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起了梁启超

前些日子,我去住地派出所办理身份证换代之事,不经意听到两位住户籍民警对着我的名字悄声议论:“如今名字里带‘强’字的人约占十分之一。一旦有事,查起来很容易搞混。”“‘强’字使用频率很高:强国富民、强强联合、做大做强,孩子刚上学,家长就要求他们争强好胜。”     

想起了老陈

唉!岁月无情啊!小学毕业已经两年了,我时常会想起他。小学六年级的时候,新担任我们这淘气鬼班的班主任就是他:身材高大,脸形圆圆,浓眉大眼,活像严肃的如来佛;平日里喜欢穿西装,但“美中不足”的是脚上经常穿着一双普普通通的凉鞋;不喜言辞,但少有的言语却透出他待人的真诚与朴实。至今我还清楚地记得第一次见面时他简短而质朴的开场白:“我姓陈,叫我老陈好了……”论纪律和成绩,我们班都是毕业班中最糟糕的。学校的老师和同学谈到我们这个班,总是摇头和叹气。在换过几个班主任后,学校安排老陈教我直抒胸臆,写出对时光流逝的慨叹,也表达了对…     

我想起了

厦古雕楼的飞禽走兽,凝望着,渗白的月亮。站在寒意深深的魔鬼城前,只有几堵断壁残垣在风沙中演绎着一个古城的兴衰荣辱。     

想起了枣树

“丑”与“没用”不是一个概念。“美”与“有用”也并非一个意思。     

想起了郭橐驼

语文课该怎么上?认清现实,挖掘原因,最终的目的都是为了两个字:教好,或者是:学好。为了真正提高学生乃至全民族的语文水平。本栏目的讨论已经进行了两年多,经过了两个阶段。从这一期起,我们进入第三个阶段的讨论:我们应该怎么办?有言曰:教无定法。此言有理。教虽无定法,但是有效的教一定符合一些根本的东西:规律。方法是人创造的,方法可以是无穷的,每个人都可以创造自己的方法,只要它有效,只要它符合规律。关键在于你的认识,你的认识到了,就应该知道怎么教,没有方法你就应该创造方法。因此,这第三阶段的讨论虽然是实践层面上的,但是我们不会在具体的操作程序上做文章。我们的目的仍然在于:提高认识。这才是根本。     

想起了吴大猷

2000年3月4日，一代物理学宗师吴大猷逝世。诺贝尔物理奖得主杨振宁和李政道都是他的学生，然而吴大猷从不把功劳记在自己账上。 曾有记者问吴先生：“杨振宁是你的学生，你是否给他一个良好的训练?”吴先生笑答：“他主要得益于西南联大。那时，西南联合大学集聚了北大、清华、南开的师资，他自然能接受比较好的训练。他自己本身也是一个天资极高的学生。”他还特别提到一位教过杨振宁、早在1962年去世的马仕俊老师，连这样一位名气并不大且谢世已久的同事也不忘记。     

想起了李后主

早在十几年前上初一时,李后主的词章便隐隐地拨动了我“剪不断,理还乱”的心弦。特别是那一曲缠绵悱恻的“春花秋月何时了”,更令我吟哦再三如痴如醉。就这样,李后主以“词中之帝”的身份走进了我的记忆之门。后来我才知道他还是南唐最后的一位国君,     

想起了萨维尼

想起了萨维尼卞哲新中国第一部职教法典《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日前颁布并即将施行。教育界特别是职教界欢欣喜兴之情迅即弥漫开来，同涌动的学习宣传浪潮和上上下下大大小小的贯彻落实会议一起再一次融合成那道中国人近些年来曾多次感受且业已十分熟悉的让人振奋与...     

想起了爱因斯坦

记得小学有一门课叫手工劳动,即老师布置完作业后,大家必须自己动手自己完成,如叠个纸飞机,做个小泥人等。有时,老师还会要求学生把作业带回家做,第二天再将“作品”带来,而每当这时,也就会有学生亮出父母代做的种种玩艺儿。老师浑然不觉,也就这么相安无事,过去了─—自然,此类学生没有受到任何形式的真正的锻炼。于是想起了爱因斯坦。是小时候。一次,在课堂上,老师要求大家亮出自己的劳动作品,爱因斯坦立刻举起了一只挺丑陋的小板凳。老师看了看,摇摇头。爱因斯坦便立即举起了两只更丑陋的小板凳,说：‘刚才您看到的是我做…     

想起了鲁迅

鲁迅的命运，恰恰证明了鲁迅的时代并没有“过去”，鲁迅的笔法，仍然启蒙着我们觉醒。     

想起了吴调公

得知吴调公先生辞世的消息,十分悲痛。我们又失去了一位教育事业和文艺事业的优秀导师,一位学术界卓有成就的前辈。虽然我和先生交往并不多,但有一两件事却难以忘怀。１９８６年前后,全国开展“五讲四美三热爱”活动,在青少年中倡导美的教育。当时,我在江苏人民广播电台理论社教部担任文化节目的编辑,领导交给我一项任务,要在“文化与生活”节目中开辟“实用美学知识广播讲话”,其目的是针对人们,特别是青年朋友在现实生活中遇到的美学问题,从实用的角度向他们传播美的知识,启发他们如何探求自然美、社会美,如何鉴赏艺术美,如…     

想起了米元章

忽然想起了米元章. "海岳以书学博士召对,上问本朝以书名世者凡数人,海岳各以其人对.曰:‘蔡京不得笔,蔡卞得笔而乏逸韵,蔡襄勒字,沈辽排字,黄庭坚描字,苏轼画字.’上复问:‘卿书如何?’对曰:‘臣书刷字.’"几人之中谁最好?没有下文.蔡卞、沈辽字到底如何,没有见过,不敢妄言;蔡京得不得笔,窃以为,我们迄今是没有几个人能比得上的.至于苏、黄,那是中国书法史上数得着的大家,其成就足与米元章比肩,若说当在伯仲之间,大概是分不出高下的.     

想起了母校

1982年冬，当我编完生平第一本书《可凡专送》一书后，不禁长长地舒了一口气。     

想起了爱因斯坦

有位年青的小学老师,当谈到她的班上有位神童已经会解中学的指数方程时,往往喜形于色。而谈起班上还有几位成绩差的孩子时,又总是唉声叹气,巴不得他们赶快离开这班。听说,她甚至在课堂上还责备他们是“花岗岩脑袋”——不开窍。这位老师教育学生的方法,使我想起了爱因斯坦。     

想起了时装秀

拜读余彤辉先生的大作《什么是一堂好课？》（载《中学语教学》2006.1），获益匪浅。我非常赞同余先生给出的答案：“评价一堂课好与不好最重要的标准必须是“学生的收获””。     

想起了江南

以夕阳为笔，铺开一面平静的湖；以风月为墨，点染出飞扬的云朵。辍笔静思，那些令人为之神往的点点滴滴，夹杂着舒适的恬淡，开始隐隐约约地浮现。     

想起了张伯苓

著名教育家张伯苓先生在1934年当南开中学校长时,不肯以牺牲学生的宝贵时间为代价来迁就扼杀学生生命力的会考制度,致使南开中学和南开女中在当年河北省会考中成绩不佳。他认为,培养人才是学校的根本,必须把培养学生的能力和发展学生的个性放在突出的     

想起了爱因斯坦

记得小学有一门课,叫手工劳动,即,老师布置作业后,大家必须自己动手自己完成,如叠个纸飞机,做个小泥人等等,有时,老师还会要求学生把作业带回家做,到第二天再将“作品”带来,而每当这时,也就会有学生亮出由父母代做的种种玩艺儿,老师对此浑然不察或者知而不问,就这么睁一眼闭一眼,“认”了。自然,此类由父母代劳的学生也就因此失去了一个“实践”“锻炼”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