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羽诗学与明清时期的“性灵”说

严羽诗学对明清时期的“性灵”说产生了深远影响。一方面严羽论诗主张“吟咏情性” ,直接影响了“性灵”派的诗歌表现真情的观点 ;另一方面严羽提倡“学古” ,这又与明代公安派的反对复古和清代袁枚的“学古”而在“著我”的诗学主张相悖 ,对明清的“性灵”派产生了负面影响     

集思广益 显微阐幽——袁枚性灵说初探

清中叶乾嘉间著名诗人袁枚,继承前人论诗主性灵的理论,并加以拓展,形成了一个较为完整的诗论体系——性灵论。主张诗应“独写性灵”,“性灵”是诗的根本,其主旨是标举诗人的真情、个性和诗才;并以此为基点,阐述了诗与情、诗与韵、情与才、著我与学古及与之相联系的内容与形式。诗派与风格等方面的关系。     

从“大款”成为学者的启示

程鱼门,是一个从富商大款成为学者的名人,他曾受到清代学人袁枚、戴震、姚鼐等的推崇。在30岁前,他是一个“蓄妓养狗斗蟋蟀”的花花公子。可30岁上,他从“钱孔中看到了另一个世界”,遂磬资购书5万卷,学古     

名人与书拾趣

名人与书拾趣韩长代王夫之“嫁书”清初思想家王夫之,一生著书达２２４卷之多,代表作有《读〈通鉴〉论》、《尚书引义》等。他大女儿出嫁时,陪送的嫁妆是一箱书稿。他说：“这就是我多年来为女儿操办的嫁妆。”袁枚“吃书”清代诗人袁枚说：“读书如吃饭,善吃者长精神...     

诗中“著我”

“著我”是清朝诗人袁枚《续诗品》三十二首中的一个题目。两个字概括了诗歌创作的一条极重要的原则。所谓“著我”,说通俗些,就是诗中要有“我”,也就是要有诗人独特的思想抱负、性情遭际、喜怒哀乐,一句话,就是要表现诗人自己。有人问:诗人不是应该做阶级的代言人吗?为什么这里要强调表现自己呢?是的,诗人要做阶级的代言人,但问题是如何去做?一种是把“我”深深地隐蔽起来,俨然以阶级的“全权代表”自居,就象清代诗人尤侗在《西堂杂俎》中说的:“有人于此,面     

袁枚与童钰交谊考辨

章学诚于《书坊刻诗话》中,指袁枚《随园诗话》中所言与画家童钰的生死交谊为诬。然而章氏于袁枚不同,文集中除此之外,绝无提及童钰处;袁枚诗文则有多篇纪念童钰,感情深挚,细节分明,不似章氏于事情多推断、猜测之词。就交往而论,章氏与童钰为同乡,但生平绝少交集,其知童钰,惟赖史家邵晋涵;袁枚戚友多人与童钰交往密切,童钰去世前八年,且有信致袁枚。就性情、志趣论,章氏与自然、诗歌、绘画无缘,经世思想浓重,保守自大;袁、童泽均爱梅、爱诗,性情恬淡、放达,可谓志趣相投。章氏因忌妒敌视袁枚,指袁枚伪造故实,实则是他自己昧于事实而妄言。章氏力倡“史德”之说,此处可谓背道而驰。     

刍议袁枚的诗才论

袁枚是性灵理论的集大成者.其"性灵说"的内涵包括诗人的真情论、个性论和诗才论.文章主要从三个方面分析其诗才论:笔性灵与笔性笨,天籁与人巧,学古与创新.     

持平与独树：论洪亮吉诗学思想

乾嘉诗坛,派别纷争。洪亮吉论诗,却以平正为特色,独立于各个派别之外。他的诗学思想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一、标举性情,但强调性情要符合儒家的伦理道德,尤其注重作家的人品;二、推崇创新,尚奇但强调要合乎情理;三、提倡学古,但崇尚学古出新;四、主张多读书,重视学以养性。由于持论公允,他的诗学思想在当时影响不大,但在清代诗学发展史上,有其独特的理论意义。     

清代郭麐与姚鼐、袁枚交游及早期文学思想形成考论

针对学界对郭麐皆从师姚鼐、袁枚的说法,本文通过厘清郭麐与姚、袁二人的交游情况,认为姚鼐为郭麐业师,而与袁枚无正式的师生关系。在文学上,郭麐对袁枚"性灵"说多所继承,对姚鼐的桐城文法和诗法则有微言,在对二人文学主张的取舍中形成崇尚性情、追求自然、卓然自立的早期文学思想。这种文学思想的形成与其自负、自立的个性和对乾嘉时期桐城文派的理性估衡有着莫大的关系。     

张问陶与"性灵诗派"

“性灵诗派”重要诗人张问陶《船山诗草》中所提出的诗论主张与性灵诗派的代表袁枚有诸多不同之处:不仅重性情之真,亦重性情之美善;不仅重诗中有我,更重诗歌反映社会现实;重视人品与诗品。这些诗论是对袁枚诗论的补救与发展。产生这种差异的原因有:生平经历、地域文化与思想观念。     

从袁枚到龚自珍看清代文坛个性思想的发展和推进

本文主要论述清代文坛从袁枚到龚自珍个性思想的发展和推进。二人都重视“人”、“我” ,袁枚主张以人为本 ,带有古代民本思想 ,而龚自珍则提出“众人之宰 ,自名曰我”的命题 ,标志着近代人文思想的开端。都追求个性解放 ,重“情” ,而袁枚所作的是一种个体实践 ,可以说是“自立者” ,龚自珍在此基础上疾呼变革束缚人的专制制度 ,并立志“疗梅” ,为众人解缚。他们都可称的上“狂” ,都带有一定程度的叛逆色彩 ,并且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 ,即对才气的自信与自负。但二人又有着明显的差异 ,袁枚的狂仍可被统治阶级接纳和包容 ,最终走向了逸 ,可算是“狂处士” ;龚自珍却成为让朝廷上下无不心惊胆战的变革者、启蒙思想家 ,可算是近代的狂者。     

关于章学诚的古文创作理念——兼论章学诚对袁枚的批评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章学诚分散的地方志编修和传记文写作,是他古文理想实践的一种形式。正是从这样的实践中,可以看到章的古文理想究竟如何落实的。另一方面,他对袁枚有激烈的批评,由此可见章学诚古文实践的局限。     

袁枚之出世——乾隆朝诗学思潮消长的一个浮标

学界关于袁枚在诗坛产生影响及性灵诗风流行的时间,历来存在模糊的认识,以致影响到对袁枚与沈德潜、翁方纲等乾隆诗学重要思潮之关系的认识。细致考察有关文献,梳理袁枚的诗学活动及其自我意识的形成可知,袁枚登上诗坛、扬名立万经过三个阶段,即乾隆元年至十六年是在诗坛初得才名的阶段,乾隆十七年至二十四年是声名鹊起的阶段,乾隆二十五年到三十二年以后是开始掌握诗坛话语权、执诗坛之牛耳的阶段。弄清这一点,对认识袁枚性灵诗学与沈德潜新格调派、薛雪等性灵派前驱和翁方纲学人诗风的关系及彼此消长之迹,理清乾隆朝诗学史的脉络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     

袁枚零散集外诗

自拙编《袁枚全集》问世后,学界不断有袁枚集外诗文发现。笔者除了发现袁枚《乾隆庚午、辛未、壬申手稿》、手抄稿《记游册》外,亦发现了一些袁枚零散集外诗文,并陆续公布过。兹再公布一组袁枚集外诗,以弥补《袁枚全集》的不足,并作为笔者正在编校的《袁枚全集新编》的部分增添内容征求读者意见,以推动袁枚的研究。     

论元杂剧中的婢女梅香

元杂剧中的角色常常有特定的称谓,而婢女则多名为梅香。虽然同为婢女,但是每个梅香却各具特色,她们时而促成美好姻缘,时而对小姐给予清醒的当头棒喝;一方面是闺阁小姐的代言人,一方面又谨遵老妇人的言语。梅香具有自己的立场,她是一个类型化人物,所以有必要对这个角色进行分析,以便我们更全面了解元杂剧的独特魅力和特定角色的价值意义。     

袁枚《随园食单》中的美食品鉴与美食思想探究

《随园食单》是清代论述美食的重要著作,系统阐述烹饪理论的"须知单"和"戒单",还较全面地记录了清代各地特色名菜、名点326种。袁枚不仅简单地叙述具体菜点的制作方法,而且每道菜点都进行品鉴,其中也包含着独特的美食思想。     

"为天强派作诗人"--袁枚散馆外放的"前因"及其婉拒乾隆临幸随园考论

袁枚由翰林散馆外放江南知县,因其试清书最下等,更有其前馆课作《清说》等原因;但是,袁枚却归之于乾隆“强派”其如此。其33岁致仕,实与失望于乾隆皇帝有关。进而有在乾隆第二次南巡时,袁枚婉拒尹继善葺随园接驾之议。就出处大节而论,袁枚不愧是我国封建社会晚期一位尚有独立人格的知识分子。     

江宁织造计吏刘春池小考——兼谈袁枚对曹家是否知情问题

袁枚的两则涉红诗话一度曾是胡适先生新红学的奠基石之一。后来由于其学生顾颉刚先生的质疑,袁枚就成了对曹家的不知情者,以致他那两则著名的涉红诗话也被打入冷宫,不再被采信。然笔者根据袁枚的人际交往圈的考察后认为：袁枚对曹家不但知情,而且知之甚深。所以对袁枚《随园诗话》中两则涉红诗话的可信性和可靠性,不应再继续采取否定态度。     

"白描"源流论--从张竹坡对《金瓶梅》评点看"白描"内涵的演变

白描是我国古代小说中的一种重要的表现手法。张竹坡首次将其作为一个文学批评术语而大量地运用于对《金瓶梅》的评点实践。然而,张竹坡在使用这一术语时所理解的内涵与我们今天所理解的内涵有许多不同之处。本文试图通过对张竹坡评点的解读来考察这一术语的古今差别,并浅略地分析造成这种差别的原因。     

汉字中所蕴涵的古代陶器文化信息

烧陶工艺的发明和古文字的产生几乎是不约而同的。透过几个与陶器有关的汉字的基本构件形体的研究,可以窥测到古汉字形体中所蕴涵的丰富的古代陶器文化信息。由此可见,我们的远古祖先在＂陶器是文明的指数＂上,为中华文明史谱写了光辉的一页;在其丰富的创造中,陶器称得上是最值得称道的发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