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州学派与永嘉学派经济思想比较

同是以地域命名的学派,泰州学派与永嘉学派的产生都源于域内发达的商品经济,因而两派在经济思想上都主张经世致用,希望通过关注民生来实现治理天下的功利。由于两派所处地域状况及时代条件的不同,其学派发展和思想影响呈现出不同的结果。这个比较给我们的启示是：顺应时代需要和发展的要求,挖掘和培育区域内独特的人文气质和人文精神,会对一个地区经济和社会发展起重大推动作用。     

泰州学派与永嘉学派学习理念的比较研究

泰州学派与永嘉学派关于“学习”的思想非常丰富,在学习理念方面既有共性,也有个性。泰州学派坚持独立思考,不迷信传统,永嘉学派同样主张思考,反对盲从。在学习问题上,泰州学派主张有一个老老实实的态度。永嘉学派同样认为学习必须勤苦。泰州学派有一个重要的特点就是大倡乐学精神,永嘉学派不讲乐,但讲志。对待实践,永嘉学派的实学精神与泰州学派的实践中学刁都是一种理论联系实际的学习方法,但也有一定的区别。可以说．泰州学派注重的是如何获取知识,怎样获取知识的问题,而永嘉学派所理为关注的则是怎样通过实践性学习更好地为社会实践服务的问题。两者各有侧重,也各有千秋。     

永嘉学派与泰州学派思想渊源的比较研究

永嘉学派与泰州学派都是在当时商品经济刺激下产生的带有启蒙意义的哲学学派,但由于商品经济发展的程度不同,两个学派学者代表的阶层也不同。永嘉学派与泰州学派思想既有相同之处,也有一定的差异。对永嘉学派与泰州学派思想渊源进行比较研究．可以更好地把握两个学派的学术主旨与历史影响,从而使两个学派的历史文化成果更好地为今天的建设与发展服务。     

泰州学派与永嘉学派理论创新风格的比较研究

泰州学派与永嘉学派在创新的风格方面有其相似之处。可以说,两个学派都有注重对历史文化的研究,注重对各种研究成果的接纳,注重对客观现实的分析。但由于创新的历史文化基础不同,现实社会基础不同,因而在具体的创新过程中其创新手段也各有巧妙不同,创新的成果也有很大差异。     

永嘉学派与今日温州

启嘉学派的思想观点对今日温州有重要影响。其经世致有、求实务实的精神；变通图新，富有改革的精神；重视功利，宽民富民的思想；重视教育，尊重人才的观念等等无不给今日温州留下深刻烙印，对于建设现代化新温州也有许多重要的启示。     

"永嘉文派" 论略

“永嘉学派”是南宋重要的学术流派。“永嘉学派”的形成就是“永嘉文派”的形成。永嘉学者有重“文”的传统,这为“永嘉文派”的形成提供了可能。永嘉“好文近乎儒”的地域文化传统与南渡文风的流播孕育了“永嘉文派”。永嘉文人明确一致的文艺追求与文论主张使“永嘉文派”得以最终形成。“永嘉文派”的存在与文学价值都是不容忽视的。     

论《宋元学案》对浙东学派的评价 ——以永嘉学派、永康学派、唐仲友为中心

《宋元学案》编纂者明确了永嘉学派分两个支流,源头都是二程洛学,一支以叶适为代表,一支以薛季宣、陈傅良为代表.黄宗羲承认倡导经世致用的永嘉之学是为了纠正道学末流的空疏弊病,同时指出事功之学的流弊有陷入刑名之学的危险.全祖望指出永嘉之学虽以礼乐制度为主而追求体现于事功之中,同时兼顾主敬涵养,到了叶适将内圣道德视作外王事功之根本,从而修正了薛季宣、陈傅良等人重事功轻内圣的偏向.黄宗羲从其道德与事功并重的立场出发,调和了永康学派代表人物陈亮与朱熹的义利之辩.全祖望以陈亮晚年迎合光宗博取功名为例对其人品节操提出非议.对于浙东学派的同调唐仲友,全祖望肯定其经制之学的思想史地位,并认为朱熹、唐仲友的交恶应该平摊责任.     

论泰州学派经世实践的理论依据和启蒙价值

泰州学派的经世实践主要包括讲学论道和治理宗族。借讲学论道以经世,其理论依据为古代论道与经世合一的传统以及王艮的明哲保身论。入仕和讲学是明代知识分子的主要经世途径。根据明哲保身论,身为天地中心,故而不应危身于仕途,而应将淑世情怀寄托于讲学;身与道合一,安身即是行道,作为安身方式的讲学可以经邦济世。借治理宗族以经世,其理论依据为孔孟以情感论证家庭伦理的思路和《大学》由齐家到平天下的理论链条,齐家应以个体的身与情为基础。这些思想的启蒙价值主要表现为高扬个体意识、提升道德的自主性。     

明代永嘉棋派述略

温州明代围棋运动十分繁荣,溯其源首推刘基父子。到明中期永嘉、新安、京师三大流派鼎足而立,永嘉鲍一中品居第一。万历年间,方子谦兄弟名噪一时。本文系统论述永嘉棋派源流,并对其代表人物生平一一进行考证。     

法兰克福学派与伯明翰学派文化批判理论比较研究

在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化转向＂语境中,伯明翰学派和法兰克福学派代表着两种不同的文化批判范式。它们都试图重新恢复和确立马克思主义的总体性理论,然而,在对文化的属性、文化与社会以及文化工业的认知、评价方面,两派存在着根本性的差异。     

2008年刘基与刘基文化研究述评

2008年,是刘基与刘基文化研究不平凡的一年,在社会各界共同努力之下,取得了一系列可喜的成绩:据不完全统计,先后有刘基与刘基文化研究相关的10余种专著出版、20余篇论文发表、30余则新闻报道。更为引人关注的社会文化现象是,“刘伯温传说“进入“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刘伯温还以“大明第一谋臣“的身份走进了央视《百家讲坛》,这也正式向学界宣告:“刘伯温不仅属于文成、温州,更属于全国,是中华民族思想文化中的一份宝藏。“     

柳永词作文化浅析

柳永在宋词的发展中是一位标识人物,占据着非常重要的地位。他创作了大量的慢词,将市井文化、世俗文化与＂雅＂为主体的传统文化相碰撞,用词来抒发自己的情怀,展露自己的真情,对词文化的发展起着巨大的影响力,对宋词能够与唐诗并称做出了重大的贡献。     

《永嘉记》作者与亡佚时代考

成书于南朝刘宋时代的地记《永嘉记》,今早已亡佚,唐宋类书屡见征引。但关于其书作者,学界看法不一。文章经考证提出:《永嘉记》的作者是郑缉之,并非谢灵运。《太平寰宇记》或误题谢灵运《名山记》作《永嘉记》。郑缉之所作《永嘉记》在北宋前期犹存于世,南宋时亡佚。     

论柳永的仕宦意识及其成因

北宋词人柳永仕宦意识强烈,且仕宦意识与痛苦相伴。为追求仕宦,他费尽心机,吃尽苦头。特别是声色享受与仕宦追求发生冲突时,他宁肯忍痛选择后者。柳永仕宦意识之形成,是北宋特定的政治、文化背景与个体因素相互影响、共同作用的结果。     

柳永的被理解与被误解——兼谈“柳永热”中的迷途与歧途

进入新世纪以来,柳永研究呈现出方兴未艾之势,学术界与文化界都兴起了一股"柳永热",自然也出现了不同观点的论争。从学术角度考察,在这股"柳永热"的背后,却也存在着潜伏的危机,这就是理论研究与实证研究的脱节与不平衡。在我看来,这种脱节与不平衡,必然导致柳永的被理解与被误解,这就是本文要论述的中心议题。     

试论金庸《鹿鼎记》的颠覆性

《鹿鼎记》是金庸先生创作的最后一部武侠小说。在这部小说里,金庸以佛家＂无色无相＂的手法和勇于自我否定的勇气,彻底颠覆了此前构造的江湖文化和＂侠＂文化,而这种颠覆性创作反映了他对人性、创作、＂侠＂文化、以及当时社会的反思,使得《鹿鼎记》达到了中国武侠小说创作的巅峰。     

论柳永词的传播及其文化价值

柳永词的传播是北宋时期特殊的化现象，它不但是诗、乐、声、舞多种艺术审美的撞击过程，而且是以北宋化传播的整体存在为依据的化整合活动，是柳永词得以存在、得以实现其艺术和化效应的社会行为，歌妓的演唱是柳永词存在的活化机制，柳永词的传播实现了词体的传播化，推动了市民俗化与士大夫精英化的分庭抗礼。     

由柳永与关汉卿的相似看文学的传承

关汉卿和柳永虽然处在不同时代,但在性情和创作上有很多相近之处。两位都博学多才,风流倜傥;均以女性为题材创作了大量作品;创作上有青睐"俗"的风格,都用到代言体。从二者相似,感悟此类文学传承的规律为:"俗"应该起着一定的推动作用;传承必有创新,创新乃文学之生命。     

论商品经济与柳永词

北宋中叶，城市商品经济繁荣，由此而带来的商业都市的繁华、市民俗文化的兴盛、声色享乐风尚的盛行对柳永的思想、生活作风及词的创作都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不仅促成了其专力制词，而且影响了其词的题材内容、人物形象以及体裁形式、艺术手法、语言风格等。     

论白居易与柳永对女性的平等态度

中国传统社会中的女性是一个被男权文化挤压、遮蔽的弱势群体。历代文人对处于弱势群体的女子表示同情,但这是处于优势群体的男性高高在上的怜悯与同情。白居易与柳永对于女性的态度,是建立在尊重、理解的基础上,是平等的关爱与同情。他们的态度源于自身的经历,影响着后代文人对于女性的平等关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