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朝鲜为镜像:日本的朱子学认识

在很长一段历史时期,朝鲜半岛是朱子学东传至日本的必经之所。朱子学在江户初期正是借由朝鲜通信使与朝鲜大儒李退溪的文本抵定日本的。日本朱子学的最重要代表山崎暗斋便是在对退溪思想深入研究后,形成了日本朱子学的重要门派——崎门派。20世纪前后日本儒学圈对朝鲜朱子学的评价褒贬不定,朱子学的研究表现出"去中介"的诉求,呈现纷繁复杂、曲折往复的历程。     

中国国学在朝鲜的传播与发展

朝鲜的文化传承自中华文化,在近两千年的传播和吸纳过程中,在朝鲜,早期的儒学逐渐衰败,朱熹理学渐居主导.在理学主导地位确立的过程中,朝鲜的大儒起了重大作用.     

中国国学在朝鲜的传播与发展

朝鲜的化传承自中华化，在近两千年的传播和吸纳过程中，在朝鲜，早期的儒学逐渐衰败．朱熹理学渐居主导。在理学主导地位确立的过程中，朝鲜的大儒起了重大作用。     

朝鲜义勇军的抗日活动及其特点

朝鲜义勇军及其前身朝鲜义勇队华北支队的抗日活动是中国抗战史、韩国现代史、中韩关系史的重要内容。朝鲜义勇军与抗日民族团体相依存 ,直接参加对日作战 ,开展轰轰烈烈的抗日宣传 ,积极参与边区建设。朝鲜义勇军抗日活动受到中国共产党的积极支持 ,同时具有鲜明的民族独立色彩     

论儒学的演化及其影响力

儒学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它的演化主要经历了先秦儒学、汉唐经学、宋明理学、明清实学等四个阶段。儒学对中国的政治、道德、教育、价值观、思维方式等都产生过深远的影响。     

泰州儒学的开放性格及其兼容杂学

泰州儒学具有鲜明的开放风格,其学者们主张杂学兼收。一方面强调博学,另一方面强调杂学。治学不专一家,不分派别,兼收并蓄,同时重视纠偏。虽然泰州各学者对佛道的看法不同,但他们大多不排佛道,主张在以儒为主的基础上,实现三教合一。此外,泰州学者们虽然主张内悟与自得,但他们同时考虑内因与外因的关系,强调明师良友指点的重要意义,主张亲师取友。     

浅议儒学中的礼学

儒学是中华文化的最重要组成部分。它对中国社会的发展和进步起过巨大作用;在儒学之中,礼学思想又占了很重要的一个部分。从礼的本源出发,探讨了礼学产生、发展的历史背景和原因,把握其内涵,弘扬其要义对构建和谐社会具有积极意义。     

论六朝儒学的主导地位

尽管六朝思想自由、玄风昌炽,但儒学传统与儒家思想在社会上作为主流文化的地位并没有被取代,儒学仍然是社会公认的正统思想,这主要表现在:(1)六朝普遍设立国学、进行传统经学与儒学教育、官方取士仍然以博通经学儒学为标准、经学文献数量大增;(2)最能体现儒学伦理思想的谱牒文献大量产生从而导致谱牒学最终确立;(3)历朝统治者普修《五礼》并在政治实践中坚持传统祭祀礼仪制度、君臣百姓均以传统礼制为日常生活行为规范、礼学研究者与礼学文献大量产生.     

泰州儒学的心学底蕴及其心悟之学

泰州儒学继承和发展了王阳明的心学思想,把自然与快乐看作人的本体之性,主张排除恶欲,强调心底之乐。在修身问题上,他们突出了修心这一要求,主张修心立本和改过正心,尤其要求统治者修仁心,并通过正已而正风俗、正人心。在学习和修身问题上,泰州儒学要求处理好博闻、强识与慎思的关系,强调“心悟”、自得”,主张“内求”,在切问近思上下功夫。     

儒学普及的现状及其发展

儒学普及的现状 十几年来，普及儒学的活动有了很大的发展。近年来，国际儒学联合会、中国孔子基金会、中华孔子学会、炎黄文化研究会等学术团体．在海内外作了很多富有实效的宣传和普及儒学工作。一些省市纷纷成立的“儒学会”“孔子研究会”“炎黄文化研究会”等学术团体，面向基层和群众积极开展儒学普及工作。[第一段]     

儒学当代复兴及其路向

在当下,如何谋求儒学复兴?学者们提出了宗教的、哲学的、生活的三种儒学当代发展路向.本文通过对儒学复兴历史的分析与总结,提出了与这三种路向不同的另一种儒学当代(当下生活的时代)发展路向,即“世俗儒学”的路向.“世俗儒学”也就是使儒学世俗化,不是要使儒学庸俗化,让儒学变得容易迎合民众的庸俗要求,而是要让儒学“祛魅”,清除儒学精神贵族化——以儒学为“生民立命”、以儒学救人类、以儒学代表人类文化未来——的倾向,将儒学化为民众世俗生活的精神导向.为谋求儒学世俗化,本文提出儒学当下迫切需要三大转变,即改变立场,由重“士”转向重“民”;改变观念,由不能容忍世俗价值转向重视民众的世俗愿望与世俗要求;改变导向,由专注正面指导人生转向积极关注人生的负面问题.     

明末清初儒学的转型

形而上学和经世致用之学并重,是先秦以来儒家的一贯传统,然而到了明末清初,道德形而上学的衰落、经史考据之学和礼学的兴起成为一个不可挽回的趋势。这一趋势并非社会环境(社会动荡、西学传入、商业发展)或儒学本身发展("内在理路")造成的,而是更深刻的历史命运的必然性。     

汉代儒学的新发展及其社会影响

本文主要从儒学在汉代形成的新内容及其对社会各方面的影响入手探讨其发展变化。儒学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下不断完善和适应社会潮流,形成自己新的思想体系,表现出亲政性、世俗化及制度化的特点,赢得独尊地位,成为封建社会的正统。同时,在汉代统一背景之下的儒学对中国文化和社会发展也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其在当时思想、道德、社会结构层面具有巨大的整合作用,至今仍具有深远的意义。     

泰州儒学的本土因素及其发展环境

儒学虽然具有普适性,但其发展与诠释受区域个性和思想家的认识影响。泰州儒学是古代泰州儒学思想的总体称谓,其儒学个性充满了众多的本土因素。黄海、淮河、长江三水激荡为泰州儒学奠定了开放、兼容的自然基础。泰州吴头楚尾的区位和多次、多位的人口迁入为泰州儒学奠定了文化的交流基础,使泰州儒学增添了仁和与思辨成分。泰州发达的盐业经济和农业生产,也为泰州儒学奠定了品质基础,使泰州儒学充满了更多的人文关怀。此外,泰州崇儒好学的传统为泰州儒学奠定了发展基础,也使泰州成为儒学创新极为活跃的地区。     

朝鲜王朝对阳明学说的态度——以《朝鲜王朝实录》为例

朝鲜王朝建国伊始,确定以儒家学说为立国之本,并且明确以"朱子学说"作为儒学的正统。朱子学成为官学后,受到官方的保护与支持。明朝后期,阳明学兴起,迅速在中国流传开来,也比较早传播到朝鲜,却遭到朝鲜士人的抵制,一直难以发展,《朝鲜王朝实录》关于阳明学言论最有代表性,可以从中发现朝鲜半岛对阳明学态度流变。     

1933年庄士敦的儒学演讲及其对儒学的认知

从1898来华工作到1930年归国,庄士敦在华时间长达30余年,长期的在华生活使得庄士敦对儒家思想产生了浓厚兴趣,甚至按《论语》“士志于道”之意为自己取字“志道”。1934年,庄士敦出版演讲集《儒学与近代中国》,在这部书中,庄士敦站在捍卫儒学的立场,系统论述了对儒学的认知,尤其对儒家教育思想、孝道、祖先崇拜进行了深刻剖析;同时,对儒学是否为宗教及儒学的特质等论题发表了自己的见解。     

中国儒学社团角色定位、工作理念及业务特点刍议

为更好开展“美俗”事业,中国儒学社团有必要认清其角色定位、工作理念、业务特点。从角色定位上看,儒学社团及其从业者应是“人文儒学”的宣教者和实践者、“民间儒学”的志愿者和引领者;从工作理念上看,儒学社团应坚持“人多好办事”“为社会服务”“双轮驱动”“知行合一”“创业与志愿心态”;从业务特点上看,儒学社团应体现传播与传承、研究与应用、事业与产业、专业性与跨界性、民族性与国际性等五个方面的统一。     

儒学的现代化与儒学的现代意义

本文认为，儒学对现代社会发展仍然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当前研究儒学的主要任务在于科学地揭示它的现代意义，但是，揭示儒学的现代意义只是儒学现代化的一个侧面，不是儒学现代化的全部内涵，更不是儒学的复兴。儒学研究的现代化不是儒学的现代化，儒学研究的复兴不是儒学的复兴。     

从儒学的盛衰转变看建安诗歌的一些特点

建安诗歌处于儒学由汉代的兴盛到魏晋时式微的转折期。这一独特的背景决定了建安诗歌既会受到儒学的影响、打上其思想的烙印,但又不完全受其束缚,呈现出一些不同于儒家思想的特点。本文将从儒学的盛衰转变看建安诗歌所具有的一些特点。     

现代新儒学的发展历程

本文从鸦片战争以来的新儒学谈起,采用新儒家三代说的观点,通过对所选取的有代表性的人物思想进行梳理来对新儒学的发展历程进行简单介绍,简述了现代新儒学在不同时期发展状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