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状、原因、对策：中国政府公共服务的地区差距研究

中国政府公共服务的地区供给及其绩效处于一种不平衡状态,呈现出由东向西递减的格局。探究当代中国公共服务地区差距的原因,应当从两个视角综合分析：一是中央视角,即中央政策的地区性倾斜以及“地方梯度分权”是导致公共服务地区差距的重要因素;二是地方视角,即公共服务的地区差距既源于地区间自然条件、区位、历史因素、经济发展、思想观念等方面的差异,又源于地方政府的发展偏好、政策能力以及地方政府间的竞争。这就决定了这一问题的解决应当从中央和地方两方面入手：明确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职责,理顺政府与市场、社会、企业的关系;将中西部地区公共服务建设作为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的重心;尽快建立以均等化拨款为基础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加强地方政府间的合作,制定符合本地实际、具有协作互补功能的地区发展战略,规范地方政府之间的竞争。     

乡村治理过程中的注意力配置研究——基于92个“全国乡村治理典型案例”的文本分析

乡村治理成效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治理主体的注意力分配情况。梳理乡村治理典型经验，有助于为乡村合理配置注意力，进而提升乡村治理效能。基于注意力配置理论，利用NVivo11软件对92个“全国乡村治理典型案例”进行文本分析，发现乡村有效治理的注意力配置呈现出以下规律：从整体来看，以“群众”“治理”为治理焦点；从配置指向来看，关注于“提升治理能力”“加强制度保障”和“优化治理工具”；从具体分配来看，关注于党的领导，强化治理支持，鼓励村民参与，完善民主协商，加强制度化、标准化、网格化管理和积分制管理；从地域和层级分布来看，东部、中部县乡两级政府关注于“提升治理能力”和“加强制度保障”，而西部县乡两级政府则关注于“提升治理能力”。此外，乡村治理越来越重视数字赋能、协商自治、精准治理和制度建设。     

“乡政村治”格局下乡镇政府职能转变的困境及出路探析

改革开放以来,农村基层政权和社会管理体制逐渐形成了"乡政村治"格局,即在乡镇建立基层政权,对本乡镇事务行使国家行政管理职能,在村级建立村民自治组织——村民委员会,对本村事务行使自治权。农村治理结构改革是一项系统工程。现阶段我国乡村治理结构的制度设计应以"为农民提供公共服务"为原则,转变乡镇政府职能,建立公共服务型政府。     

皖北地区乡村振兴中的“她力量”——基于颍上县村嫂理事会的分析

社会组织是推动社会治理重心向基层下移,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调解、居民自治良性互动的重要力量。在空心化较为严重的皖北农村地区,广大的留守妇女在乡村振兴过程中是一支被忽视的柔性力量。本文以颍上县“村嫂理事会”志愿服务社会组织为例,探寻该组织在颍上县乡村振兴中的社会功能,分析该组织在参与社会治理过程中面临的困境、启示与思考,以探索在乡村振兴过程中,通过“增权赋能”提高女性社会生活的参与成效,发挥女性群体在基层社会治理中的作用,推动新时代乡村立体化建设水平的全面提升。     

农民工返乡创业的政策执行绩效与治理逻辑——基于全国23个省(区、市)问卷调查的实证检验

在乡村振兴背景下,农民工返乡创业成为检视乡村人才振兴水平和乡村治理效能的重要窗口。本文基于全国23个省(区、市)2134份的调查数据,实证检验了农户个体特征和基层政府政策支持对农民工创业质量的影响。实证研究结果发现,农户的年龄结构、文化水平以及创业年限对创业绩效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从农民工创业所在的区域来看,东部地区的政策环境和创业绩效要优于中西部地区,性别、婚姻状况、创业形式等对创业绩效的影响并不显著,地方政府的支持力度在返乡创业治理绩效中具有显著的中介效应。因此,政府应提供灵活的差别化就业扶持政策,因地制宜地优化创业政策的外部环境,切实关注创业者的个性化需求,强化中西部地区的政策执行力度。     

协同治理视域下政府公共服务职能重构——以深圳“织网工程”为例

我国政府公共服务职能宏观整体设计滞后,目标定位模糊,部门本位主义突出,职能碎片化严重.公共服务职能弱化直接导致了公共服务供给效率低下,严重阻碍了公共服务均等化进程.传统粗放型公共服务供给模式已经无法满足不断增长的公共服务需求,必须在“协同治理”框架下对政府公共服务职能进行重构.深圳市“织网工程”以信息化为手段,通过创新政府公共服务组织模式,提高了公共服务供给能力和绩效水平.其本质是对传统模式的变革和扬弃,是制度创新的过程.通过对这一典型案例进行制度创新类型、制度创新动因以及制度创新手段的分析,可以研判制度创新的条件和环境,使基层社会治理成功的创新模式具有更广泛的适用性,促进社会治理现代化的早日实现.     

集权趋向与治理失衡--农村义务教育供给机制变革的制度分析

近30年来,中国农村义务教育在供给方面发生了集权趋向的持续改革。随着财政供给主体和管理权的上移,农村义务教育逐渐脱离了乡村社会,造成了农村义务教育之于乡村社会的“悬浮”以及相应的治理机制失衡。为提高农村义务教育供给水平和质量,在供给机制设计上不宜进一步集权,而要提高县级政府对农村义务教育的重视程度,途径是促进县乡政府向公共服务型政府职能转型,并提高县级政府可支配财力,同时对乡村社会进行制度化赋权,重构农村义务教育基层治理结构。     

乡村软治理：一个新的学术命题

“农民的终结”催生出了“乡村软治理”的学术命题.乡土文化日渐式微背景下的乡村软治理,在治理主体、法理基础、治理手段、治理对象、治理效果等方面都相对于传统乡村硬治理模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乡村软治理强调政府的“官治”与村民的“自治”相结合,在协商民主的平台上倡导多中心治理模式,重视农村合作组织等第三部门的“黏合剂”作用;政府权力从基层向上收缩,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务“下移”到农村社区;软法和软权力成为乡村软治理的法理基础;更多地采用心理疏导、人文关怀等“柔性”执法手段;治理的对象从有形的物、制度等向无形的“人心”转变;最终在农村实现党的领导、依法治村、村民当家做主的有机统一,将新农村社区建设成为管理有序、服务完善、文明祥和的社会生活共同体.     

2009—2020年我国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研究——基于CiteSpace知识图谱的可视化分析

近年来,政府购买公共服务作为一种新型治理工具,已成为推动社会治理重心下移,丰富公共服务供给渠道的重要途径。本研究利用CiteSpaceⅤ可视化工具对中国知网（CNKI）数据库2009年—2020年政府购买公共服务领域746篇核心文献进行回顾,展示了近十年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研究的范围与内容,归纳了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研究在各个发展阶段的研究,重点阐释了政府购买公共服务中的项目制、绩效评估等重要子命题并对未来一段时间内相关研究趋势做出判断。     

村民积分制如何助推乡村治理有效模式的思考

乡村作为最基本的治理单元,是国家治理能力建设的微观基础,其治理成效不仅关乎乡村的和谐稳定,也深层影响社会整体治理水平。随着社会治理的“重心下移”,积分制作为村级公共事务的治理工具,在激励村民参与公共事务积极性方面具有显著优势,但在全国各地持续创新和完善乡村治理过程中,部分地区村民积分制实施过程中遇到财政不足、主体缺位等问题。基于此,文章以陕西省Q县F村为研究案例,经对其村民积分制地方实践调研发现,F村作为陕西省村级经济发展强村与乡村治理示范村,其运用村民积分制与环保卫生、乡风文明建设等村庄事务相结合,显著激发了村民参与村级公共事务的积极性的同时,仍存在村民积分制治理手段陈旧、治理深度不够等问题。对此,文章提出F村应将村民积分制与产权改革相辅,以数字赋能乡村治理强化“村”“民”纽带等手段助推乡村治理有效。     

非营利组织支教项目中的政府责任研究

在新公共管理和治理理论发展的背景下,政府还权于社会得到越来越多国家政府的认同。但是,在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提供中,政府与社会结成伙伴关系的同时也不应忽视其监管责任。本文基于此种假设,以非营利组织的支教项目为例,对政府在支教项目中的应承担的责任做出了阐释。从多中心治理理论出发,论证公共产品多元提供的合理性,提出政府除了高效地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之外,还应承担法律责任、行政责任和道德责任,积极地引导和服务于非营利组织的发展。基于政府管制理论,认为应该避免忽视政府的监管责任,政府应该在非营利组织的项目全过程贯彻质量管理,通过法律规范的制定和绩效监控确保公共产品和服务的及时交付。     

项目制背景下职业学校治理的问题及其消解

项目制已经超脱其财政支持的范畴,形成了中国政治和社会制度下的一种治理体系和治理模式。它对职业教育发展的影响已经超过了财政拨款的影响,项目制影响下的职业院校需要处理好科层管理与网络治理的关系、政府目的与学校目标之间的关系、高质量发展和绩效导向之间的关系。现实中,由于这些关系处理不当产生了二级学院的专业发展权弱化、学校自主发展目标定位模糊、片面化绩效导向形成的“反向激励”等治理问题。解决这些问题应以“嵌入式发展”思想实现学校发展与项目实施的统一、尊重二级学院的专业权并做好组织赋能、以权责清单机制明确职业学校治理关系、改革项目实施绩效的内容设置与方式设计。     

村级组织负责人“一肩挑”模式：推行效果、影响机制及优化路径——基于H村的扶贫案例研究

乡村治理现代化是国家治理体系和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村级组织“一肩挑”治理模式是优化当前乡村治理体系的有效实践。结合行政过程理论框架，基于江西赣州H村“一肩挑”模式实践的调研，旨在对村级组织负责人“一肩挑”模式的推行效果与影响机制进行分析。在乡村治理现代化语境下，“一肩挑”模式简化了镇-村关系，在权力集中的同时提高了决策和执行效率。为了进一步维持“一肩挑”模式在决策和执行环节的优势，一是需要两委协调配合，提高交叉选任比例。二是提高村民参与度，调整选举机制。对于当前“一肩挑”模式带来的监督压力问题，建立新型镇-村关系是探索保障“一肩挑”模式稳定运行的可行路径。     

政府绩效评估治理场域的耗散效应及系统解构——基于组织结构的分析逻辑

政府绩效评估是由多个层次和多种不同需求的政策主体一起构成的复杂治理网络,政府、公众与专家的主体类型划分基本上涵盖了治理场域的相关组织要素与政策系统。场域治理是一种价值互动与认知建构的关系化过程,政策主体的价值差异有助于理解组织场域的结构性意义。政府、公众与专家是政府绩效评估治理场域各类行动者的“组织原型”,三者是组成场域的核心要素。场域研究是结构与行动的有机统一,政府绩效评估政策主体的治理场域首先根据组织规则和任务目标来设计。当然,政府绩效评估治理场域中的政策系统与组织制度之间、主体关系与治理行动之间还存着在系统抵牾、结构张力与耗散效应,这在某种程度上抵减了政府绩效评估的政策效果与整体治理效能。总体来看,政府绩效评估的治理场域是围绕评估问题而生成,政府、公众与专家是因评估治理的需要而联系在一起的。因此,组织场域本质上是一种关系系统,政府绩效评估治理场域的特征在于主张各种要素与组织力量是相互依赖和相互磨合的动态关系。     

从源头提高绩效：农村改革项目执行中的预见性回应机制研究

农村改革项目在进村入户实施中总会产生以政策内容解释、政策功用和改革成果应用为主要内容的文本性诉求。文本性诉求的回应性与改革项目绩效紧密关联。基层政府和干部基于文本性诉求的预判,通过治理性的回应行动可以提升农民参与和改革项目绩效。在理论上,这是一种基于诉求预判的预见性回应。预见性回应是基层政府和干部主动将隐藏的文本性诉求纳入政策执行议程并以有效的治理行动回应这一诉求的行为模式。预见性回应行为取决于基层政府和干部的诉求预见能力和回应能力,其提高改革项目绩效的价值在于从改革的源头探寻农民诉求并进行有效回应,在与农民的良性互动中推进改革项目。     

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提升村级党组织治理能力的意义、困境与出路

乡村振兴战略总目标为新时代村级党组织建设提供了重要的目标导向。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一个基础环节就是围绕“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总目标,来比照和分析村级党组织治理能力建设的意义、所面临的问题和可能的解决措施。从意义来说,村级党组织治理能力的高低,直接决定着乡村振兴战略重大目标的完成度。从现状来看,村级党组织在组织建设与人才振兴、产业发展与村民生活、文明乡风与乡村治理、生态保护与人居环境等方面都存在不同程度的意愿不足、能力不足、方法不足等问题。进一步改善和提升欠发达村村级党组织治理能力的有效性,可以从引才引智加强自身建设、引领产业培育内生动力、善用科技实现转型发展等角度入手,力争让村级党组织成为欠发达村实现又快、又好、持久发展的组织者、领导者与推动者。     

缩小武汉城市圈城乡公共服务差距的几点思考

目前,武汉城市圈城乡公共服务差距很大。缩小这一差距至少应采取以下措施：实施城市圈城乡协调发展战略,改变城市圈城乡分割的二元状态,构建城市圈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动态公平制度;完善公共财政制度,推进城市圈县乡财政体制改革,增强城市圈地方政府尤其是县乡政府公共服务供给能力;改变单一的自上而下的GDP考核模式,将公共服务数量和质量纳入到城市圈地方政府及干部的绩效考核中,以增强地方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动力;构建城市圈农民对公共产品的需求表达机制和多渠道的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体系;在尽力缩小城市圈城乡义务教育差距,加快建立和完善城市圈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农民工社会保障制度,探索建立城市圈农村养老保险制度的同时,重点加大城市圈医疗和环保领域的投入。     

解读“五权”村治模式中民主参与的价值意义——对四川仪陇县“五权”村级治理模式运行机制的思考

仪陇县创建的“五权”村级治理模式,得到了《人民日报》、《农民日报》、《新华社国内动态清样》等主流媒体多次深度的报道,并在由中央组织部、中央学习实践活动领导小组办公室等共同组织召开的“党领导的村级民主自治机制工作经验交流会”上作了经验推介。那么,这种模式蕴涵了怎样的“民主参与”的价值,对全国乡村的“乡域政治”或者是西部乡村的村级治理具有多少普遍意义,需要我们做出深度的理论探索。     

乡村振兴背景下的农村“政经分开”:目标检视与困局突围

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纵深推进以及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的持续深化,传统的“政经合一”体制已经成为影响基层有效治理和集体经济发展的重要制约。近年来部分发达地区探索推进了农村“政经分开”改革,以期通过明晰农村(社区)党组织、村(居)委会和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功能职责等途径来实现创新农村基层治理、壮大农村集体经济的总体目标。但是,“政经分开”改革涉及因素众多、情况复杂,改革推进过程中存在改革推进不彻底、地方财政负担重、配套政策不完善等治理难题,改革后成立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发展也面临诸多制约。因此,进一步推进农村“政经分开”改革,需要在乡村振兴的大背景下,因地制宜、由点及面有序推开,理顺农村三大组织的关系,完善政府公共服务体系,提高集体经济组织发展能力。     

县级政府基本公共服务绩效分析——一种理论模型对老河口市的实证检测

建设服务型政府与完善公共服务体系和缩小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差距,需要对县级政府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状况有明确的把握,实现这一目的的重要手段就是建立科学合理的县级政府基本公共服务绩效评估指标体系.本文以湖北省老河口市为样本,运用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方法,介绍了县级政府基本公共服务绩效评估指标体系构建的基本流程、思路与方法,对按照以上思路与方法构建的指标体系,运用指数评估模型进行了实证检验.通过研究,本文试图探讨一种从理论构建与实证检验两个层面系统研究县级政府基本公共服务绩效评估指标体系的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