言说不可言说之说——言无言

庄子语言哲学的最大贡献不仅在于发现了语言的局限和困境以及语言的痛苦和快乐,同时还在于他以极大的勇气用他并不信任的语言去言说无法言说的＂道＂,即＂言无言＂。以＂三言＂为代表的诗性言说方式对中国文论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最终构筑了中国文论的诗性体系,使中国文论具有了强烈的诗性特征。     

对父道文化与子道文化的解读

五伦之中第一伦＂父子有亲＂,也就是父慈子孝。父道慈,子道孝,形成了父道文化和子道文化,并一直延续到当代社会。本文在综合大量史料的基础之上,总结了二者之间的辩证关系,并分析了慈孝伦理在当代的运用以及发展。     

“言”“意”转换:传统诗歌教学方法的解读

随着新课改的深入,各种诗歌教学方法层出不穷、异彩纷呈、各有千秋,但这并不意味着要舍弃传统的诗歌教学方法,相反,我们要继承其中优秀的东西.从"言"与"意"的转换出发解读传统诗歌教学方法,正可以将其特点和优势显现出来,使得师生更容易接受,进而在实践中促使学生透过形式悟出本质,获得言语的真意,将言语积累于内心,成为自己内在的生命,从而提高语文运用能力.     

《三言》中士妓交往与商妓交往之比较研究

在冯梦龙所作《三言》中,以妓女形象为主人公的小说共9篇.其中,商人和士子是妓女交往的主要对象.在以妓女为轴心的交往活动中,士子和商人受制于身份和阶层,在与妓女的交往动机、交往特点、交往结局等方面分别呈现出不同的特点.探究士妓交往与商妓交往的不同特点,有助于准确把握士子、商人、妓女的心态,深入挖掘其社会心理.     

“道可道，非常道”新解

历代学者对“道可道,非常道”的解释一直存在争议,大体有三种立场：道不可言说;道可以言说;与道可否言说无关。鉴于此,学界试图给出一种新的解释：道可以说,但不是恒常地说,即不能用固定不变或常规的方式说。名在于“定形”,道无形又似有形,因此只能勉强命名,但“命名”会让存在者变得可知却不再可感,命名与言说将有形的可感之物变成抽象的可知之物。然而“道”既可知亦可感,同时又非单纯地可知抑或单纯地可感。可知的部分可以言说;可感的部分则依赖人对世界的切身体验,而一旦诉诸言语,其切身性也随之隐匿。所以道既可说又不可说,但又不得不说,于是便只能勉强地说,或者用违反常规的言说方式说。     

论黄庭坚对王安石六言绝句之仿效

黄庭坚师出苏门,却与王安石的诗歌创作理念有许多共通之处。黄庭坚大量创作六言绝句,仿效王安石六言绝句的形式,讲究精工对偶,注重夺胎换骨法。无论是王安石的品性学识,还是诗歌创作技巧,都对黄庭坚乃至江西诗派有着深远的影响。     

试论蔡琰五言《悲愤诗》的情感特色

蔡琰的《悲愤诗》情感真挚,动人心弦；继承了汉乐府叙事和写实的传统,具有高度的开创性和艺术性；她的诗展现了她作为女性的独具特色的人格魅力。她用她的悲愤反映了整个时代、整个社会的悲痛,她的诗有着深刻的独特的认识价值。     

冯梦龙“情教观”与“三言”中的女性形象

冯梦龙作为通俗文学家和小说理论家,首次提出了“情教观”的文艺思想。“三言”的编纂及作品中女性形象的塑造,无不反映他对真情的追求和通过真情教诲众生、改良社会的目的     

“三言二拍”梦境描写与前代文学的传承关系

“三言二拍”处于这一中国短篇小说创作进入新阶段的转折期。“三言”收录的作品有的是冯梦龙对宋元明以来旧本的加工整理,有的是他根据文言笔记、传奇、戏曲、历史故事乃至社会传闻的再创,而“二拍”中的作品则完全是凌濛初的个人创作。但无论是增删、再创,还是原创,“三言二拍”中的梦境描写在形式、内容上都承袭了前代文学梦境描写的基因。     

唐玄宗政权与夹城复道

唐代夹城建置,至玄宗时期大盛,通过禁中宫门与复道互相联络,三宫防卫与政治构成管理的整体。夹城于武后时期已在上阳宫启用,玄宗经历重重复杂政治而得位,宫廷护卫的安全意识更为强烈。夹城除方便君主游幸与潜逃之外,且有监察诸王的功能,宦官作为帝王耳目,在夹城内外的活动日益频繁。     

方东美论道家之“道”的四维呈现

宗教家、哲学家方东美先生多次主张宗教亦哲学,在宗教和哲学之间走一条融通之路,他以道为超越本体,抓住道的"非理性与理性"相结合特性,构成其机体主义哲学根本。在此道的精神指引下,道家之"道"的内涵表现为道体、道用、道相、道征融为一体。道体是"有"与"无"的统一体,展现出道宗、道根、道一、道型、道无、道极的特征。道家之道"建之以常、无、有,主之以太一","空虚以不毁万物为实",在"贵无"的同时并不"贱有",也就是说,此道用无穷。从本体和作用两个方面来看道之性相或道之属性与含德,即为道相,分为两类,一为天然性相,一为人为性相。道征指的是高明圣德的当下呈现。圣人代表了超脱解放的精神和救人救世的精神,使自然"无"为之道和人"有"为之道融会贯通起来。     

从"三言"中男子形象的弱化谈开去——兼与《红楼梦》对比

传统文化中占主导地位的男性,在＂三言＂等小说中却出现了弱化的趋势,本文尝试考察其弱化的特征、外部缘由、内部成因等几个方面,同时兼与《红楼梦》对比,以揭示其意义。     

论佛教文化对“三言”语言艺术的渗透

佛教起源于古代印度,在东汉以前就已经传人中国。为了在中国扎根发芽,佛教经历了与儒道思想交流融合的过程。其中,对佛教经典进行翻译是佛教实现中国化不可或缺的一个环节。当我们提到佛教文化的影响时,首先要注意到的就是对中国语言的影响。文章以古代白话短篇小说“三言”为例,探讨佛教文化对其语言艺术的渗透。     

社会认知视角下的二语习得研究与教学——基于双语双方言现象的研究

社会认知视角下的二语习得以全新的视角对"双语双方言"现象给予描写和解释,主张将内在机制与外在社会环境结合起来研究第二语言。文章在二语习得理论框架下,探讨双语双方言现象的本质和双语双方言习得的过程及社会原因,并用克拉申的二语习得理论分析我国双语教学的现状及我国双语教育所面对的挑战。     

“三言二拍”中的女性形象分析

唐诗宋词明传奇,无一不是中国古代文化的瑰宝,这些文学作品往往是一个时代形象最全面最鲜明的写真。以明传奇为例,明朝传播最广、知名度最高的传奇小说无疑是“三言”和“二拍”,即《喻世明言》《警世通言》《醒世恒言》和《初刻拍案称奇》《二刻拍案称奇》,本文将对“三言二拍”的女性形象进行分析,从而对当时的女性地位以及整个社会的大环境进行探究。     

体育法制建设中的道德法律化和法律道德化问题研究

通过对体育法制建设中的道德法律化和法律道德化问题的探讨,认为道德法律化和法律道德化在体育法制建设中有积极意义。同时又对道德法律化和法律道德化的途径、适用的限度等问题进行了分析,旨在明确体育道德和法律的关系,以便发挥二者的作用,更好地为体育法制建设服务。     

“物与”之道:张载关学的生态哲学意蕴

张载关学包含着丰富的生态哲学思想。张载在《西铭》中所提出的物吾与也的命题,既是对古代生态智慧的继承和综合,又是对现实环境问题的深刻体察。张载把天地万物作为道德关怀的对象,体现了对自然秩序的维护和对其他生命物种的尊重,以及对非生命存在的关爱。从天地之礼的价值肯定,敬畏之心的伦理自觉到物与之道的合内外贯通,体现了张载生态哲学的理论建构,而其内在的生态伦理意蕴,恰恰与现代生态哲学有异曲同工之趣。     

蔡琰五言《悲愤诗》的情感透视

情感作为诗歌的要素之一，在蔡琰五言《悲愤诗》中占有重要而特殊的地位。《悲愤诗》所以“动天地，感鬼神”，是因为作者把真实的情感推到全诗的核心地位。既真切感人，又复杂矛盾；既有难言之痛，又为众人分忧；既有悲愤，又有鞭挞。情感与形象的关系是水乳交融、共为一体的关系。情感的心理条件是；曾受过剧烈心理的创伤；有释放情感的强烈的欲望。情感与音乐的关系是：情随乐移，乐从情变，互为依赖，相得益彰。     

儒法道释的融合与个体的和谐存在

儒法道释之间的互补及融合,是一个历史的过程,它们之间的互动关系对中国的传统文化有深远的影响.儒、法、道、释的融合是一个完整的人、和谐的人的内在要求,是人的精神世界的欲求与自足,它反映着人的存在本质的复杂与深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