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高丽诗人李齐贤纪行诗的“诗史”意识

高丽诗人李齐贤因忠宣王赏识进入元朝大都，先后游历中国的四川、浙江、西藏等地，创作大量纪行诗，为中韩文化交流做出重要贡献。这些纪行诗产生于不同的历史语境，受到中国“诗史”传统的深刻影响。其“诗史”意识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在创作中寄寓作者强烈的人事感怀，真实反映时代之变。在忠宣王西谪之际，李齐贤频繁往来中原与半岛之间，其纪行诗流露出忧时忧世的家国情怀，被誉为“杜少陵不得专美于前”；二是咏史怀古创作以《春秋》为法。在西行途中，李齐贤所作咏史诗对中国历史发表评论，流露出秉笔直书、不为贤者讳的史家精神。     

从“诗史”角度看吕本中的战乱诗

吕本中是两宋之交的著名诗人,在江西诗派乃至整个宋代诗坛都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作用,开启了南宋诗歌中兴的源头。其战乱诗将记实叙事与感时伤世的爱国情感紧密结合,艺术风格自具特色,表现手法别具一格。题材上以“靖康之乱”为背景进行真实记述,具有以诗传史、以诗补史、诗史互证的意义,深得杜诗“诗吏”精髓。因此,给予吕本中的战乱诗“诗史”称号应不为过。     

试说“集句”——评宗廷虎、李金苓著《中国集句史》

宗廷虎、李金苓先生的大著《中国集句史》能够发掘前人所未梳理过的集句原始资料,于众多的书籍中探矿融金,从史的角度进行爬梳,廓清了"集句"的滥觞,铺绪"集句"在史上的全貌,不仅对研究各种修辞格历史有牵动,亦能对推动修辞格史的全面研究产生很大影响。     

“少陵诗史在眼前”——简论南宋遗民舒岳祥诗歌的特征

南宋末年,诗人们面对着民族的巨大不幸和个体的严重失落,对杜甫的“诗史”价值不断地加深了认识。其中的舒岳祥就是通过继承杜甫以序代题等艺术形式来强化他的诗歌作品的叙事功能,从而创作出全方位多角度多层次地反映宋末初东南沿海地区动乱现实的“诗史”巨卷,使杜甫的“诗史”精神得到发扬光大。     

唐代科场试诗的“诗史”意义

唐代科举诗歌作为科举取士的重要考试手段,诗题的命制带有明显的时代特征,很多当朝的历史事实和典章制度都被用来命制成试诗题目,有些出现在科举诗歌中的史事还能补正史书的遗漏。考生在诗歌内容中,对史事和制度作了比诗题更为详尽全面的阐发。科举诗歌所表现出的强烈的时政性,使其具有可贵的"诗史"意义。但作为"史"的科举诗歌,在具体历史事件的选取和对史实的描绘上仍然存在着不小的局限性。     

论陈与义南渡诗的“雄浑”

从靖康元年到绍兴元年的五年中,陈与义身历靖康之难,目睹了中原丧乱的社会现实,饱尝了战乱中颠沛流离之苦。他把忧国悯乱的强烈情感倾注于诗篇,诗风也因外在现实的巨变而发生突破性的变革,情感悲壮沉郁,意境壮阔浑厚,语言简捷精炼,呈现出雄浑慷慨的风格特征。     

试说“集旬”——评宗廷虎、李金苓著《中国集句史》

宗廷虎、李金苓先生的大著《中国集句史》能够发掘前人所未梳理过的集句原始资料,于众多的书籍中探矿融金,从史的角度进行爬梳,廓清了“集句”的滥觞,铺绪“集句”在史上的全貌,不仅对研究各种修辞格历史有牵动,亦能对推动修辞格史的全面研究产生很大影响。     

“诗言志”与“诗缘情”关系微探——以中国“诗史”传统为例

对于文学本质的规定绕不开言志与缘情,两者的关系问题一直是学术界很难回答的命题。笔者试图在中国"诗史"观念中找到两者之间的契合关系,通过对孟棨《本事诗》的写作背景和王夫之诗歌理论的具体阐述,力图给文艺的本质以一个折中的说法。     

梁启超的“诗史”观——《饮冰室诗话》的若干诗学思想分析

梁启超作为"诗界革命"的始作俑者和主要提倡者,源于思想深处深沉浓厚的历史意识,在讨论近代诗学的过程中,融入传统诗学的"诗史"精神,又将之与近代以新民为主旨的启蒙思想紧密联系,为新诗学的发展作出了有益的探索。     

从“诗不可兼史”到“以诗补史之阙”——论明清之际诗史说之流行

“诗史”是中国诗学中一个重要概念,本文着重考索诗史观在明代以至清初的兴衰,并分析评价其缘由利弊。     

新诗史叙述：总体与局部——论近30年来中国的新诗史写作

近30年来的新诗史叙述,经历了从局部性的现代主义诗歌谱系的重建,到更具整合意味的总体诗歌史的转变。但是,完整的20世纪新诗史仍然付诸阙如。近些年来,诗歌史研究重新集中于特定地域的诗歌活动或特定诗歌群体的诗歌生活细节,这一重写的新趋势将深刻改变目前以现代主义诗歌为中心的主流叙述方式。     

论清代鄂东状元陈沆关于赤壁的“一赋二诗”

清代鄂东状元陈沆的两首《赤壁》诗和一首《东坡赤壁赋》,用“一赋二诗”来进行概括,是首次提出。在陈沆留存的全部诗文中,拈出其关于赤壁的“一赋二诗”,厘定其写作时间且加以评赏,以求对赤壁文学以及湖北地方文化建设有所裨益。     

论陈师道的“颍州诗”

陈师道曾在颍州任州学教授三年,今存创作于该地的"颍州诗"共52首。在这些作品中,陈师道不仅描绘了颍州的自然风光,而且在抒发闲适、隐逸之情时体现出对此地风土人情的热爱;即便在与亲朋好友赠答时表达出依依惜别之情,也与颍州的地理环境有很大的关联。这些"颍州诗"不仅具有鲜明的地方特点,对"后山体"的形成也具有重要意义。     

满目疮痍 诗中圣哲——从《茅屋为秋风所破歌》看“诗史”的特点和“诗圣”的人格魅力

杜甫之诗，以“诗史”而独步诗坛，其人，以“诗圣”而感化后代。本文试就《茅屋为秋风所破耿》（以下简称（茅》）简析之。     

于赓虞：中国“纯诗”的先锋诗人

于赓虞是20世纪20年代天津“绿波社”的诗人,1923年开始与同人合出新诗集。他的诗多写绝望的,厌世的,烦乱的,病废的情感。在中国新诗发展的较早时期,诗人们还忙于用白话寻找“诗”的时候,于赓虞已率先去诗中寻找生命的感觉,用诗描画生命各样的色泽,在诗中聆听灵魂的声音。他所坚守的“为诗而诗”的艺术观,使他的诗在20世纪20年代就进入了纯粹的诗歌世界,他也因此成为中国“纯诗”的先锋诗人。     

从“新学之诗”到“新派诗”——中国近代“诗界革命”的发生过程

中国近代“诗界革命”的发生,并非一蹴而就。实际上,早在梁启超于1899年正式提出“诗界革命”这一口号之前,已有不少诗人在进行着“诗界革命”的实践,而正是这些诗人或失败或成功的诗歌创作,促发了梁启超“诗界革命”口号的提出和理论体系的思考,其后又经由“专栏诗作”的进一步实践,最终确立了“诗界革命”的发展方向,并带来了近代“新派诗”的创作热潮。     

“令人感动,还要让人疼痛”——陈应松小说创作论

陈应松的小说叙事始终围绕人的现实生存困境和超越之路展开,其向死而生的精神主题映射出直面现实的道德立场,既有左翼文学精神的深刻影响,又有存在主义哲学的思想因子。揭去乡土牧歌的温情面纱,还生活在底层者一个挣扎、哀苦、不甘、寻求和质问的真实身份,这是陈应松小说叙事对于当下中国文学的意义。     

“当下关注”与回归“诗史”传统——兼论王学忠诗歌创作对当代诗歌创作的启示

当代诗歌创作越来越关注个人意识,关注形而上的追求,但相对于中国当下复杂多元的现实,在个人的主观世界遨游显然还很不够。把当代中国的社会变迁纳入诗歌表现的范围,用诗歌来展示当代生活的种种方面,尤其是底层人们的生活状态,是一个入世的诗人的使命。当知识分子诗人在书斋中与当代生活愈行愈远之时,工人出身的诗人王学忠却拿起了他的诗笔。尽管其创作在艺术上还显得直白、粗粝,但其诗歌创作与当代生活的血脉联系却使其诗具有一种生命力,这种生命力是当代诗歌的希望和火种。文章从"诗史"传统和历史意识两方面探讨诗歌创作的出发点,借此探讨王学忠诗歌创作对当代诗歌创作的启示和意义。     

从《戏为六绝句》看杜甫草堂诗的“诗史”特征

上元二年写作于草堂时期的《戏为六绝句》是杜甫最重要的论诗著作,在《戏为六绝句》中杜甫提出了“亲风雅”、“当时体”等观点,“亲风雅”、“当时体”等主张对杜甫草堂时期诗歌思想的多样化和艺术形式的升华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也使杜甫的草堂诗体现出了“诗史”的特征。     

太平宰相的平夷雅正——李昉的“白体诗”创作

李昉作为宋初＂白体诗＂的代表诗人,其诗歌创作体现出典型的＂白体诗＂特点：诗人心态上,居事常简,闲适清静;诗歌形式上,多属对工巧、＂吟玩性情＂的唱和之作,并以五言、七言律诗为主;语言风格上,闲适散淡、平夷雅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