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赵翼的史学主张——赵翼史学新探之二

“乾隆三大家”之一的著名思想家、史学家赵翼,撰有《廿二史劄记》、《陔余丛考》等历史研究著作。这些著作,均表现出作者宏阔的史学视野与积极的治史态度,成为乾嘉时期不可多得的学术精品。尤为可贵的是,赵翼精于研究历史的同时,对“表现历史”即如何“作史”,亦有着冷静而审慎的思考。瓯北所理解的“良史”,就其史学主张而言,主要包含四个方面的内容:一、严格体例,谨慎去取;二、下语斟酌,切于时势;三、悉心核订,推敲事理;四、善于位置,繁简得当。赵翼提出的如何“表现历史”的主张与构想,在其著作中得到了比较完美的践行,其观点经历了二百多年历史的汰选,值得当今的修史者认真思考与借鉴。     

建安六言诗论

建安是我国文学史上的黄金时期,各体文学兴盛于时,五言诗更为腾踊,古今论者给予高度的关注。然兴盛于时的六言诗,由于数量、质量不及五言诗,论者很少论及。其实六言诗也不失为建安文坛的一朵奇葩。孔融首创六言诗,有导夫先路之功;曹丕规范六言诗格式,曹植拓展六言诗的空间,兄弟二人为我国六言诗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论赵翼评价历史人物

历史人物评价是乾嘉时代史家赵翼历史评论的重要内容。他通过评价历史人物 ,揭示时代特征 ,探求历史发展的趋势 ;对于有争议的历史人物勇于提出自己独到的见解 ;在人物评价中大量运用比较研究的方法 ;并且能重视下层人物的历史功绩 ,因而给后人留下了宝贵的史学遗产     

论词、散曲与六言诗之渊源

中国古代诗歌体式的发展存在着承旧开新的共同轨迹,但六言诗在中国古代诗歌中却没有其发生、发展、兴盛和衰亡的明显线索,始终处于诗歌由俗变雅的过渡之中的一个重要阶梯,成为其它诗歌体式的附庸和点缀。但纵观整个中国古代诗歌体式演进的规律,由诗而发展词,由词而发展为散曲,六言诗在其中却起到了或显或隐的作用。     

论赵翼的史书编纂思想

赵翼的史书编纂思想非常丰富:他评价史书优劣,态度客观公允,并特别注意社会历史条件对史家作史的影响;他提倡直笔,慎重作史,主张在史书中贯彻经世致用的思想;在史书体例上,重视创新,反对泥古;在叙事方面,赞成简洁与爽劲,主张用“类叙法”和“带叙法”。     

黄庭坚与六言诗在两宋之际的发展与变化

六言诗的起源很早,但直到唐朝,诗歌数量仍然很少。北宋徽宗朝前后,六言诗蓬勃发展起来,在题材、对仗和句式上都形成了鲜明的特点。六言诗在两宋之际的发展,和黄庭坚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从元时期看,他不但是创作六言诗数量最多的诗人,而且诗歌的特点也最为鲜明,艺术成就最高;从徽宗时期的创作情况看,属于“江西诗派”的潘大临等人共创作了六言诗32首,惠洪有96首之多,他们的六言诗都主要是学黄的;南宋初年,六言诗仍然普遍学黄,所以创作走向了衰落。     

诗本性情——析赵翼论性情

赵翼性情论的内涵体现为：一是强调情感的真实性，二是提倡情感的自然抒发。在思想禁锢非常严酷的乾隆时代，赵翼主张诗歌要抒发真情，将“情”置于至高无上的地位，在反对封建教条对人的情感的束缚上具有个性解放的进步意义，对清代诗歌理论和诗歌创作都大有益处。     

论赵翼题像诗

赵翼《瓯北集》中的题画诗多为题像诗,在其135首题像诗中主要包括颂扬、戏题和规箴三大部分内容。赵翼主张绘像的形神兼备,同时提出题像诗遗貌取神的理论。其题像诗最大的特点是重趣,擅长在多姿多彩的对比中展现人物的风貌,在精辟分析中彰显人物的性格,在诙谐幽默中刻画人物的精神,并且善于调配各体诗表现诗情画意。     

论赵翼对史传叙事方法的探究

乾嘉时期的著名思想家赵翼,撰有《廿二史劄记》、《陔余丛考》等历史研究著作。其间,既有统观全史、评判得失、以古鉴今、通经致用之类内容,又有立足于“史”之本体,对史传叙事方法的探究。尤其可贵的是,瓯北根据大量史书编撰实际,归纳出了七种叙事方法,即:直叙法、类叙法、带叙法、附传法、家传法、回护法、春秋法。反观史学界,关于如何研究历史的著作,可谓汗牛充栋,至于如何表现历史的论析,却难得一见。瓯北对史书传统编撰方法的研究,无疑丰富了历史学的研究内容,具有一定的开创意义。遗憾的是,赵翼于二百年前提出的研究命题,至今仍应者寥寥。这其间失落的,恐怕也不仅仅是思想与传统。文章将散落于瓯北著作中的七种叙事方法进行了梳理归纳,并逐一剖析,希望在“藉史明义”的同时唤醒沉睡的史学传统。     

赵翼的才性论

在乾嘉诗坛上,赵翼袁枚相互唱和,倡导性灵,他们的"性灵"是在诗才基础上的性情的自然流露,这与公安派的"性灵"说有很大的差别。赵翼主诗才的观点不仅鲜明,而且立论比较客观、辩证,通过赵翼的诗才论可从一个侧面分析性灵说的内涵。     

论王安石绝句对中晚唐绝句的继承与变化

王安石的七绝在取法白居易绝句与晚唐咏史绝句的过程中,发展出宋调特征;对杜牧、李商隐、韩偓等人七绝艺术的取法与创变,形成了雅丽精绝的艺术境界,宋人认为荆公之作回复唐音,主要是针对这类作品而言,但王安石在其中表现了新的艺术个性,开拓了新的诗境,并非对唐音的简单复归。王安石的五绝取法中晚唐五绝精巧细腻的特点而更富于变化。荆公绝句是宋代诗史上的独特现象。     

试论两汉四言诗的创作

四言诗,是从《诗经》发展而来的,是我国古代诗歌的众多体裁中第一种正式流传的诗歌体式。先秦诗歌虽有《诗经》《楚辞》两大源流,但《诗经》的影响更大。在两汉,虽有汉乐府杂言及新兴的五言诗,四言诗并没有因此而湮灭,它一样被文人传唱,以它特有的形式特征抒发作者的感情,成为当之无愧的正体诗歌。     

《文心雕龙》的五言诗论

在《文心雕龙》的论诗之言中,五言诗论重要且独特,然而前人未对它做过专题的研究。文章分析了《文心雕龙》的五言诗论之后提炼了刘勰的五言诗现,并将其与同时代的五言诗观相比较,指出了它的独特性。刘勰的“折中”观念在其五言诗论中也有所体现：他承认五言的流变,但不因此贬低;不反对人力雕琢。强调要建立在自然而然的基础上;情与采兼重。     

论五言古诗体式韵调韵式的律定

五言诗发始于先秦诗经时代,在民歌的土壤中滋生,经过两汉、魏晋、齐梁文人的研讨和实践,形成了五言古体和五言近体两大体式,二者争辉相映,各领风骚,在中国诗歌史上放射着夺目的光芒,它们是中国古典文学的宝贵财富。五言近体诗是形式主义诗歌的代表体式,它有严格的形式要求,如句字数、平仄、对仗、押韵等。这些形式要求是随着汉语音韵学的发生,经过文人不断的探索,在齐梁时期定型的,它包括了五言近体诗的体式、五言近体诗的韵式、五言近体诗的韵调等三个方面的律定过程。     

道家思想与汉末文人五言诗

以《古诗十九首》为代表的汉末文人正言诗是诗人追求娱乐的产物。东汉文人援引老庄的贵生及法天贵真的主张以满足其享乐需要,是产生这些作品的重要原因。在大胆吐露情怀的同时,这些作品与新声俗曲的不同是由愉悦感官到感叹人生,由缘事到缘情。这些特点又与庄子哲学的价值取向和思维特色有直接关系     

盛唐七律中失律现象之探析

本文以七十九首不合律的盛唐七律为考察对象，在对它们进行分类统计的基础上，探析其“失对”、“失粘”的具体原因，发现众多的不合律现象都是诗人主观上的考虑造成的。     

节气古诗词的生态话语分析——以郑板桥《七言诗》为例

节气古诗词通常表达的是诗人对于自然环境和农耕生活的重视和赞美,其中蕴含着丰富的生态哲学思想.文章以系统功能语言学及物性理论为框架,以郑板桥《七言诗》为例,对节气古诗词进行生态话语分析.研究表明,诗中以气象过程及作为其隐喻表达式的关系过程来描述节气的气候特征,以关系过程来表达作者对竹子等事物的形状及特征的鉴赏,以物质过程...     

清初四六选本略论

清前期四六选本较多.从<听嘤堂四六新书>、<四六初徵>到<四六纂组>,构成了清初四六选本的发展轨迹.即形式上由各体四六文的辑录到部分四六文体的选录,最后到四六联句和段落的选择;内容上在古文骈文的对立中为骈文争取地位,强调骈文必须有用于世,并探讨骈文的艺术美.     

青年人如何能写出一首合格的五言绝句

写五言绝句，一不要迷信它，二妻摄得五言绝句的一般知识，三要重在立意，意工辞达。     

王安石四六研究

宋四六在北宋大致发展为两派,即王安石派和苏轼派。“荆公谨守法度,东坡雄深浩博,出于准绳之外。”本文通过对王安石四六特色的具体分析,认为王安石四六和欧阳修、苏轼四六的关系问题值得进一步探讨,王安石四六谨守法度,自成一派,王安石四六尊体的理论和做法在南宋得到响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