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晋士族的君主观念

西晋末年,司马氏与南北士族联合,在南方建立了东晋政权,门阀士族掌控实际的君主权力。士族阶层也形成了复合型君主观念,在保持和打压司马氏象征性君主的同时,也纷纷凭实力角逐于变化着的实际性君主。复合型君主观念促进东晋政权的正常运作,又深深影响着它的发展,使东晋政权烙上了明显的士族印迹。     

东晋门阀政治中的桓氏父子

在以门阀政治为特征的东晋政局中 ,士族与皇帝分享权力 ,士族有时甚至凌驾于皇权之上。桓温、桓玄父子均以取得皇权为目标 ,最终却连门户也无法保全。桓温的失败在于没有充分理解门阀政治的运行规则 ,打破了门阀政治的平衡原则 ;桓玄的失败则体现了士族势力的整体衰落。     

唐代门阀政治初探

隋末农民战争给了关东门阀士族以沉重的打击,而以李渊父子为核心的关陇门阀集团却乘机扩张了自己的势力,并进而成为自魏晋以来最大的执政门阀士族集团。门阀政治在唐代前期得到了复兴,在中国古代门阀政治发展史上,继东晋后出现了第二个高峰。由于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原因,门阀政治逐渐衰落。在安史之乱后,唐代门阀政治体系崩溃了。这不仅是唐代门阀政治的结束,而且是中国历史上自魏晋以来的门阀政治的结束。唐代门阀政治有三个主要特征。它们是:(一)皇权与门阀大族的紧密结合;(二)门阀政治的基础有所扩大;(三)唐代门阀士族的腐朽性并不突出。     

东晋皇室婚姻初探

东晋皇室婚姻是东晋士族婚姻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对东晋皇室婚选标准，皇室婚姻的特点及皇室婚姻与政治关系的进行探析，试图说明，在研究东晋士族婚姻和门阀政治时，皇室婚不可忽视。     

论清谈文化与东晋门第之关系

永嘉时期,大量中原士族南渡江左,清谈之风也随之迁移到南方,成为东晋的文化主流.在东晋门阀政治社会里,士族门第的维持,除需要依靠优越的政治资本外,还需要有清谈名士来支撑,以不断提高家族的社会声望.是否精通玄学,善于清谈,成为一个家族在社会上显赫的关键.     

东海何氏家族论略

两汉以来的门阀制度,到东晋南北朝得到了充分地发展。门阀士族拥有政治经济各方面的特权,他们在皇权不振时,不以维护正统为念,只以家族利益为务。随着刘裕登上帝位,皇权政治得以加强,那些东晋以来依然具有为家不为国思想的士族,显然成为被打击的对象。同样为了巩固皇权,刘宋王室仍需扶持一批一心为国的士族,东海何氏家族即兴起于此期。东海何氏家族自东晋何无忌始,都以忠君为国著称。何氏家族以武功起家,后渐以文学闻名,秉承儒家传统,为性耿介,成为南北朝时期新兴起的士族。     

东晋门阀政治的形成 --以琅邪王氏为中心的考察

琅邪王氏兄弟与司马睿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同舟共济,建立了江左的东晋政权,开启“王与马,共天下”之局面。经过王敦之乱的较量,这种士族与皇权共天下之局面,被双方共同接受,终于形成东晋一朝门阀政治的格局。     

门阀士族与刘宋宗室内乱

随着刘宋政权的建立,东晋士族门阀政治日趋衰落,皇权政治逐渐复兴。但门阀士族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仍是皇权依靠的重要势力,他们与新起的庶族、宗室等力量不可避免地展开了权力的争夺。细绎每一次刘宋宗室内乱,都可以发现门阀士族的身影活跃其间。可以说,在宗室内乱中,高门与寒庶、高门与皇权之间的斗争是一味重要的催化剂。     

东晋南朝门阀制度的社会基础

东晋南朝时期门阀制度的社会基础的基本特点，包括政治、经济、思想和伦理四方面。作为东晋南朝社会主体的世家大族集团（即士族），为维护其特权，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官吏的选举、庄园经济的经营、世代家学传统、宗教信仰、编定家谱、以及限定通婚范围等方式，严格区分了士族与庶族之间的界限，使东晋南朝成为中国历史上最典型的门阀等级社会。     

东晋谯国桓氏婚姻状况及其影响初探

门阀政治是东晋政权特色。谯国桓氏是东晋门阀士族的一支重要代表 ,其家族对东晋中后期政治产生了极大的影响。本文拟从桓氏前后期婚姻状况入手 ,探索其家族兴衰历程     

东晋土族家族文化与文学

家族文化是东晋士族对当时文学产生巨大影响的一个重要因素.首先,东晋士族渊深的家族文化传统是东晋士族能够在文学上取得丰硕成果的深层原因;其次,东晋士族家族文化中的尚文传统更是直接在文学人才的成长、文学创作及文学批评诸方面于文学的发展有直接的影响.     

东晋君权与士族强权关系研究

随着西晋的灭亡,大批北方士族与西晋皇室残余势力南渡,他们与南方士族为了保护自己的利益不被继续侵犯下去,被迫形成默契,拥立一个共主来维护自己的统治。但其中一些强权门阀内心并不情愿接受晋室的统治,当南北局势稳定、军事力量又强大到一定程度时,便产生了取而代之的念头。而晋室为了保持自己名义上的统治颁布了一系列法令来保证士族的剥削地位,当危及自身统治的士族出现时,便依靠其他士族来制约。总之,终东晋一朝,君权与强权之间既有联合又有对抗。     

万马齐喑究可哀——析东晋诗坛爱国诗歌的稀缺

东晋时期,以爱国为主题的诗歌极为少见,原因在于儒家学说受到强烈冲击,不再成为时代主流思想,其地位被以旷达放荡为特征的玄学所取代,玄学严重影响文学创作,诗歌创作普遍脱离现实;个人意识和生命意识在大动乱中觉醒,士人理想幻灭,清谈盛行,安于享乐;东晋朝廷的内部矛盾、对外政策及政治经济措施,阻碍了爱国主题诗歌的产生;又一次民族大融合,民族矛盾并不尖锐;诗歌领域的爱国主题在唐宋以前未得到恰当的开拓;传统的文学观念发生变化,栽道文学向娱情文学转化,诗歌的形式得到更多的重视;文学团体共同创作倾向的影响等。     

晋宋之际陈郡谢氏代表人物的政治倾向及其境遇

陈郡谢氏是东晋南朝时期的一流高门士族。东晋中后期,由于以谢安为代表的一批杰出人物的军政功业,其家族在门阀政治格局的背景下,成为一度具有执政地位的“势门”。在晋末宋初的历史变革过程中,陈郡谢氏代表人物具有强烈的门阀意识,采取了颇具个性的应对之策。出于高门士族的文化观念,谢混弃刘裕而助刘毅。谢灵运虽有入世之心,但不改任诞名士的本色,“倔强新朝”。谢晦虽能顺应潮流,佐命新朝,但终被视为异己。诸人皆以悲剧告终,给其家族造成严重的损害。谢氏虽有如谢景仁等之务实合时,谢澹、谢瞻、谢弘微等之谦抑顺世,但终究人才不盛,在一些精英人物相继凋零后,其家族政治与社会影响日益式微。     

宋代咏史诗特点与宋代政治

两宋的政治环境影响了宋代文人士大夫的刨作题材和风格。同时,文人士大夫诗词也在无形中记录了两宋政治格局、政治事件的变迁。二者共同作用,使宋代咏史诗形成了焦虑忧患、沉浑凝重、好议论翻案、颇具现实性等特色。     

魏晋递嬗下的儒学承传——高平陵政变的文化背景之争辨析

通过对陈寅恪先生《书世说新语文学类钟会撰四本论始毕条后》和王晓毅先生《王弼评传》中有关高平陵政变的观点提出不同的看法,即魏晋递嬗背后没有明显的政治文化之争,高平陵政变背后也无显明的思想文化之争,从而揭示出：经过两汉近400年将儒学的官方意识形态化,儒学已经积淀成为中国文化的主体——无论是政治文化,还是思想文化。因此,高平陵政变的双方无论是在政治文化层面,还是思想文化层面,其相同处都远大于相异处。     

儒家诗教观与魏晋诗风递变

先秦儒家诗论确定了以诗为史、以诗为教、以诗言志（情）三重功能指向,汉代偏重以诗为教的诗学观,强调诗歌的政教功能和知识性价值,忽略个体情感价值和主体精神;魏晋诗歌继承了先秦两汉儒家诗学观,又多有变创发展,以诗为教的诗学功能得以弱化,代之以诗言志（情）的提升,并促进诗歌知识性价值与抒情性价值的融合。在创作领域也将《诗经》由政教经典作为文学范本加以借鉴吸收,使《诗经》比兴手法得到丰富和深入发展。     

金代我国北方的文化中心西京

金代西京大同是我国北方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科举兴盛,涌现出一大批著名的文学家,既有文坛领袖,又有文学世家,更有文学思想的集大成者,成为全国文化最发达的地区。     

《水经注》所引《汉中记》考述

《水经注》征引了许多前代地记,《汉中记》即是其所征引的比较重要的地记文献之一。《汉中记》或创作于西晋或东晋初,其书大约在元代时就已经亡佚。本文对《汉中记》的作者情况、亡佚时代进行了考证,并讨论分析了其具有的重要史料价值和文学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