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治·斯坦纳的阐释学理论视角下王维诗两种英译本的对比研究——以许渊冲、宇文所安译本为例

王维生于盛唐,是中国极为重要的山水田园派诗人,因其诗作佛道和避世思想厚重,诗风大都清幽恬静、充满禅趣,对后世诗作影响较大。本文基于乔治·斯坦纳的阐释学理论,选取较为权威的国内翻译巨擘许渊冲与国外知名汉学家宇文所安译本进行对比研究,探讨斯坦纳的“信任”“侵入”“吸收”和“补偿”四个步骤是如何在两种异质文化译本里体现的,并研究其产出的效果,以此对王维诗英译本研究提供新的视角。     

柳宗元山水散文中佛儒思想的异域传播——以石听泉英译《永州八记》为例

汉学家石听泉（Richard E. Strassberg）翻译的山水散文《永州八记》忠实地重构了柳宗元笔下中的山水意象,重现了中国古代文人特有的山水隐喻,重现了柳宗元的自然观,在异域文化中重现了柳宗元特有的“自然之异”,将中国哲学中“物我同根”“禅意静境”“统合儒释”等思想植根于异域文化的土壤中。他的翻译符合英语读者的期待视野和阅读习惯,引起了英语读者的诗意共鸣,为中国古代经典文学的异域传播做出了贡献。     

才学鸿均包万有,扬中华文化,呈盛世纷繁——浅谈荷兰汉学家高罗佩的中国学研究

本文从荷兰汉学家高罗佩对中国公案小说《狄公案》、中国性文化和中国琴道文化三个方面的研究出发,分析了他的研究特点以及所取得的成果,对比中国本土学者在此三方面的学术研究。同时,学习了解高罗佩在中国文化研究和传播方面的巨大贡献,以及他对于中国文化的热爱和执着,也可谓＂知彼之知己＂,可以为我国文化研究、保护、推广和国外中国学研究提供了一种积极的价值导向和可借鉴的研究方式。     

戏曲英译百年回顾与展望

戏曲是中国文化的综合体现形式,优秀的戏曲翻译和翻译研究是增强中国文化和戏曲艺术在世界上的交流和传播的必由之路。国外汉学家戏曲荚译成果丰富,译作众多,出现了许多优秀译作,戏曲翻译研究也全面展开。国内学者对戏曲英泽尚重视不够,在翻译实践和翻译研究方面均相对薄弱。只有加强戏曲英译和戏曲英译研究,以中国国内译者为主,中外泽者共同努力,才能更好地保护和发展戏曲文化。     

冯梦龙“三言”在俄国

冯梦龙是中国第一位通俗文学的编辑家、研究家与理论家。他从1621年至1627年分别改编出版了《喻世明言》、《警世通言》和《醒世恒言》,俗称“三言”。从18世纪法国耶稣会士第一次将其传播到西方以后就引起许多西方汉学家的关注与研究。为了了解中国国情和文化传统并满足教学需要,俄国汉学家也对“三言”故事进行了选译,所选取的多为在中国流行并符合俄国人审美趣味的故事。20世纪以前的“三言”俄语译本故事大多是转译自英语或法语,译者多为无名氏。从20世纪开始,俄国汉学家将“三言”故事从汉语直接翻译成俄语,译文的质量有了大幅度提高。从文献学和文学史的角度了解“三言”在俄苏的传播过程有着重要意义。     

“中庸”一词英译的哲学反思

“中”是中国儒学思想的精髓,是中国文化灵魂的直接体现。儒学典籍英译中,“中庸”二字作为重要范畴经历了西方译者各般阐释和比附。早期汉学家在释“中庸”一词时,颇多承续了亚里士多德的中道观,体现出西方传统的形而上学诉求,而当代汉学家安乐哲的翻译“切中伦常”则导向了对“中”在生活经验中的重新建构,昭示了儒学西方阐释的新动向,为中国哲学范畴的英译提供了启示。     

论卫礼贤的汉学成就与地位

卫礼贤是19世纪90年代由德国新教传教组织同善会派往中国的传教士。他在华20多年潜心研究中国传统文化,对中国和中国文化有独特而深刻的认识,成为“伟大的德意志中国人”,是二十世纪初叶蜚声欧美学术界的著名汉学家。他和他在汉学领域里所取得的杰出的学术成果在中国文化研究和中西文化交流等方面产生过重要的历史影响,值得后人尊敬和研究。     

中国古典戏剧、小说在法国

中国古典戏剧、小说都是在18世纪欧洲“中国热”的历史大潮中,被引进法国的。19世纪是法国汉学家译介、研究中国戏剧的自觉时期;中国古典戏剧担当了中西（中法）文化和文学交流的先锋角色;19世纪法国汉学界引进中国小说,以传奇、才子佳人小说为主,20世纪突破了这一单一化格局,注重于长篇巨制的翻译介绍,以小说作为认识中国文明不可或缺的参照,表现出更多的自觉和活力。但它们承袭的依然是前辈所确立的纯文学的文化观照传统。对中国白话小说发展史的探索,以都市文化视角来审视中国白话小说的兴盛、发展,是20世纪法国汉学家对中国小说研究最具理论功底和学术价值的方面。     

浅论王朔文学的调侃性

王朔作为新时期中国大众文化的代表,在我国的当代文坛中是富有传奇色彩和颇具争议的人物.所以,汉学家本杰明认为,王朔是“自毛泽东时代以来最重要的出版现象,它象征着当代中国城市文化的来临”.当我们把王朔现象、王朔的作品放在当时中国所处的环境中考虑的时候,我们就会自然的发现,王朔文学表现出了以下特征.     

文化翻译观视域下《活着》中文化负载词的翻译策略研究

从文化翻译观角度研究《活着》中文化负载词的翻译策略,在探析《活着》中文化负载词的翻译难点后,研究汉学家白睿文翻译《活着》中文化负载词所用的翻译策略,以期对中国文化负载词的对外翻译提供借鉴,让中国文化更好地“走”出去。研究发现,从文化翻译观视角看,《活着》中文化负载词的翻译策略有:直译、音译、音译+脚注和增译等。     

他者视域中的文学传统——以宇文所安《中国文学选集》为中心的考察

美国著名汉学家宇文所安以一人之力编译了诺顿文选系列之《中国文学选集：从初始阶段至1911年》。他试图通过互文编排实现文本家族的构建，展示中国文学传统在其漫长历史中体现出的承继性与多样性，同时也为中国文学史的重写提供了有益的借鉴。但是，作为一名在西方学术体制中受训的汉学家，宇文所安在选集的编译中也体现出一定的局限性，未能全面反映中国文学传统之真实面貌。中国学者有必要对《中国文学选集》作出回应和反思，研究作为“他者”的汉学家对中国的文学想象和文化利用，为平等互惠的国际文化交流开辟新的路径。     

俄汉学家：“中国年”是了解中国文化的独特机会

俄罗斯汉学家、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教授阿列克谢·沃斯克列先斯基日前接受新华社记者专访时说，中国文化灿烂多彩，但一直不为多数俄罗斯民众所熟知，而即将闭幕的俄罗斯“中国年”为俄罗斯民众了解中国文化提供了独特的机会。     

西方汉学家在典籍翻译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中国典籍的外译更多的是由西方汉学家进行,中西译者在实际工作中所遇到的文化和语言问题也早已凸显出来。如何解决这些问题、谋求何种译者模式、社会各界应做出怎样的努力等问题都还存在多种声音。该文对“中国典籍谁来译”、西方汉学家和本土译者在典籍翻译中遇到的问题进行了梳理并提出了相应的解决对策。     

自然圣境研究进展与趋势：基于CiteSpace的图谱量化分析

基于Web of Science核心数据库和中国知网数据库检索筛选得出790篇相关文献,通过CiteSpace软件构建知识图谱,从概念、研究热点和研究展望等方面进行分析。结果表明：自然圣境具有3个特征,具有显著的自然特征,具有可见的文化要素或者不可见的文化关联,由于传统文化信仰受到人们崇拜和保护的人文景观单元;研究热点聚焦于自然圣境保护内涵、自然圣境保护价值与自然圣境保护机制研究3个类型;基于分析研究空白,从“自然圣境识别与生物多样性调查”“自然圣境文化观念与价值理念”“自然圣境与自然文化保护机制”与“自然圣境与自然保护地体系结合”4个方面提出研究展望。     

2007年世界汉学大会召开

2007午世界汉学大会近日在北京召开，这次会议的主题是“文明对话与和谐世界”。二十多个国家的七十多位学者就作为文明对话的汉学研究、“中国形象”在汉学研究中的变迁、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汉学家与汉学史、汉语国际推广与跨文化交流等内容进行了广泛的讨论和探究。据悉，世界汉学大会今后将每两年举办一次。     

汉字与文化例说——与持“汉字落后”论者商榷

旧社会,汉字落后论甚嚣尘上,鲁讯先生便曾说过“汉字不废,中国必亡”之语.而今,国内学者或谓汉字是中国的“第五大发明”,或云“二十一世纪将是汉字发挥威力的时代”;国外汉学家竟说汉字“是人类文字中最高级的文字”.汉字究竟是先进抑或落后,应以科学的态度,实事求是地去加以研讨才是.     

论汉学家译入中国典籍过程中的规范意识及其启示——以马绛英译《淮南子》为例

在翻译规范理论视域内翻译就是一种受规范制约的活动,译者往往会在翻译过程中有意识地接受预备规范、初始规范和操作规范的制约。具体到相对受欢迎的《淮南子》英译,马绛领衔的汉学家团队首先根据翻译政策和翻译直接性相关的预备规范选择出具有可译性的文本,然后遵循翻译的充分性和可接受性相关的初始规范,再参照母体规范和文本语言规范相关的操作规范,产出既服从源语文化规范又服从译语文化规范的规范译文。马绛等汉学家在译入《淮南子》过程中体现出较为明显的规范意识,对于中国文化“走出去”背景下国内学者主动译出中国典籍具有十分重要且具针对性的启示：国内译者需主动争取海外汉学家加盟,采取中外译者协同翻译的合作方式;需基于预备规范、初始规范和操作规范的具体内涵付诸于文本翻译实践;需将翻译规范内化于惯习,推动翻译场域的整体运作,以期产出能够有效促进中国文化“走出去”的经典译文。     

从历史的第一个前提出发——中国环境史研究的思想起点、进路和旨归

环境危机催生的环境史学,50余年来取得了长足进步,在中国也已呈现出一派繁荣景象,但学科体系并未成熟,需要进一步加强学理探讨。中国环境史研究应以马克思主义的人与自然关系理论作为基本指引,从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出发,以人的自然生物属性和生命需求作为思想起点,开展以生命为中心的历史思考;应借鉴生态学等多学科理论和国外先进方法,运用多维立体“生命网络”思维梳理人类系统与自然系统相互作用界面的庞杂关系,建立合理叙事论说框架;应以探寻中华民族“生生之道”作为思想旨归,加强环境思想史和生态文化史研究,从本土文化中提取概念话语,凝练思想理论,提升研究境界,彰显中国特色。     

论《诗经》中自然的主观化和客观化的文化意义

在对中国文化核心精神的看法上 ,历来都有“天人合一”和“天人相分”之争。其实 ,“天人合一”和“天人相分”都是中国文化核心精神的一体两面 ,没有它们的矛盾互动 ,就不会有中国文化的进步和发展的今天。本文以为 ,“天人合一”与“天人相分”两种文化精神都较全面而典型地贯彻在《诗经》中了。作为前者的体现是全民性的本真日常自然 ,其中 ,浸润并沉淀着中国文化探索自然、认识自然的科学精神 ,而作为后者的体现则是平民的自然 ,以及由平民的自然所孕育生成的《诗经》的艺术表现方式——赋、比、兴 ,其中 ,浸润并沉淀着中国文化亲和自然、回归自然的伦理情怀和人文精神     

苏慧廉与中国宗教文化的西传

传教士出身的汉学家自明末利玛窦以来不计其数,然而像苏慧廉这样在中西宗教文化交往中影响深远的汉学家并不多。苏慧廉致力于中西文化交流及对中国宗教的研究,尤其是在中国宗教经典研究及翻译领域。苏氏早期的汉学研究是直接服务于在中国的福音传布,致力于基督教与中国社会文化的会通;后期的汉学研究则透过著书翻译和讲座,促进中西宗教文化交流,尤其是在佛教的西传方面做出很大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