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末农民起义

明末农民起义明朝末年,土地高度集中,政府横征暴敛,农民生活极端贫困。陕西地区荒旱连年,延绥边兵饷银积年不发,纷起暴动,陕西驿卒因裁减而失业。饥民、逃兵、驿卒为起义准备了基本队伍。天启七年(1627),王二领导饥民杀澄城县贪官张斗耀,揭开起义序幕。崇祯元年(1628),王嘉胤、王大梁、高迎祥等,二年,张献忠、神一元、不沾泥、红军友、点灯子等各支并起,号三十六营,众二十余万。转战山西、河北。六年,高迎祥等渡黄河,下河南,走湖广,声势大     

明末农民起义领袖“老回回”之死

明末农民起义领袖"老回回",本名马守应,陕西绥德人,因是回族,故诨名"老回回"."老回回"是一位较为杰出的农民起义首领,对明末农民战争作出过历史贡献,是位值得研究的历史人物.关于"老回回"最终结局怎样?史籍或多缺载,或语焉不详;而《鹿樵纪闻·闯献发难》     

明末农民起义“均田免粮”研究述论

20世纪以来,学界对明末农民起义"均田免粮"问题展开了热烈讨论,主要涉及"均田免粮"提出的背景、内容、实施情况以及对"均田免粮"的总体评价等问题,相关讨论对深入认识明末复杂的社会矛盾具有重要意义.在这一研究中,仁智互见,对其梳理有助于该问题研究的进一步深化.     

明末农民起义军永宁大会考辨

《历史教学》1981年第6期刊登李光壁遗作《明末农民战争由防卫转入进攻的一次军事会议——永宁大会》。该文称:永宁会议召开的地点在河南永宁(今河南洛宁县);时间在崇祯十四年五月;出席会议的农民军领袖除李自成、张献忠外,还有老回回、革里眼,左金王;会议主要是决定张献忠、李     

明末农民起义军荥阳大会考辨

拙稿《论明末农民起义军荥阳大会的卓越成就》(刊《历史教学》1962年2月号)一文,曾论述了这次大会与攻取凤阳的关系及其重大意义。方福仁先生对此表示异议,并从根本上怀疑荥阳大会的真实性(《明末农民军荥阳大会质疑》刊1962年7月4日《光明日报·史学》第241期,以下简称“方文”)。但拜读之后,感到“方文”并未提出使人信服的充分论据。荥阳大会,是明末农民战争史、以至中国近古史上一个重大事件,既然有人提出怀疑,通过讨论,弄清楚真象,还是非常必要的。一关于选择和解释史料的问题“方文”怀疑荥阳大会真实性的理由,是认为某些记述这一事件的史料是不可信的。因此,我们首先就从怎样选择和解释有关史料上作一些探讨。第一,“方文”认为《小腆纪年》等书中有关荥阳大会的记载,都是“从《绥寇纪略》中沿袭来的”。但并没有举出确凿可信的证据。其实,有关记述荥阳大会的史籍,并不象“方文”所列,仅只有     

皇权主义思想与明末农民起义

在农民战争史研究中,长期争论着一个问题,就是农民是不是皇权主义者,农民起义领袖有没有皇权主义思想。在讨论中,主要是两种意见,一种认为有,一种认为无。有无之中又存在互相渗透,即主张有的人承认一定条件下的无,主张无的人承认一定条件下的有。史学领域内的这个争鸣,在林彪、“四人帮”横行肆虐时期遭到扼杀,谁如果认为农民起义领袖有皇权主义思想,就会被戴上“污蔑农民革命”、“污蔑贫下中农”的帽子。大家吓得不敢吭声了。“四人帮”的反革命极左路线在史学领域中泛滥成灾了。讲中国古代史只讲农民起义(后来又只讲所谓的儒法斗争),每次农民起义只讲一个,最多二个起义领袖,而讲这几个农民领袖的时候就拼命拔高,把他们说得具有超越时代的思想品德,描绘成无产阶级的     

明末农民起义军将领李岩籍贯考

明末李自成起义军的重要将领李岩的籍贯,史学界众说纷纭。以近日所发现的河南省博爱县唐村清康熙五十五年(1716年)由李元善所修的《李氏家谱》为依据,看出李岩既不是杞县人,也不是“乌有先生”,其籍贯乃为河南省博爱县唐村。     

明末农民起义军联明抗清的史实

高級中学課本中国历史第二册第三十二章明末农民战爭中有一段話說: “农民軍的主力进入山西,迅速占領太原、大同和宣府,由居庸关进逼北京。他們派人到北京会見崇禎皇帝,提出联兵抵抗清軍的主張,明政府拒絕了。”此一段历史,正史如明史明鑑等均不載。去年我教中国中世紀史时有在中学任教的同志問我出处。我因明史不熟,仅記在明末清初笔記中看过,并不記出于何处。我系郭灵中先生說:玄覽堂丛书本怀陵流寇終始录有共事,并承檢出相示。甲申三月乙己云:     

卢循领导的活动不是农民起义——与刘静夫同志商榷

《历史教学》曾先后发表杨伟立同志的《关于孙恩、卢循起兵的性质》(见1963年第5期)和刘静夫同志的《读<关于孙恩、卢循起兵的性质>》(见1964年第5期)两篇文章.杨伟立同志认为孙恩和卢循领导的活动都不是农民起义,而是地主起兵;刘静夫同志则认为都是农民起义.我认为孙恩领导的活动是农民起义;而卢循颁导的活动则不是农民起义.现拟就卢循活动的性质谈一下个人的意见,以求教于刘静夫同志和读者.     

论明末农民起义军荥阳大会的卓越成就

一荥阳大会前农民起义军反明斗争的形势和特点明王朝末年,由于土地高度集中和政治的黑暗残暴,生产破坏,人口流亡,阶级矛盾空前尖锐,社会极度动荡不安,已经形成山雨欲来之势。天启七年(1627年),陕北地区发生了严重的灾荒,农民大批被饿死,但官府仍然残酷地勒逼税役。广大农民忍无可忍,终于铤而走险,在陕北高原上燃起了大起义的烈火。从天启七年到崇祯七年(1634年)末农民起义军荥阳大会之前为止,是农民大起义     

明末农民起义军在山西的活动及影响

明朝末年,神宗熹宗,昏愚无能,政治腐败。皇族地主,兼并土地,盘剥农民。加之北方连年天灾,旱涝相继,飞蝗遍野,真是“旧征未完,新饷已催;额内难缓,额外又急。”人民苦不堪言,唯有揭竿而起。天启七年(1627)三月,斗争的峰火首先在陕西澄城县点燃,饥民群起,杀死不顾农民死活的知县张耀斗。次年(1628)王嘉胤在府谷     

历史的惊人相似——唐明末农民起义之比较

唐明两朝都是统治时间长达200余年的封建大国,都曾有过辉煌繁盛的鼎盛时代.然而最终都未能跳出“历史周期率”的怪圈——在其统治的末期都爆发了大规模的农民起义.综观唐明两朝末年的农民战争,竟有许多相似之处,有许多经验教训值得总结,这对我们现在乃至将来都具有重要的意义.一、起义背景之比较政治极端腐朽.由于藩镇割据、宦官专权和朋党之争,使唐末统治集团内部矛盾加剧,政治更加黑暗.唐穆宗之后,皇帝皆昏庸腐朽,懿宗、僖宗尤甚.懿宗“好音乐宴游”“听乐观优不知疲倦”,殿前供奉的乐工多到五百人,每月举行大型宴会不下十余次,耗费无法估计.庸僖宗李儇即位时是一个十二岁的昏童,在宦官势力急剧膨胀的情况下,他称宦官田令孜为“阿父”,朝政全委托给田令孜,自己专事游戏,斗鸡、赌博、骑射、击球等,不一而足.皇帝如此昏庸,各级官吏无不上行下放竞相奢靡,贪脏枉法,而公正廉明、秉公执法者却非常罕见.明末万历后期,皇帝深居内宫,不理朝政,纵情声色,恣意挥霍.万历帝年纪轻轻就建造陵墓,耗银800万两,相当于万历初年     

明末农民起义军与云南沐氏家族关系考

明朝末年，农民大起义的烈火越烧越旺，最终推翻了腐朽的明王朝。清廷入关后，农民军遭到了严重的挫折。在新的斗争形势下，原张献忠领导的明末农民起义军余部自川入滇，又开始了长达10多年的联明抗清斗争。在此期间，明末农民起义军与云南沐氏家族之间的关系几经变化，影响非常深远。     

以古为鉴 可以知兴替——纪念明末农民起义失败355周年

重温明末农民起义失败的原因 ,至今仍有许多发人深思的教训。如何走出“其兴也焉、其亡也忽焉”的历史周期率 ,使我们的事业永远兴旺发达 ?从李自成起义的失败中 ,我们有很多教训值得吸取     

明末“三案”究竟

明末宫廷之中,曾连续发生三桩案件:一为万历朝之梃击,二为泰昌朝之红丸;三为天启朝之移宫,当时朝臣为此嗷嗷不休,弄得满城风雨。明朝官吏之中,夙有辨正义之风,也可以说是争意气,皆生死不顾。为宫廷事亦常如此,干受廷杖而无畏。如英宗朱祁镇的皇后陈氏合葬之事和世宗朱厚聪之父兴王称帝的“大礼义”之争,一时皆鼎沸朝廷。“三案”亦然。究其发轫之由,实因“国本”之争。所谓“国本”,即册立太子之事。明祖制,皇嗣立嫡立长,即有嫡子则立嫡子,无嫡子则立长子。神宗朱诩钧无嫡子而有长子,名常洛(即泰昌帝)为王妃所生。妃无宠,生子不进封,故常洛亦失爱。妃郑氏有宠,生子     

太平天国时期李文彩领导的壮族农民起义

1851年,在广西永淳、横州地区爆发了一场声势甚大的壮族农民起义.壮族英雄李文彩率领义军转战桂、粤,湘、黔、川、滇、鄂七省边界州县,坚持斗争二十一年,沉重打击了清朝在地方上的反动统治,在近代农民革命斗争史上写下了重要的一页.特别是义军1861年入黔参加太平军后,与贵州各族农民起义军并肩战斗,长达十年,有力地支援了咸同年间的贵州各族农民起义.它在太平天国天京陷落、全国农民革命处于低潮的情况下,仍高举太平军旗号,坚持斗争达八年之久,是最后失败的一支太平军.它的失败比西捻军还晚四年,从史学的角度看,它把太平天国革命的下限由通常的1868年延长到了1872年.弄清这次起义的始末,对太平天国史的研究无疑具有一定意义,而史学界迄     

李自成永昌元年“金乡县契”

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藏有李自成永昌元年所制铜印“金乡县契”（见附图,图为原大的四分之一）。印系黄铜质,正方形,长宽各6.6厘米,厚1.2厘米,有椭圆形柱柄长9.4厘米,重1.6市斤。正面刻“金乡县契”阳篆,背面左右分刻阴文楷书“金乡县契”及“永昌元年贰月造”,左侧刻阴文楷书“宇字贰百贰拾伍号”八字。     

泉州德化发现明末“土地证”

前不久，德化县意外发现一张370多年前的印文老图纸，据该县文史界相关人员鉴定，这张图纸可能是全国发现最早的“土地证”实物资料，比2008年6月在贵州长顺县发现的还要早241年。     

明末的“奴变”风潮

明朝中后期,随着封建统治的更加腐朽,社会矛盾的尖锐和深化,社会恶习愈演愈烈,其中之一即是蓄养奴仆风气盛行。蓄奴风气盛行的根源在明朝初年。朱之璋建立明朝之后,为了迅速恢复社会生产,曾经释放了许多奴婢。洪武五年(公元1372年)明朝政府即曾下令:“诸遭乱为人奴隶者,复为民.”为恢复社会生产增加了一批劳动力。与此同时,对社会上的蓄奴恶习作了一些限制,规定非贵族地主不得有奴婢,“若庶民之家存养奴婢者,杖一百,即放从良”。勋戚     

剥掉宋江“农民起义英雄”的画皮

最近,我们重新读了《水浒》,也看了文化大革命前评价《水浒》的部分文章。这些文章大部分是肯定《水浒》中宋江形象的,说他是“领导农民起义”的“英雄形象”。但也有的说他是“葬送农民起义的叛徒”。我们是赞成否定意见的,而且要彻底否定,把那些美化《水浒》中宋江的外衣层层剥掉,看一看这个孔孟的忠实信徒、投降派的真实面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