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叔向断狱”的法律意义——兼论春秋时晋国的法律制度

“叔向断狱”是古史记载中的一则典型案例。对该案例进行全面、深入地解读,有利于我们了解晋国传统法律化的基本内容以及春秋时晋国的法律制度的概貌。从而明了晋法家理论的提出、政治上的实践是有其历史根源的.     

从《左传》看"礼"在春秋时期的社会价值

春秋时期社会发生深刻变革,夏商周时期建立起来的较为完备的古礼体系受到巨大冲击。即所谓“礼崩乐坏”。但“礼”没有就此消亡,“礼”在治理国家、对外交往、个人生活等方面仍然发挥重要作用。《左传》作为传释《春秋》经而做的一部可信史书,大量记载了当时“礼,,的情况。从《左传》关于“礼”的丰富记载中可以看出其在这一时期的重要价值。     

就《左传》看春秋时期“礼崩乐坏”的实质

《左传》是我国第一部叙事完整的编年体历史著作,取材于王室档案、鲁史策书、诸侯国史等,保存了我国春秋时期丰富的礼乐文化资料。由《左传》的记载可见,春秋时期王官之学废除、周礼被僭越废弃,礼乐文化下移。     

不才之才与不忠之忠——析《左传》中的赵盾形象

《左传》中赵盾形象的真实内涵，即不才之才与不忠之忠，被作者掩藏起来，与叙述表面所传达的赵盾既忠诚又具才干的形象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从《左传》看诗歌在春秋时期的繁荣及其原因

诗歌的繁荣体现在创作者的群体性，创作手段的成熟性，人们对诗歌运用的普遍性，繁荣的原因是：教育的发展，使诗歌的发展成为可能，诗歌本身的特点为其快速的发展奠定了基础，春秋社会的现实生活直接刺激着创新者们的创作激情，上层贵族的倡导。     

从《左传》看春秋时期的人际关系

本文依照马克思主义关于人与人的交往关系,本质上是一种社会关系的观点,对春秋这个新旧社会交替时期,各阶级、阶层人物进行的各种相互交往,及其所表现出来的不同的感情欲望作了剖析,指出他们政治、经济上的以争权夺利为最终目的交往,既破坏了社会的均衡状态,同时又促使了社会的新的均衡状态的形成;而伦理道德的约束,又使人们的交往不至于朝着野蛮的方向发展。     

《左传》中所见的礼初探

从《左传》中所见有关礼的记载来看，春秋时期礼的发展与破坏是并存的。对礼的破坏正是促使礼在春秋时期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从整个礼的发展历程来看，从古礼到儒家的礼学的过渡，主要发生在春秋时期。这一时期，正是人们的礼观念发生重要变革的时期。     

御者和车右在车战中的地位——读《左传·殽之战》

《殽之战》一，写秦国的军队越过晋国的边境去偷袭晋的邻国——郑，半路上被郑商人弦高遇见并识破他们的阴谋。秦军的将领们估计这回偷袭是难以得逞了，但又不甘心空手而归，便灭了滑国才率领军队返秦。其时，正忙着给刚刚去世的晋公治丧的晋国新君及臣僚，得知这一消息，立即决定搁置丧事，出兵伏击秦军。章写道：“遂发命，遽兴姜戎，子墨衰缝，梁弘御戎，莱驹为右。夏四月辛已，败秦师于殽。”     

君子道德对春秋政治的影响——基于对“左氏君子”言行的考察

作为世界文明轴心期,春秋时期奠定了中国伦理型文化的基础。在政治生活中,君子以及君子道德扮演了重要角色,型塑着中国政治伦理的基本精神。考索《左传》中“左氏君子”言行,不难发现,春秋时期的君子道德是政治正义的理论元点和核心内涵：“敬天保民”的道德起点彰显政治正义的合法性,重建社会秩序的理想嵌入政治正义的根基,道德批判精神赋予政治正义以灵魂。君子道德作为治国理政的核心价值,不仅主张以民为本、“爱民利民”,德法兼治、宽猛相济和以道德作为“救世”的底线,而且在春秋邦交乃至战争冲突中成为了会盟斡旋、折冲樽俎、军事对抗的重要政治工具,在诸侯国交往中对不同政治关系起到了重要的调节和导向作用。     

“孔子作《左传》说”再议

“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乃战国《公羊》先师公扈子旧说，并非“汉人所统计的数字”。姚曼波女士关于所谓《孔子春秋》下落的考论不可信据。周季西汉诸子推崇的“春秋”是指源出孔门的《春秋》学，其具体指涉则随文而定。     

《周易》在春秋时期的接受--以《左传》为例

《周易》乃卜筮之书，春秋时代主流社会对其筮占仍推祟备至，然在其被具体的接受过程中呈现出了创新和发展的态势。筮占方法在继承古法的同时也有所突破，形成“之八”新概念，但没有最后定型化。卦象说则得到了进一步的丰富和扩大，宇宙自然之象已完全具备，而以人体及人际关系取象还刚刚萌芽，以人与自然两类意象之扩充增补显示各种具体而琐细的意象也仅起步而已。引入注目的是卦德说兴起，春秋时人通过对《周易》卦辞、爻辞的重新阐释，赋予其丰厚的伦理道德内涵。而用《周易》证事证理则抛开了筮占迷信，把卦象、卦爻辞当作立论说理的依据，给《周易》之流播接受披上了与筮占无涉的新装。     

孔子作《左传》“蓝本”的史实否定不了——再驳牛鸿恩之“驳议”

汉人一致称道：孔子《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这是考证孔子《春秋》的重要证据之一。所谓“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是指孔子《春秋》之中有“弑君”之事三十六起，“亡国”之事五十二起。牛鸿恩《“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考实》(载《聊城大学学报》2003年第5、6期)一文，根据他自己给出的主观“界定”，否定这一史实，并称笔者的“选题不具有学术价值”。牛先生不仅对笔者的研究成果表示不屑，而且从根本上否定孔子作《春秋》的历史功绩．实在“背于情理”。     

草蛇灰线，伏脉千里——浅析《左传》的伏笔艺术

《左传》中的伏笔大多以一些不大起眼的小事件为契机，揭示出大事件发生的根源或背景。其中预言、梦境、灾异、卜筮等都是伏笔艺术的重要表现形式。伏笔在结构文章、推进情节、增强文章的趣味性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何为“三不知”

“三不知”出自《左传》。公元前468年，晋国攻打郑国。齐国为防止晋国坐大，就派大夫陈成子带兵援郑。有个名叫苟寅的部将报告陈成子说：“有一个从晋军来的人告诉我，晋军打算出动一千辆战车来袭击我军的营门，要把齐军全部消灭。”陈成子听了，骂他说：“出发前国君命令我，‘不要追赶零星士卒，不要害怕大批人马。’晋军即使出动一千辆战车，我也不能避而不战。你竟然讲出壮敌人威风灭自己志气的话!”苟寅自知失言，于是感慨地说：“君子之谋也，始中终皆举之。今我三不知而入之，不亦难乎？”此话意思是说：聪明人谋划一件事情，对事情的开始、发展、结果这三方面都要考虑到，然后才向上报告。现在我对这三方面都不知道就向上报告．难怪拍马屁拍到蹄子上．     

继绝表微，薪火百年

清代经学昌明,学者不满唐宋旧疏,以为多沿南学,摈弃汉诂,别择未精,义尚墨守。梁任公《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称:“他们发愤另著新疏,旧注好的便疏旧注,不好的便连注一齐改造。自邵二云(晋涵)起到孙仲容(诒让)止,作新者十余家。十三经中,有新疏者已得其十,这些新疏的作者,都是竭毕生之力,溶铸必百种参考书才泐成一稿,真算得清朝经学的结晶体了。”道光戊子秋(1828年),刘文淇与刘宝楠、梅植之、包慎言、柳兴恩、陈立同赴南京应省试,     

礼与春秋时期的社会秩序

春秋时期,社会等级秩序发生改变.周天子权力衰落,诸侯、卿大夫实力上升,原有的等级规范被破坏,失去了原本的约束力.诸侯国之间在交往中逐渐产生了新的国际秩序准则,财富与实力成为称霸的基础,而礼实际上就是旧的社会秩序向新的社会秩序过渡的代名词.     

小议鲁隐公

鲁隐公是第一位列入《春秋》的君主,历史上对其有褒有贬,然而纵观其一生,无论是从为政还是为人,鲁隐公都算是一个比较有作为的君主。     

好想，好想……

从小,我没有了完整的家,父母的爱情犹如烟花,只是一时的光彩夺目,最终,还是消散在空中了。现在的我虽然幸福,但这种幸福终归是不完整的。我多想和爸爸妈妈在一起,享受一种真正快乐的感觉。可这对我来说,只能是一种奢望。我好想让妈妈回来……     

爱子，教子以义方，弗纳于邪

这是历史上很有名的一句话,出自《左传》,是石碚劝谏卫庄公的话。原文为：“爱子,教之以义方,弗纳于邪、骄、奢、淫,所自邪也。四者来,宠禄过也。”意思是说,爱护孩子。就应该以道义教育他,而不应该使他走入歧途。孩子走向邪恶、骄横、奢侈、荒淫,都是因为过于宠爱厚养之故。     

《左氏春秋》的撰作与流传——《左传》的性质之考辨

《左传》初名《春秋》,又名《左氏春秋》,是先秦诸多春秋学著作中的一种。《左氏春秋》的撰作不为《春秋》义理,不归属于孔门,其史事在战国至西汉各类子书中屡被征引。终两汉之世,学者屡引《左传》史事以谏,都未及《左传》的义理。从《左传》的最初撰作与初期流传来看,《左传》是编年体春秋类著作,它不是作为经书,而是作为史书被人所重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