     

先秦时期的“赏”、“赐”之别

商代晚期金文始借“商”为“赏”,西周早期始多用“赏”;殷墟甲骨文已借“易”为“赐”,周金文沿用,东周金文始偶见“赐”字。殷商晚期和西周早期“赏”的出现频率较高,西周中期以后则多用“赐”少见“赏”。句法形式上,殷周金文中“赏”、“赐”二词均以带宾语为主（双宾语尤多）,但“赏”所带宾语多为单项,且集中于“贝”;“赐”的宾语早期多为单项,后期多为多项,早期多为“贝”,后期多为物饰类。先秦传世文献《诗经》《今文尚书》《论语》《孟子》《老子》《墨子》《庄子》《荀子》《韩非子》《国语》《战国策》《左传》中共有“赏”566例,“赐”250例。诸子书中“赏”远高于“赐”,史传书中《国语》、《战国策》中“赏”、“赐”持平,《左传》中“赐”远多于“赏”。句法形式上,“赏”以不带宾语为主,“赐”以带宾语为主;带宾语时,“赏”多带由指人名词充当的单宾语,“赐”带双宾语和单宾语的比例相差不多,其宾语则以指物名词居多。具体词义上,“赏”较“赐”抽象。形式上,“赏”有明显特点,主要表现为反义对用形式的多见和“赏罚”的运用;但“赏赐”连用和对用还很少见。     

华夷与君臣：清初的文化论争

华夷之辨和君臣之义是清初文化论争的核心议题,雍正时期的曾静案和《大义觉迷录》的颁布就是一个典型缩影。明遗民将明清易代视为篡逆之举,以华夷之辨和君臣之义作为否定清廷正统性与合法性的思想武器,以此寻求自身在文化秩序中的主导权。而以雍正为代表的清廷则着力以“天下一统,华夷一家”为基础,以“尊君亲上之念”为维系,以承认清廷的正统性与合法性为旨归,力图消除明遗民的文化抵抗,建立自己主导的政治和文化秩序。两种不同的秩序诉求所引发的文化论争反映了清初异质文化的冲突与融合,而其走向则使清初文化更具解释力和包容性,有效消解了易代所带来的社会和文化动荡,为清初政治与文化注入了新的活力。     

北宋中期诸儒“君臣朋友”的观念与政治理想

北宋中期,社会上出现了复兴儒学的运动,人们对儒家思想的价值重新加以肯定.受这种思潮的影响,恢复传统儒家的"三代之治"作为口号被提了出来.在此理想的鼓舞下,发生了"庆历新政"以及后来的"熙宁变法".士大夫极为看重古代儒家的"三代之治",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三代之治"是一种"君臣共治"."共治"中包含着一种"君臣朋友"的观念,君臣之间"相友"的关系是士大夫欲实现其与帝王分享权力,达到"共治"的途径.这体现了北宋中期士人集团的崛起以及他们对扩张自身势力的渴望.该文对北宋诸儒"君臣相友"的观念进行了分析和考察.     

司马迁的君臣观

在倾注了自己一生心血所著的《史记》中,司马迁通过对不同君臣关系的描写,表达了他的君臣观。司马迁向往一种君臣和谐的关系,主张君臣平等,君王应有容人的气度,君王有过失,大臣应犯颜直谏,面对昏君暴君,大臣应有自己的分析和选择,不应愚忠。司马迁的君臣观与孔孟的君臣观相近,闪烁着民主性的光辉。     

唐代的赐酺

赐酺作为国家发生重大事件时的一项庆祝活动,不同于一般的朝廷宴饮,其享赐人群包括了部分百姓,简言之,就是政府请客。但其意义并不像统治者所预期的那样,而终究只是封建皇权本质的一种彰显。     

范仲淹的“君臣之道”

北宋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范仲淹从“道”的高度出发，论述了君道、臣道的内涵，提出了君臣共理天下的进步政治观，唤醒了宋代士人的政治主体意识，光大了士人“以天下为己任”的思想。其理论是宋代思想界的一面旗帜，影响极为深远。     

张栻君臣关系之窥探

国家是各种社会关系的舞台,其中君臣关系又是中国古代社会政治生活中最重要的人际关系之一。君臣关系处理得当与否,与国家的命运息息相关。作为南宋著名理学家、哲学家的张栻恪守三纲五常、忠于君主、劝君治国,与君主之间关系达到了一种相对"和谐"的状态。     

明赐服制初探——以播州宣慰司杨氏的赐服为例

播州宣慰司地处偏僻,杨氏借其列祖余威经略播州,自洪武至万历历经九代,多次受赐服,所赐之服不仅有品官的官服,还有麒麟服、蟒衣、飞鱼服.赐服制在明中后期形成滥赐的局面,表面上看.这是明中后期中央集权制受到冲击的一个缩影,实际上是明中央政府财力匮乏时的管理新手段.播州宣慰司杨氏的赐服经历就比较典型.     

明赐服制初探——以播州宣慰司杨氏的赐服为例

播州宣慰司地处偏僻,杨氏借其列祖余威经略播州,自洪武至万历历经九代,多次受赐服,所赐之服不仅有品官的官服,还有麒麟服、蟒衣、飞鱼服.赐服制在明中后期形成滥赐的局面,表面上看.这是明中后期中央集权制受到冲击的一个缩影,实际上是明中央政府财力匮乏时的管理新手段.播州宣慰司杨氏的赐服经历就比较典型.     

简析方孝孺的君臣关系说

自孔子以来,士大夫一直把君臣关系视为天下治乱的一个重要因素,奉行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的行为规范.自幼诵读儒家经典,并“以之为权衡”、“以之为著龟”的方孝孺,也持这种观点.元末明初存在着严重的君不以礼待臣、臣不以忠事君的现象.例如,元中后期皇位不稳,大权旁落,法制纵驰,贿赂公行,臣者不知道忠君爱民是怎么回事.明太祖朱元璋惩其弊,勤政、集权、重吏治,但诛戮太多,用刑重而滥,方孝孺的父亲方克勤就冤死于洪武九年(1376年)的空印案.方孝孺对这样的君臣关系是不满意的.尽孝和安天下的双重责任感促使他对君臣提出了一系列要求,以下三点尤其值得注意.     

从贞观君臣重民思想看传统民本思想的价值取向与内在本质

重民是传统政治思维的重要特征之一。以唐太宗为首的贞观君臣,把治理民众、安定民生列为君主政治的首要任务,确定了君主＂无为＂、＂因民心＂、＂不竭民力＂、＂及时修政＂、＂以农为本＂和＂君主调节官民关系＂等＂安人宁国＂的策略原则。民本思想是封建统治者的一种御民之术。封建君主的重民思想不会发展为民主思想,和民主思想有着本质的区别。     

论荀悦的君臣观

东汉末年,社会混乱不堪,政治上宦官与外戚交替专权,军阀混战,君臣无实。国家日益走入困境,大厦将倾。在上下迷茫之际,荀悦积极参与政治,拯救社会大厦即倾之势,在儒家"正名"思想的基础上,提出"成王治者,必本乎真实"的君臣观,要求君主和大臣在自己的"位"置上积极加强自身德行修养,各司其职,各安其位,同心同德,并辅之以制度考核,为成就"王治"之世找到了一条哲学依据。     

试析孔孟荀的君臣观

孔孟荀对君臣关系的认识与态度有一个逐步演进的过程。孔孟的君臣观具有相对民主的色彩,而荀子的君臣观则具有一定程度的尊君抑臣的思想倾向。     

西周祖先崇拜与君臣政治伦理的起源

祖先崇拜是一种宗教现象，然而由于受时代政治思想的影响，西周祖先崇拜表现了突出的政治化倾向，具体表现是，祖先形象在从“文”到“皇”的发展过程中，其道德色彩渐趋浓烈，弘扬天命、佑辟周王，治理周邦构成了臣德的重要内容     

中国传统文化模式“男女之情喻君臣关系”探究

中国传统文化模式"男女之情喻君臣关系"在春秋以前就已经约定俗成,在《周易》和《诗经》中均有体现。从古人类比联想的思维方式、宗法制度下的家国同构的政治模式、主文谲谏的讽谏方式和诗贵含蓄等方面对这一模式的形成进行了探究。     

娄底方言的“V赐”句式

在老派湘语娄底方言里,双及物结构都含有给予类介词"赐",它和句中谓语动词组合,形成独具特色的"V赐"句式。分析娄底方言"V赐"句式的古汉语来源、句法结构特征和语法化轨迹,可以揭示娄底方言"V赐"句式的主要特征。     

《国语》所反映的君臣伦理观

君臣伦理构成了中国传统政治伦理的基本组成部分。作为一部重要先秦文献,《国语》有许多记录和反映西周、春秋时人君臣伦理观的资料。通过对这些资料的钩稽梳理,不难发现,西周和春秋人的的君臣伦理观强调君君臣臣的各安其分的礼治原则,强调君主的贤达和臣子的忠诚人格。     

表升平之盛世,契亿兆之欢心——试论宋代的赐酺与政治

宋代赐酺主要集中于真宗朝,通过君、民、臣三者共宴的政治形式,渲染着政治昌明、内外敦睦的盛世景象。活跃于特定政治场域之中的宋代赐酺,在预宴主体、礼乐内容、权责分工等方面皆呈现了不同以往的历史特点,一定程度上折射出宋代较之前代在政治构成、制度建设及文化观念等方面发生的更易变化。赐酺在宋代的兴衰变化与政治发展密切相关,其在宋初中原内部一统、西北二边外患平息的历史背景下逐步兴盛,活跃于"天书封祀"运动始终,随着北宋中后期统治重心的转移而失去赖以存续的政治空间,最终消逝于历史长河之中。     

《黄石公三略》的君臣观

在《黄石公三略》所提倡的君臣关系中,君占据着主导,掌握着臣的生杀大权,臣处于依附从属的地位,不能冒犯君主的权威.《黄石公三略》既把臣看作君治理国家的重要辅佐,提倡君主要竭力选贤任能,同时又把臣放到了君的对立面,认为君主要尽力控制、监督甚至打击那些把持政权或手握重兵的重臣.《黄石公三略》的君臣观是博采兼容众家思想而形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