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域高质量发展对“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机制研究

“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在国家创新体系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如何提升其创新绩效成为实践界和理论界的重要问题。本文聚焦剖析我国“专精特新”中小企业的发展现状,并深入分析区域高质量发展对其创新绩效影响的内在机理。研究发现：区域高质量发展的单一维度或者其中某几个维度的发展优势,并不能转化为“专精特新”中小企业的培育效率优势,需要采用综合视角审视区域高质量发展与其之间的关系;国家“十四五”规划中的重大部署对“专精特新”中小企业的培育具有深远影响;“专精特新”中小企业的创新产出效率并非仅是由经济发展水平所决定。区域高质量发展过程中创新发展、协调发展、开放发展正向促进了“专精特新”中小企业的创新绩效;绿色发展和共享发展对“专精特新”中小企业的创新绩效存在抑制作用。研究结论补充了区域高质量发展和“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创新绩效影响因素的相关研究缺口,为地方政府加快推进高质量发展以促进“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创新涌现提供了理论与实践启示。     

数字化转型背景下“专精特新”企业双元能力提升组态路径研究

关注数字化情境下的组织双元问题，同时突破传统净效应和单案例研究的局限，以及拓宽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问题研究边界，结合我国“专精特新”企业数字化转型现实背景，运用组织双元理论，从结构双元、领导双元和情境双元3个角度出发，通过理论演绎和文献梳理，基于“技术-组织-环境”（TOE）框架，从技术、组织和环境3个层面的5个前因条件对145家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双元能力提升组态路径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1）数字化水平、企业家精神、创新资源、政府补助和市场竞争都不是“专精特新”企业提升双元能力的必要条件，企业实现高双元能力是技术、组织和环境多层面因素协同作用的结果；（2）“专精特新”企业提升高双元能力的组态有3种（共4条关键路径）：创新资源主导型、技术与管理协同驱动型和政府支持下的自我驱动型，其中创新资源均为核心条件、具有普适作用，同时市场竞争均为非核心条件；（3）导致“专精特新”企业非高双元能力的组态有4种（共5条关键路径），均包含创新资源缺失。由此可见，我国中小企业应顺应数字化发展趋势，加大创新资源投入，多层面分析自身现实基础，选取不同的等效组态路径提升双元能力，同时发挥有为政府和有效...     

宁波市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分布的热点空间及其适配路径

中小企业向“专精特新”升级是促进区域产业发展的重要动力,而营商环境是以地方政府为主的市场关键外部环境,其服务企业集聚发展已成为领域研究热点,因此,如何协同营商环境促进区域企业向“专精特新”发展是亟需回答的现实问题。基于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分五批公示的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名单,以宁波市为例,采用核密度分析、系统聚类法、组态分析等方法研究其352家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空间分布的热点空间,并分析这类企业数量的营商环境适配路径。结果表明：宁波市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空间分布整体上呈“一极双核”的模式,并且“北多南少”,其中制造业占87.78%;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数量与当地营商环境（除金融服务指标）显著正相关,系统聚类法所划分的三组区县间的生境画像存在显著差异;单个因素并不构成高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数量的必要条件,法治市场主导下依托公共服务的创新驱动型、法治市场主导和政府助力下依托公共服务的创新驱动型两种营商环境组态可以殊途同归地产生高企业数量,其中优化法治环境、市场环境、创新环境、公共服务发挥着普适的作用。据此,要发挥核心营商环境要素组合促进“专精特新”企业的作用,法治环境是根本,提供...     

营商环境生态如何驱动城市创新绩效？——基于创新型城市的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

营商环境对国家或地区的创新能力具有根源性的影响,而创新是引领城市发展的首要动力,因此优化营商环境生态从而驱动城市创新绩效成为推动我国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命题。本文以全国68个创新型城市为案例,运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方法,探究营商环境生态中各条件对城市创新绩效的联动效应。研究表明：政府效率、人力资源、金融服务、公共服务、市场环境和创新环境6个条件“多重并发”,形成驱动城市创新绩效提升的多样化组态;城市创新绩效的驱动路径具有“殊途同归”的特点,表现为“政府主导下的环境驱动型”“人力资源缺失下的环境弥补型”与“资源—环境协同驱动型”3条路径。组态的空间情境差异分析发现,东部与中西部地区城市创新绩效的提升路径存在明显差别。本文基于组态视角探讨营商环境生态驱动城市创新绩效的提升路径,不仅有助于深化对城市创新绩效背后复杂机制的理解,也能够为各城市如何依据自身营商环境条件推动其创新绩效提升提供系统性思维和实践指导。     

“专精特新”认定政策与中小企业技术创新

企业创新尤其是中小企业创新是国家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驱动力,也是增强链补短链,维护国家经济安全的保障,但创新具有经济正外部性的特征,加之中小企业在人才、资金等方面的限制,创新积极性不高,为此,国家出台“专精特新”资质认定政策,其灵魂就是赋能中小企业创新。本文基于2015-2021年深沪A股上市公司数据,构建多时点双重差分模型进行经验分析,探究该政策作用于中小企业技术创新的机制与影响效应。研究发现：总体上,“专精特新”资质认定政策能够显著提升中小企业的技术创新水平(研发投入和创新产出),但激励效应的持续性不强;机制检验表明,该政策能够通过“资源倾斜”效应推动中小企业技术创新,且存在“资质升级”和“区域差异”的异质性效应,相比于省、市级资质认定政策而言,国家级“专精特新”资质认定政策对中小企业技术创新的激励效应更强,验证了政策梯度培育的科学性,但也反映出省、市级资质认定可能存在资格审查不严、持续创新动力激励不足等问题;相比于欠发达地区,经济政治资源丰富地区的政策吸收效果较弱,因此政策应当因地制宜,规避区域性政策饱和风险。本文不仅拓展了“专精特新”资质认定政策影响企业创新的相关研究,并且为优化政...     

高技术产业集聚对区域阶段创新绩效的影响研究

高技术产业集聚是地区突破发展瓶颈,开辟创新增长赛道的关键支撑,也是赋能区域创新发展的内在动力。立足创新价值链视角,基于组态思维运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方法(fsQCA),以我国30省份为研究对象,探究在区域创新基础及环境的协同作用下,专业化与多样化高技术产业集聚对区域知识生产、技术研发与成果转化三阶段创新绩效的复杂影响机制与差异化作用路径。研究发现：(1)驱动知识生产与技术研发绩效提升路径包括“多样化高技术产业集聚主导型”“环境支持下要素拉动型”以及“综合驱动型”三类;(2)驱动成果转化绩效提升路径包含“专业化高技术产业集聚主导型”“开放环境下专业化集聚-创新基础协同型”“环境支持下要素拉动型”以及“政府引导下研发人员弥补型”四类;(3)三阶段区域创新驱动路径的差异性在于不同高技术产业集聚类型及研发人员是否发挥核心作用;(4)东部地区与中西部地区各阶段创新绩效提升路径呈现不同特点,体现为核心主导要素的差异化激励效应。本文研究结论有助于打开高技术产业集聚对区域创新过程作用机制的“黑箱”,为我国各地区寻求更适配的阶段化创新路径提供实践参考。     

数字普惠金融对中小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及传导路径研究

数字普惠金融对促进中小企业技术创新、推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基于2016—2020年新三板企业面板数据,运用固定效应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实证检验数字普惠金融对中小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及其传导路径。研究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对中小企业技术创新有显著促进作用,且该结果具有稳健性,数字普惠金融可以通过减少企业融资费用、降低信息不对称来促进中小企业技术创新;进一步分析显示,数字普惠金融数字化程度提升对中小企业技术创新促进效果更明显,数字普惠金融对中小企业技术创新的促进作用在非东部地区和“专精特新”企业中效果更明显。本文拓展了数字普惠金融对中小企业技术创新影响的传导路径研究与异质性分析,为进一步提高数字普惠金融政策实施精准度和有效性提供了重要依据。     

江苏省中小企业专精特新发展影响因素研究——以镇江市为例

中小企业"专精特新"转型升级日益受到学术界的关注,专精特新影响因素问题日显突出。从系统论视角出发建立中小企业专精特新发展影响因素模型,运用探索性因子分析法、多元回归分析法对来自镇江市中小企业的199份问卷数据进行分析。研究结果表明,战略定位、资源应用能力、技术创新能力、生产质控能力和政策法规对中小企业的专精特新发展有显著正向影响,组织管理柔性对其有一定正向影响,社会环境对其没有显著影响。     

专精特新政策对企业绩效的微观影响机理——基于资金支持和创新激励的双重作用

本文利用2011—2021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实证检验资金支持和创新激励双重作用下专精特新政策对企业绩效的影响机理。研究发现,专精特新政策的实施对于提升企业绩效有显著促进作用,且对于不同特征企业的绩效水平存在差异性影响。其中,民营企业和国有企业更易受到专精特新政策的影响;东部和中部地区的政策实施效果较好,西部和东北地区尚未普遍享受到政策红利。研究结论的政策含义在于,要进一步完善专精特新政策体系,强化政府资金支持对企业生产经营及技术创新的放大效应,同时构建企业融通生态体系,加大对特定地区的政策支持。     

我国“专精特新”企业支持政策的现状、不足与优化建议

根据政策工具理论，以供给侧、环境侧、需求侧3个维度为分析框架，在梳理和总结我国“专精特新”企业支持政策现状的基础上，深入分析目前“专精特新”企业支持政策存在的问题与不足。通过考察发达国家支持中小企业高质量发展的有益经验，提出我国政府应从创新财政金融理念、健全人才培育机制，完善税收和公共服务体系、营造良好营商环境以及强化政企良性互动、开拓国内外市场三方面优化“专精特新”企业支持政策。     

创新协同度与企业创新绩效的关系--组织学习的中介效应

基于对全国知名企业247份有效样本的问卷调查,实证分析创新协同度对创新绩效的影响,并引入组织学习为中介变量,探讨组织学习的中介作用。研究结果表明:(1)企业协同创新中存在着创新协同度对创新绩效的影响路径,但技术与制度协同度并没有显著影响创新绩效;(2)学习承诺在技术与市场、技术与组织、技术与战略以及技术与文化协同度和创新绩效之间存在部分中介效应;(3)分享愿景在技术与市场和技术与文化协同度和创新绩效之间存在部分中介效应,分享愿景在技术与战略协同度和创新绩效之间存在完全中介作用;(4)开放心智在技术与市场以及技术与文化协同度和创新绩效之间存在部分中介效应。     

组织支持、制度环境和市场环境对科技企业孵化器创新绩效的影响机制：基于组态视角的fsQCA分析

创新活动具有系统性,科技企业孵化器创新绩效受内外部环境因素影响,且各影响因素间具有相互依赖的复杂性,但目前偏向于单一因素的探讨,无法解释多要素相互依赖等复杂的运行机制。因此,以中国2 920家科技企业孵化器为样本,基于组态视角,采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fsQCA）方法探索组织支持、制度环境和市场环境三大类别中的7个条件对孵化器创新绩效的复杂影响机制。结果发现：科技企业孵化器创新绩效与其所处制度、市场环境息息相关,主体与环境均衡驱动型协同创新策略是实现高创新绩效的主要路径;孵化器创新绩效具有“多重并发”的特点,制度环境、市场环境、组织支持行为均无法单独构成高创新绩效的必要条件;多要素协同作用对孵化器创新绩效具有殊途同归效果,其中政府补贴没有发挥关键作用,完善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在多数路径中起到重要作用,孵化器空间上的集聚在特定条件下具有影响作用。基于研究结论,为政府和科技企业孵化器管理者从制度和市场环境两方面考虑,提出提高孵化器创新绩效的建议。     

内部治理与市场环境组态效应对家族企业创新的影响

基于内部治理视角,结合中国市场环境的特性,以制造业上市家族企业为研究样本,在组态思维下对家族企业创新提升路径进行探索。研究发现：(1)家族企业创新水平的提升不依赖于单个治理或环境要素,不同治理和环境要素的横向协同作用具有明显提升效应;(2)5条路径均可促进家族企业创新(殊途同归):逆境求生促创新、戮力同心谋创新、基业长青求创新、内部制衡利创新、群策群力寻创新;(3)驱动非高家族企业创新的路径分为7条,且与提升高家族企业创新的路径存在非对称关系。     

协同创新对中小企业供应链融资绩效的影响信号理论视角

基于信号理论,本研究探究协同创新信号如何影响中小企业供应链融资绩效,并识别信息技术应用与环境竞争性对信号甄别的优化作用。基于234份中小企业有效样本进行实证分析发现：（1）协同创新是促进中小企业供应链融资绩效提升的关键信号;（2）信息技术应用对协同创新与中小企业供应链融资绩效之间的关系具有积极作用;（3）协同创新、信息技术应用与环境竞争性三项交互作用与中小企业供应链融资绩效正相关。本研究将信号理论拓展至供应链金融研究领域,丰富了供应链金融的研究视角,为复杂变革情境下中小企业供应链融资实践提供了一定的管理参考。     

如何在研发国际化中实现企业创新绩效？基于SCP范式的组态分析

文章基于SCP范式对影响研发国际化创新绩效的制度环境-社会嵌入结构-组织学习行为因素进行组态效应分析,选取42个实施研发国际化的企业案例,通过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法,探讨了制度环境、社会嵌入和组织学习对企业实现创新绩效的组态效应。研究发现：（1）实现研发国际化高绩效有两条途径：制度主导下开发市场的基地打造型和环境复杂化下突破创新的联盟合作型,说明实现高创新绩效的路径并不唯一;（2）导致非高创新绩效的组态有三个,当东道国存在较为明显的制度距离时,通过直接派遣本国员工的方式建立关系结构不利于创新绩效的达成。研究结果进一步揭示了中国企业开展研发国际化,实现企业创新的复杂成因,对企业正确选择、规划研发国际化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     

区域高技术产业创新环境组态研究 ——基于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fsQCA)

针对影响区域高技术产业发展的创新环境因素,从政府、市场和产业三个层面构建影响区域高技术产业发展的前因要素组态,包括政府支持度、市场活跃程度、市场开放程度、内部经济状况、创新重视程度。以中国27个省份高技术产业为研究对象,采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方法（fsQCA）,从组态视角分析创新环境组态对区域高技术产业绩效的影响,得到导致区域高技术产业高绩效和低绩效的创新环境前因条件组合,以及不同创新环境要素变量间的互补性、替代性。结果发现,三条高绩效路径中,市场开放程度和创新重视程度为核心条件,并且市场活跃程度和政府支持度、政府支持度和内部经济状况之间具有互补性和替代性;三条低绩效路径中,主要是缺失核心条件市场开放程度或创新重视程度以及边缘条件市场活跃程度。     

企业创新绩效组态路径研究——基于模糊定性分析法

本文利用世界银行对中国企业运营环境的调查数据,使用fs QCA方法从组态的视角,实证检验了创新要素与创新绩效的因果关系。研究发现,创新投入和政府补贴要素组合能够提升企业创新绩效;在创新投入、政府补贴和(或)外部融资及低市场竞争的组合下,中小企业更容易获得高创新绩效;获得外部融资对大企业取得高创新绩效显得更加重要。依据研究结论,政府应不断完善市场机制,健全金融、产权和法律制度;优化中小企业创新环境及扶持政策,增加中小企业的创新补贴和信贷扶持力度,适度减少大企业创新补贴;为企业创新提供更低成本和更加便利的外部融资。     

有为政府与有效市场协同的城市绿色技术创新实现路径——以山东省16地市QCA分析为例

为探索省级范围内城市绿色技术创新的不同路径，理解其差异化发展的机制，基于“有为政府+有效市场”研究框架，运用fsQCA方法探讨山东省16个地市区域绿色技术创新的组态效应。研究发现，（1）R&D人员投入是影响山东省各地市高绿色技术创新水平的关键瓶颈，且不存在构成非高绿色技术创新水平的必要条件；（2）发现4条高绿色技术创新路径和3条非高绿色技术创新路径；（3）山东省绿色技术创新水平分布呈现明显的区域差异和集聚辐射效应。深层次地解释城市绿色技术创新的因果复杂性，有力证实“有为政府+有效市场”对城市绿色技术创新的作用机制，也为城市绿色技术创新水平的提升提供着力点。     

“技术—组织—环境”因素联动对互联网企业数字创新的影响——基于TOE框架的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与必要条件分析

数字创新作为数字经济的源头活水,已成为催生新动能和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战略工具。如何优化企业数字创新机制及提高数字创新水平是有待解决的重要问题。但以往研究多强调单一前因对数字创新的“净效应”,较少以整体框架探究技术、组织与环境因素影响数字创新的复杂因果机制,一定程度上忽视了不同前因间的联合效应。为进一步探索数字创新的影响机制,促进数字创新实践,以互联网企业为研究对象,选取沪深A股上市的20家互联网企业为案例样本,基于TOE框架,采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与必要条件分析方法,探寻技术、组织与环境三个层面五个前因条件对互联网企业数字创新的影响。研究发现：（1）单个前因条件不构成引致高水平数字创新的必要条件;（2）存在4条产生高水平数字创新的组态,可归为技术与环境协同的大数据能力赋能型（H1）、技术与环境协同的创新能力支持型（H2a）、技术与环境协同的大数据能力与创新能力联合支持型（H2b)、吸收能力与数字化情境双轮驱动型（H3）;(3)存在4条产生非高水平数字创新的组态,且与高水平数字创新组态存在非对称关系。     

创新生态系统中多主体互动影响绿色创新的组态路径研究

绿色创新是推进“双碳”目标实现、提升经济发展质量的重要着力点。基于创新生态系统理论,以中国30个省份为案例样本,采用组态思维和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方法,探究区域创新生态系统中多主体互动影响地区绿色创新的复杂因果机制及组态路径。结果发现：（1）创新生态系统中企业技术创新、学研机构知识创新、政府政策驱动、公众参与及平台设施服务创新等任何单一因素均不是导致地区高绿色创新的必要条件,系统内多主体互动组合才能有效促进地区绿色创新;（2）创新生态系统中产生高绿色创新的多主体互动组态路径有3类：政府引导企业绿色创新模式、政府与公众双元驱动企业绿色创新模式、平台导向型多主体协同绿色创新模式;产生非高绿色创新的组态路径有两类：技术—知识创新主体双缺失型、技术创新主体缺失型;（3）东部与中西部地区促进绿色创新绩效提升的组态路径差异明显,平台导向型多主体协同模式是京沪、江浙等东部省份持续推进绿色创新的重要路径;中西部省份绿色创新路径多呈现政府引导、政府与公众双元驱动企业创新等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