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科学家发现恐龙时代有翼膜的会飞翔的哺乳动物新物种化石

据2006年12月15日《新闻晨报》及同日《新民晚报》消息，今年年初我国古生物学家在内蒙古宁城地区发现了一枚带翼膜的哺乳类动物化石，经中科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专家研究，证明这是一种新发现的中生代哺乳动物化石，它生活在距今1．3亿年至1．64亿年前，现已被命名为远古翔兽。中国科学家的这一研究成果已发表在2006年12月14日出版的一期《自然》杂志上，该期杂志还首次在封面刊登了中国科研人员绘制的远古翔兽的彩色复原图。     

中国龙:随时代变迁,龙的形象日益丰满

在中华民族浩瀚的历史长河中,很早就出现了龙的形象。龙的形象,是雄健而神秘的,它是神奇和吉祥的象征,是中华民族的标志。但是,龙并不是存在的生物,它来自远古的神话传说,出自远古的图腾崇拜。当代不少研究者都认为,龙非自然界客观存在的生物,是中华民族的先民们想象出来的神异之物。闻一多先生曾在《伏羲考》中     

素质教育——中国教育的时代标帜

素质教育是中国教育改革发展的战略主题和价值取向,高度概括了中国教育的根本特征,反映了教育本质的根本要求,顺应经济社会发展的趋势和世界教育改革发展的潮流,切合当代中国国情,成为中国教育的时代标帜.新时代必须高举素质教育旗帜,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教育之路.     

西方人眼中的中国龙——近现代西方中国观的变化

中国的象征物是龙,传统文化中的龙,代表着尊贵与吉祥,但西方人在不同时期,对龙却有着不同的解读。图一描述的是100多年前“八国联军”瓜分中国的漫画。图中的巨龙匍匐在地,象征着被八国联军打败的晚清政府。图中的各色人等,都手拿武器,斩龙头,割龙爪,剥龙鳞,剁龙尾,争先恐后,唯恐自己下手晚了分不到一杯“龙羹”。     

史类课程教学新视野:兼顾时代与文化——以中国电影史教学为例

电影史是电影学科高等教育开设最早的课程。目前我国电影专业理论部分"四大四小"的课程体系中,"中国电影史"作为基础课和必修课在具体教学中地位十分重要,但尚存在角度单一、视野狭窄等问题。基于此,一方面要在宏观层面进行适应时代与文化的教学观念改革,另一方面要在微观层面进行以历史观照当下的教学内容改革。以中国电影史为代表的史类课程改革,旨在让学生领悟历史发展伟力的同时,通过对现实着力的思考,构建大学阶段应具有的史学视野与人文思维。     

文化负载词汇的翻译原则与策略——"中国龙"英译风波的解读

翻译是两种语言之间的转换,语言的翻译实质上是文化的翻译。然而,文化的差异与冲突给翻译这种跨文化的交际活动带来了障碍。词汇是语言中最敏感的部分,许多词语常带有特定的文化信息。对于不同文化背景的人来说,由于缺乏相应的文化背景知识,很难理解、翻译这些词语。因此,文化负载词汇就成为理解与翻译的关键。本文以“中国龙”译名所引发的争论为切入点,旨在从翻译的“文化转向”和“目的论”的角度出发,探讨文化负载词汇的翻译原则与策略。笔者提出归化和异化策略都适用于文化负载词汇的翻译,而这两者之间的选择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翻译的目的。     

论芥川龙之介的“中国趣味”——以到中国旅行前的作品《杜子春》《奇遇》等为例

自幼钟爱中国古典文学的日本作家芥川龙之介在1921年到中国旅行前,创作了大量取材中国古代典籍的作品,并孕育出了他独具一格的"中国趣味"。"亲近中国古典"是芥川"中国趣味"形成的雏形,进而发展成了对"中国古典的回归"。他早期借用中国古典文学作品的素材,凭借自己对于中国的憧憬与幻想,创作出了一系列如《杜子春》《奇遇》等作品。"中国趣味"不仅决定了芥川的艺术创作,而且影响着他的个人经历与人生选择。     

中国逻辑研究的若干问题探析——中国逻辑史学术研讨会述要

中国古代是否有逻辑?中国古代推类的定义、特点以及逻辑性质?中国古代名辩学的特点以及学术价值,关于中西逻辑比较,这些问题既是近年来中国逻辑史研究领域的热门话题,也是2011年在河南开封召开的中国逻辑史全国学术研讨会的主题。与会学者对这些问题的讨论和争鸣,从一个角度折射出新时期中国逻辑史领域的研究状况。这种状况,为推动中国逻辑史的进一步研究奠定了基础。     

创新创业时代与中国女性——历史与文化的视角掠影

目前,在中国人的思维中,已经形成了一种思维定势,即创新创业似乎与女性无缘。为了证明女性与创新创业的关系,探讨了历史上古代中国、新中国成立后、现今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的诸多杰出女性的创新创业的伟大事迹。由此得出,女性在创新创业路上实际上是可以大有作为的。只是存在着诸多的内外障碍,必须逐步扫除这些障碍,才能使女性在创新创业的路上走得更远。     

全球化时代的世界文学与中国——“当代世界文学与中国”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

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与美国知名学术杂志《当代世界文学》（World Literature Today）共同主办的“当代世界文学与中国”国际学术研讨会在京顺利召开。国内外理论界和创作界的知名专家、学者和作家等160余人参加了此次盛会。大会围绕“全球化时代的世界文学与中国”这个中心议题展开讨论,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文章从四个方面对这次大会进行总结：文学的全球化：选择与承担;世界文学的理论构建：动态与走向;世界文学与中国文学：影响与创新;中国文学走向世界：方法与对策。     

中国空间站时代的开启者——“天宫一号”

2011年9月29日21时16分,我国首个目标飞行器＂天宫一号＂,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成功发射升空.＂天宫一号＂是我国全新的长期在轨飞行的载人航天系统,作为＂空间实验室＂的雏形,标志着中国已经拥有建设初步空间站,即短期无人照料的空间站的能力.     

为亨廷顿辩护——兼论多文明互动时代的中国应对

美国学者亨廷顿的《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是冷战后最重要的国际政治理论专著之一。该书方甫出版就在全球范围内引发了激烈的讨论和争议,在非西方世界（主要是中国）受到的攻讦尤甚。这些批评虽然包含一定的合理性,但大多局限于政策性、情绪性的攻击。该书虽不乏瑕疵,但总体上瑕不掩瑜,为我们理解冷战后国际关系提供了新的理论视角。     

后美国时代的中国思维与战略定位——以华夏性格塑造“王道中国”

世间万物都有其独一无二的性格,因而作为政治实体的国家也不例外,国家的性格集中体现了该国家的国家性质及其民族心理。中国的国家性格是一种王道性格,而不是霸道性格,王道既是中国的国家的性格,同时也是国家的根本道德。面对当今错综复杂的国际形势,对于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加速崛起的中国而言,如何在不断完善自身发展的同时,消除国际社会对中国和平崛起的疑虑和担忧,如何让国际社会了解中国的国家思维,如何向国际社会传递中国的国家战略定位,关键就在于以华夏性格来塑造"王道中国"的国际形象。     

市场经济时代的个人书写——对20世纪末中国文学的现代清理

2 0世纪末叶的中国文学呈现出新的特征 ,这就是以个人书写姿态直面社会现实。这种个人书写特质体现在文学思潮与文学流派的绵延与传承之中 ,其表现方式主要为纪实和叙述。简言之 ,表象化书写与书写表象构成了世纪末中国文学的基本内核。     

中国的亚文明时代——从爻号到《易经》的过程

中国的亚文明时代是从爻号、母系社会、神话时代演变过来的。由爻号演变的八卦,再由八卦演变的文字,最后由文王、周公释卦爻的《周易》,标志着中国完成了亚文明的时代。《周易》既是中国远古时研究宇宙和人类的亚文明时代的总结书,又是中国古代研究自然和社会的文明时代的计划书。     

全球化与中国贡献——实用普遍主义与全球时代的变迁

2016年8月13日,在吉林大学举行的“全球化：社会变迁与文化建构”研讨会上,《中国社会科学评价》编辑部邀请了四位来自英国、韩国、中国以及往返中美学界间的学者,举行了“全球化与中国贡献”圆桌对话会。     

把握时代主题 讲好中国故事——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教学为例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是实现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必由之路,其经历了模仿苏联的道路、曲折的探索道路、严重的受挫之路,再到改革开放之路。合理的"教学主题"能够实现教学中知识点的统整,深化课堂教学的思想内涵,增强历史教学的育人功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一课以"主题探究"为主要教学方式,试图阐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历程,以期培养学生的历史思维能力,涵养其家国情怀。     

走进中国数据时代——沈建磊：挖掘“数据大国”的金矿

在实施本期特别策划时,有关“大数据科学研究”扑面而来的大量信息无疑也给编辑部带来了一次大数据冲击。8月24日科技部在北京组织召开“大数据科学问题”研讨会结束后,科技部、国内外高校、科研院所和企业界的大数据研究、管理者又各就其位,而记者还在为很多问题反复思量、踌躇不前。国家对大数据发展战略是如何规划、设想与部署的甲“973”计划有关大数据研究是如何谋篇布局的？目前的进展如何？未来的趋势是怎样的？政府在大数据研究中应该扮演什么角色甲为此,本刊独家专访了科技部基础研究司重大项目处处长沈建磊。作为一位长年从事科研工作管理的人,他对大数据也非常关注。而由关注带来的体验及感受,加上他在科学管理上的经历,让他具有更前瞻的眼光和独到的观察,也让读者对大数据能有更深的了解和判断。     

1920—1930年代日本知识分子的中国认识和书写——以作家芥川龙之介、佐藤春夫、石川达三为例

1920至1930年代是日本大正、昭和前期,是日本知识分子来华旅行、访问、交际和实地调查的高峰期。以芥川龙之介、佐藤春夫、石川达三为代表的日本作家通过实地踏察,创写各类作品,来展示日本近代知识分子对中国的认识。其中有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憧憬和兴趣,也有对近代中国社会貌态的不实记录、丑化、污蔑和敌视情绪,美化日本发动的侵华战争,造成误解和负面影响。正确认识和评价这类作品,既是对中日近代历史问题的正视,也是带动接下来的中日关系走向真正的睦邻友好的关键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