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为"大隐"--析阮籍、嵇康、陶渊明之隐逸

中国魏晋时期政权不稳,朝代更替频仍,玄学老庄之学大盛,知识分子个性生命意识觉醒,他们鄙弃传统的束缚人性自由的儒家道德规范,甘愿退避名利场选择隐逸生活.阮籍隐于朝、嵇康隐于市而陶渊明隐于林.相比较而言,阮籍隐于朝市最接近于权贵的生活方式,政治经济等各方面均与当权者有着诸多年连,受到庇护的同时威逼也同样深重,造成了其内心莫大的恐惧不安和隐逸生活的不彻底性;嵇康隐于市,虽不身仕乱朝却也享有特殊待遇,需要时时处处谨遵“谨慎”的处事原则,个性自由受到了极大的束缚,并最终获罪被斩;只有陶渊明远离官场杂事,归隐山林,身心和谐地融入自然之中,达到了精神上的超脱.所以,陶渊明为代表的隐于山林的方式才堪称为“大隐”.     

苏轼的家世环境与其"隐"之情结探讨

关于苏轼有说不完的话题,原因在于苏轼开创了一种亦官亦隐的生活模式,成为后人追慕的典范,而其核心却是隐逸情结。此情结的形成原因是各种因素交互作用的结果,而他的家世环境是重要的因素之一。     

论晚唐五代士人之“情隐”观

古代士人在处理"仕"、"隐"矛盾时,无法摆脱悬置头顶的"庙堂"观念。晚唐五代士人的"情隐"观将具有某种叛经离道色彩的"情"引入其隐逸价值体系之中,从而打破了隐逸思维"独善"、"兼济"的政治魔咒。这种"情隐"观由晚唐杜牧开启,李商隐、温庭筠在不同的方向上加以开拓,至唐末韦庄、韩偓得以最终确立。五代词人在深化其内涵的同时,也在背离着它的基本内核。可以说,在晚唐、唐末、五代三个时间维度上,构成了"情隐"观演进的三部曲。     

宋南渡词人李弥逊之词中"心史"论析

李弥逊是南渡时期的爱国志士和著名文人,他为人忠直,直言敢谏,为权臣所忌而致仕归隐。但他并未就此消极避世,而是居闲忧世,怀有？？爱国之志。李弥逊将自己不同时期的情感即＂心史＂借词来表达,申诉自己不得重用、功业未成的苦闷,抒发随缘任运、超脱闲适的隐逸情怀和居闲忧世、感念故国的志士之思。     

知邪径之速,虑失道之谜——试论刘义庆仕隐观的形成

仕宦或栖隐是古代士人的两大生存选择,一些士人为实现其兼济之志而入仕进取;一些士人为安享其独善之乐而忘情山林.刘义庆作为临川王,无疑是刘宋政权中的关键人物,但翻看其所编纂的《世说新语》（下以《世说》称之）,我们不难发现,作品中流露出的不独是那种颂功扬名的正统气息,还兼有萧散自然的隐逸思想.作为该书的总编纂者,刘义庆对人物的选择、品评及态度上必有一个整体的把握,褒贬讽喻流于纸上,或好或坏尽诉书中.那么刘义庆究竟持一种怎样的仕隐现？这种仕隐现是如何形成的？在现代职场官场中这种仕隐观又将为我们带来怎样的启示？基于这些问题的一系列探讨成为本论文的立意所在.     

论孔子仕隐观的变迁

《论语》所记孔子关于仕隐问题的言论有自相矛盾之处,这说明孔子的仕隐现有一个发展变化的过程。孔子早年对出仕辅政持理智态度,在经历了种神政治坎坷后,晚年的孔子已不再依据理性原则,而是从“义”的理念出发,去面对“乱世该仕该隐”的问题。     

中国古代自传文学中的仕与隐——以白居易、胡应麟为例

中国传统文人的出仕与归隐情怀在古代自传中得到了真实、细致的写照。在古代自传中,能在仕与隐中做出十分坚定的选择的传主可谓寥寥无几。在大多数传主身上,仕与隐的冲突是始终存在的,只是有的传主隐藏得较为成功,而有的传主则敞开心扉直抒胸臆。但正是这冲突的存在,使得古代自传具有浓烈而独特的生命意识。     

两宋之交辞赋中的仕与隐

早在靖难之前,北宋长期以来的各种问题已使得士人们的仕途变得非常艰难,靖难之后,南宋偏安一隅的现状更让他们失望。面对山河的摇摇欲坠,文人们的赋作中体现着＂仕＂与＂隐＂两种不同的心态,然而,在这两种不同心态的矛盾下,文人们更多的关注着自身的内心世界,对国运大计的考虑相对显得无力,使得这一时期的赋作呈现出消极避世的倾向。     

孙膑“为将之道”及其启示

根据孙膑在《篡卒》、《八阵》、《兵情》等篇中提出的有关将帅的素质及其在战争中所起作用的论述,概括出孙膑"为将之道"的两个重要思想:"知道",即智、勇、数战、得民心、知敌情、通战术是孙膑选将的最高标准,是为将的综合素质的体现,并且只有从理论到实践真正掌握了战争的规律,具备驾驭战争全局的能力,才能成为"王者之将";"兵之道",即以"人和"思想为前提,揭示了士卒、将帅、君主三者在治军作战中的内在关系,强调同心协力、密切配合才能克敌制胜。这些思想对于当今军队建设,尤其是建设复合型高中级指挥人才队伍、建立纯洁和谐的内部关系具有深刻的启示。     

略论东汉“潜夫议政”传统及其历史影响

王符是东汉社会批判思潮的思想先驱,在中古史上开创了独特的“潜夫议政”传统。《潜夫论》焕发的理论勇气和思想锋芒,不仅在崔定、仲长统和荀悦等人著作中激起历史回声,汇成汉末社会批判的文化潮流;而且也启迪后世布衣士人著书立说、奋起进行社会批判,影响十分深远。思想者的批判功能并未有穷期,社会批判也是任何健康社会所必备的文化机制。     

论元末隐士词人

元末隐士词人是一个活跃在杨维桢、顾瑛身边的词人群体。他们用清丽的词笔记录下易代之际的人世变迁及心路历程。然而,在诗词曲诸体皆备的文体互动下,他们的创作出现了“曲化”现象,这无疑会破坏词的含蓄蕴藉之关,但这也是词曲互相渗透下的必然产物,反而更加显示出元词的特征。     

最严重的民族病症--老舍小说对"官本位"思想的批判

老舍的小说作品一直致力于对中国传统文化和国民特质的审视与剖析,认为在所有民族病症中,“官本位”的思想对人们的心灵腐蚀最厉害,为此他塑造了许多反面人物,来鞭笞这种“官本位”思想。同时,他也认为“官本位”的观念严重地阻滞现代化的进程,从救国的立场出发,主张打破官迷,把精力用于科技和实业,因此塑造了一些深受西方激进思想文化浸染的新人物,以此表明自己对“官本位”思想的鲜明态度。     

文天祥的忠孝之念与出处之思——兼论文天祥诗歌创作的多元主题取向

文天祥是以其与金石同坚的忠肝义胆流芳千载的。人们交口赞誉的,无非是其受命于危难之际的坚韧不拔、知其不可而为之的勉力支撑、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的刚正坚守,以及以死尽忠的民族气节。然而,究其一生的艰难历程,甚至是在挽狂澜于即倒的征战与奔波之中,忠君与事亲、庙堂与江湖也都难以割舍地共处在他的意识深处。他至死不肯仕元,却衷心地希望弟弟去做元朝的官员;他积极用世,但也向往山水田园。这种丰富立体的情感人生,铸就了文天祥的伟大与真实。     

从官文书看《水浒传》的宋江征辽

宋朝与辽(即契丹)订立的大量官文书,是宋朝外交屈辱史的真实写照。而《水浒传》中写宋江征辽的官文书,与历史的真实完全相反。《水浒》中作这样处理表现了作品强烈的国家复仇意识,充分说明宋江征辽情节是作者的精心安排,展现了梁山好汉“忠义”性格内核中“忠”的一面,也说明了征辽情节的合理性、必要性。     

陆机初入洛及初仕晋行迹考

近年来,很多研究者对陆机初入洛时间、初仕晋时间,以及几次入洛等问题提出了不同的观点。笔者通过翻检各种文献典籍,试对陆机入洛行迹以及初仕晋的问题谈谈自己一些新的看法：太康元年昊灭后。陆机被俘入洛,这是他第一次入洛;元康二年,赴太子洗马之征,是其真正入洛仕晋的开始;之前曾入洛且被杨骏辟为祭酒。未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