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时期江南市镇的社会控制体系

明清时期江南市镇普遍兴起,在"王权止于县"的传统社会,为保证市镇社会的稳定与发展,国家权力和地方权威通过强制性和非强制性的方式强化着对市镇社会的控制。非强制性社会控制方式是强制性的有效补充,其在保持市镇社会稳定,特别是市镇社会经济正常运行及进一步发展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晚明江南市镇中“主姓”家族的变动与区域社会

明代中叶,江南地区集中出现了一批"主姓"市镇,参与最初"创市"的"主姓"家族,其后续发展值得关注。创市阶段过后,家族发展趋向多元化。文化转型、仕途准备、敦亲睦族和人际关系开拓等活动逐步展开。以常熟县中徐、钱、归三个家族为代表,析产移居带动了新市场中心的形成,反映了家族影响力的扩张和相应区域开发的加速。同时,家族间的冲突频现,突显了该区域内生存竞争的紧张感"。主姓"家族在晚明的变动,与江南其他家族的发展轨迹既有共性又有差异,而与特定时空下的区域发展关系更为密切。     

论江南市镇的近代转型及其制约因素——以金山朱泾镇为个案的考察

16世纪以来,在江南市镇有了中国资本主义萌芽,中国社会步入经济社会转型期。由于种种因素的制约,近代江南市镇的社会转型并不是同步的,金山朱泾镇虽处于沿海并距上海较近,但社会转型停滞不前,探讨其社会转型的制约因素,不仅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还具有一定的现实价值。     

江南市镇空间结构的演变与特征——以南浔镇为例

作为江南市镇代表的南浔镇,其空间结构大体是在明清时期定型的：元末城墙的兴建引发了南浔镇区中心由南而北的转移;十字交叉的水道走势使南浔镇区布局呈现了“十字形制”;自然的水域环境使南浔镇的民居街道因水而设,从而形成了一个典型的江南“水市”。     

论江南市镇经济与龙门派之关系

市镇经济在明清时期的江南社会得到跨越式大发展。龙门派以王常月为发端盛行于江南,不可避免地要受到市镇经济的深度影响,显露出宗教发展与地域经济之间的关系:第一,市镇经济的兴盛产生了富商阶层,而富商阶层为江南龙门派的发展提供了重要支持;第二,江南龙门派形成了"以宗坛为中心,以下院为辐射点"的宗教网络,这种宗教网络与江南市镇的地域分布之间具有某种内在联系;第三,以闵一得为代表的龙门高道提出了道教"医世"思想,这一思想的提出与大量富商加入龙门派的历史事实之间具有不可割裂的内在联系。     

近代江南市镇的空间分布——以1930年代吴县市镇为中心

美国历史学家施坚雅提出"施坚雅模式"是从市场结构角度对中国集市和区域体系研究提出的一种新的分析模式。近代江南市镇分布最初多受自然、地理环境和经济结构的影响,但随着市镇经济的不断繁荣,市场因素对市镇分布的影响越来越大。吴县地区的市镇经由点到面的发展,最终形成一个比较成熟的市镇网络体系,其分布在某些方面与施坚雅模式存在一定的吻合。     

论明清时期的河南市镇

明清时期,大量市镇在河南水陆交通沿线兴起,河南市镇经济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其中涌现出一批中等市镇和大市镇,成为河南与外地商品流通的重要节点。市镇经济的发展更好的满足了城乡居民的生产和生活需求,促进了农村副业和手工业一定程度的发展,促使大市镇出现了城市的特征。但是,受河南自身商品经济发展水平的制约,市镇发展有很大局限性,这也影响了市镇作用的进一步发挥。     

中学生的爱国主义情感启蒙教育略论

21世纪是人才竞争的世纪，培养中学生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已成为当今刻不容缓的重要任务。笔者根据近十年来的教学实践，结合中学生自身特点的需要，对中学生的爱国主义情感启蒙教育，略作以下初步探索。     

江南市镇早期工业化中工业行业与职业团体之发展

明清江南早期工业化社会的形成与发展,既有生产力方面的标志,也有生产关系与生产方式方面的标志。文中列举三个明清著名的江南市镇工业行业与职业团体的成长历史,即吴县镇湖镇刺绣业及其工匠团体,宜兴丁蜀镇趵艺业及其团体,苏州香山建筑业及建筑帮,说明工业市镇行业与职业团体的兴起与发展,是江南早期工业化社会形成与发展的综合标志。     

略论明代版本学成就

明代版本学研究呈现出兴盛局面,其成就首先体现在对各类版本起源的探讨;其次是对版本风格特征的研究,包括综论宋元刻本的风格特征、探讨宋元刻本的字体、描述说明宋元刻本的纸墨、论述宋刻本的装订,以及论析明刻本的风格特征等;三是评论历代刻本、鉴定与辨别版本,评各地历代印书纸的优劣及特征。     

略论明代文官的夺情起复

夺情起复是丁忧制度的一个组成部分。明代文官夺情起复者主要有阁臣、尚书、侍郎等高级政务官、军务官、地方亲民官以及一些负有特殊使命的近臣。由于夺情可以合法地不守制，一些人便利用各种手段，营求夺情。无论是哪一种形式的夺情行为，都会引起伦理问题，加剧党争。     

明代江南文人的文物鉴藏及其审美趣味

明代中后期,江南文人收藏和鉴赏古书、字画、玉器、铜器、瓷器等各类文物的风气极为兴盛。他们注重古代器物的艺术特色和文化内涵,崇尚古朴典雅、自然含蓄的审美趣味,与同道好友共赏秘藏,吟诗作跋,成为其精神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面对日趋险恶的生态环境,江南文人蜷缩书斋,痴迷文物,意在躲避尘世喧嚣和政治漩涡,以精神生活的快感缓解现实感受的创痛。然而,他们并未远离世事,通过清与浊、雅与俗的刻意区分,极力排斥权贵、富商,而士人群体的自觉意识也因此不断被唤起。他们藉以保留了几分自尊、自信,持守了知识阶层的道德节操,没有完全屈从于权力和金钱的淫威。     

略论明代科场评卷问题

科场评卷是科举考试最复杂的环节。明初虽规定乡、会试实行三场制，但在实际的评阅过程中．由于受到自身规律的影响和制约，考试题目繁多，士子不能兼顾、同考官人数有限、评阅标准繁杂、评阅时间有限等主客观因素交织在一起．使得三场兼顾的评阅方式在实际的阅卷过程中不能完全实行。     

明清时期江南市镇的社会运行机制——以金山朱泾镇为个案的考察

十六世纪,中国资本主义萌芽在江南诞生,江南市镇普遍兴起。朱泾镇从一般乡村聚落发展为唐代的集市,明代之市镇,特别是在明清时期,社会经济空前繁荣,确立了区域经济、政治和文化中心地位。此中除了其优越的自然条件外,其健全而有效的社会运行机制适应了当时以小农经济为基础的江南商品社会的发展。明清时期的朱泾镇依靠国家的力量和地方势力的积极参与,建立了良好的社会运行机制。     

明代江南重赋问题小议

明代江南重赋的问题,历来为明史研究者所关注,但对于这一现象产生的过程、形成的原因却始终莫衷一是,没有统一的认识。以"太祖迁怒"说作为主要原因的传统型历史解释显然无法准确说明这一历史现象背后的原因,而通过分析可以发现:江南(特别是苏松地区)大面积存在的官田私租现象以及发达的商品经济,与重赋现象存在有明显的联系。     

略论明代军人的抚恤政策

军人的抚恤是军队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军队建设关乎国家的国防保障,明朝的建立在很大程度是依靠军队的。朱元璋出身贫苦却起自行伍,他有着特殊的最低阶层的军人的社会经历,在建立明政权后,他及后继者较重视对军人的抚恤,确保了军队的后勤保障,明政府通过颁布一些抚恤政策在某些方面实行了具体的措施。     

略论明代潮州经济的发展

一、明代潮州经济的发展概况 1.人口增长 古代社会人口的增减是一个王朝兴衰的重要指征。民国的《潮州府志》记载:潮州府在明洪武初年人口是:69079户,296784口;正德七年是:90249户,483422口;到万历二十年是101558户,540806口;可见终明一朝,其人口变化基本上是呈稳定上升趋势。人口增长除了潮州府自身人口增加外,还有大量移民迁入。揭阳县和潮安县浮洋镇建村情况调查的结果显示,明初到嘉靖间有大量外省移     

论明代江南家具的延长型消费

通过对出土文物、传世实物、图像和政书方志、文集小令、笔记日记、海外观察等文献的比对、辨析、相互印证,考证、明确了明代江南硬木家具发轫于成、弘时期,迨嘉、隆、万、启、崇等诸朝渐丰,消费高地集中在宁、苏、松、杭、嘉等城市;证实、厘定了正统和主流髹漆镶嵌家具乃有明代一以贯之的礼制纲常、等第序位的物质载体和标志,其纹饰、工艺、耗时、品质耦合集成的表徵、符号、价值,既非用其他材料、工艺的家具可替代,也非其它阶层的常人庶民所能指涉.髹漆家具的主流地位、主导性同硬木家具的后发性、小众化建构的高档家具消费的双重协奏曲,从明末初始异调和变奏余音未绝,由轻趋重,最终演变成以硬木家具为主调的迭代更替;从万、启后的转向迄至清代顺、康、雍、乾诸朝构建的"贵黑不尚黄"体系,凸显了硬木家具渐进式路径、累积型场景的黄金时代;以次而主、由抑渐扬的转向既是朝代更叠之需,也是审美趣味的变化使然.硬木家具延长型消费的高潮,并非出现在早期现代的明朝,而是迟至晚近的清初及近现代.     

明代臣僚封爵制度略论

洪武初年定五等爵制,皆须军功,有大功方可封公、侯。武官因袭替制度的存在,故最低封侯,以下世袭指挥使。永乐以后伯爵规格提高,武官有功则封伯。而明初文官在严酷的政治气氛下难获封爵,故子、男长期虚置,逐渐废革。此外,《大明律》文官封公侯条件极高,故此后文官有大功亦止于伯爵。宣德以后,臣僚封爵即落去职事官衔,爵位与职事官衔并立的局面终结,勋臣只出任差委。明代封爵待遇较唐宋优厚,但祖宗之制与明中后期政局的变化产生矛盾,文官地位崛起而不许封,武官地位日渐低下而难获封,使爵位在百余年中仅为承荫袭爵者把持。     

浅谈写字的启蒙教育

为了帮助孩子学会正确的握笔姿势,教师可借助儿歌帮助记忆。学写字要从简单的笔画写起,横、竖、撇、捺、折,为避免单独练习枯燥的笔画,可写带有这些笔画的简单的独体字。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孩子初学写字,家长要多鼓励,多表扬,培养孩子写字的兴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