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安文人性情与散文风格走向

建安文人的傲才视物是时代造就的共同特征,建安散文风格的通脱任气,自然引发不同作家散文风格的差异。大体说来,建安的社会动荡与文人们的直面人生有一致性,文人在崇尚实用中使散文贴近社会政治和自我心性,相应表现出自然质朴的风貌。同时,文学传统的惯性对建安文人的影响也是深刻的,文人好典雅的趣味与之融合,又使建安散文有了华美厚重的一面。     

阮瑀之死与建安十七年文学情势

从文学年代学角度看,建安十三年、建安十七年均是建安文学发展和转变的重要年份,文人心态、文学创作的题材内容和风格前后均发生了一定的变化。建安十三年文人齐集邺城,建安文学开始进入创作繁荣期,建安十七年阮瑀之死对建安文人的心灵产生了重要影响,使建安文人的心态由乐转悲;表现在文学题材上便是大量以寡妇为描写对象的哀悼之作的产生,由此拓展了建安文学的创作题材;文学风格上则是哀感之心大于雄深之气,伤生之意多于哀世之情,使建安文学展现出多元化的风格倾向,在建安文学发展史上具有重要意义。     

建安"文的自觉"化的"人的觉醒"

建安文人一改此前文人对待文学和文人的态度,在文学活动中既表现出相对的独立自主权,又具有明显的视己为文学家的价值取向,并把当代文才非凡、具有一定文学实绩的文人,皆冠之以“文人”、“作者”等称号。这不仅是“文的自觉”在文人创作主体和文学批评主体上的彰显,而且是“人的觉醒”在文人文学活动和文人自身文学价值上的体现,是建安“文的自觉”化的“人的觉醒”。     

建安、西晋文人妇女题材诗作探微

建安与西晋文人妇女题材诗作各具风采,反映出两个时期文学的整体气象。建安文人的妇女题材之作内蕴浑厚,弘扬了建安文学的主旋律。西晋文人则在题材方面有所开拓,抒情角度有所转变,从一个侧面体现出西晋文学“力柔”、“采缛”的倾向     

建安文人文学活动与诗赋价值观的凸现

建安时期，诗赋等文学作品在其文人立言价值观中的地位、价值得到了空前的提高与凸现。促成这一变化的主要动因之一就是文人的文学活动。其表现为：文人创作日益生活化、普遍化，并成为文人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文人进行了有意的文学品评活动；文人在文学活动中表现出非凡的文学才能．其通常被时人、后人以文学家的身份来对待、看待；文人的文学活动的文学性较以前大为增强。     

建安诗赋中爱情的比较

建安时期 ,文人在表达爱情之时 ,在诗歌和赋两种体裁里 ,表现出不同的风格 :一为隐讳 ,一为直露 ;一为揭示与爱情相关的因素 ,一为直接写爱情本身。本文认为其原因与诗和赋的创作传统有关 ,同时当时的时代特点也影响了文人们对文体的选择     

论曹操才性观与建安文人的逞才

曹操“唯才是举“的才性观是对汉代“经明行修“传统才性观的反拨,其独举“才智“的才性观一定程度上催生了建安文人的“逞才“风和邺下文学的兴盛.文章围绕建安文人逞才的具体表现,对建安文人逞才与五言诗、即兴抒情小赋、奏章檄文等文体的发展间的关系进行简要的梳理,同时对邺下的逞才环境,邺下文人集团新的宾主关系和慷慨缘情的逞才特点等作出粗浅分析,试图分析探讨曹操才性观与建安文人逞才两者间的关系.     

建安诗歌与汉乐府之比较

从建安诗歌与汉乐府来看,两者的精神风貌极为相似,这也不断激发建安文人对汉乐府的喜爱和亲切。然而,建安诗歌对汉乐府的熟谙,必然使得其对汉乐府的学习借鉴成为了可能。本文认真从内容广度和深度、表现方法及技巧、对后世的影响等方面来分析探讨了建安诗歌与汉乐府的比较及关系等。     

略论汉赋对建安诗歌的影响

汉代与建安时代精神相似,这很容易激起建安文人对汉赋的亲切感和喜爱.而建安文人对汉赋的熟谙也使得他们对汉赋的借鉴成为可能.本文主要从对偶、炼字、词汇、题材等方面阐述汉赋对建安诗歌的影响.     

浅谈曹丕的游宴诗

建安时期的诗歌作品中,有许多游宴诗,即建安诗人以宴饮、游玩为题材,表现他们在宴饮、游玩中“怜风月,狎池苑,述恩荣,叙酣宴”生活为主要内容的诗歌,是建安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后世文人、文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曹丕是建安中、后期的代表作家,是建安时期邺下文人交游活动的倡导者和组织者,他生活在安定的环境里,     

论魏晋士人的人格美

刘义庆《世说新语》是魏晋南北朝文学新变的一个例子。此时的文学已进入了自觉的阶段,文学创作体现个性化。魏晋名士对个性的解放,对婚姻爱情的大胆追求,强烈反映出这一时期的文人对汉儒及其传统的封建礼教的抗争,同时给后代文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因地制宜建设少先队文化

在全球化的背景下,青少年文化呈现出新的特征。一些青少年在所谓的现代意识的冲击下,对传统文化表现出冷淡与漠视,对传统道德表现出叛逆与背弃,背离了民族传统,缺     

邺下风流的艺术化——建安文士的棋类游艺活动及其创作

围棋蕴含着中国人的哲学意识和文化精神，建安时期盛行围棋活动，建安文人尤好围棋，在围棋活动中展示其风游戏倜傥的精神气度，张扬自我价值与个性，体现出时代精神。     

从南朝模拟诗作看其对建安游宴文化之接受——以谢灵运、江淹诗作为例

建安文学以其强烈的时代色彩、浓郁的悲情、张扬的个性在中国诗歌史上辉映千古,建安时代的游宴文学活动亦令无数文人向往。魏晋之后,文人对建安文学的模拟非常盛行,特别是谢灵运和江淹,他们以拟古形式体现了对建安文学的接受,初步奠定了建安文学之于南朝文学的典范地位,在整个建安文学接受史上有着重要的意义。     

建安风骨的原始意义

“建安风骨”是对建安时代文学特征的集中概括。由于建安文学产生于动乱流离的社会背景之下,所以,有些研究者便认为:“建安风骨,实际上就是建安文学的现实主义传统”,甚至提出:“只有真实地反映社会现实的诗作,才能表现出     

许学夷《诗源辩体》的正变观念

正变思想是中国传统诗学概念,从汉儒的"风雅正变"开始被历代诗论者重视。许学夷的《诗源辩体》是诗体研究的集大成者,一方面表现厂他继承汉儒传统,积极主张"崇正",另一方面又揭示了"变体"的必然。本文通过《诗源辩体》的文本分析,认为许字夷在"诗体代变"的层曲上表现出他的"崇正"倾向,并通过他对公安派诗学的批判以及严羽、胡元瑞继承的论述中进一步验证他"崇正黜变"这一正变思想的核心。     

建安文人创作中理与情的消长

情与理不仅是古代文学的主要表现内容,且是文人文学观念得以深化前进的重要标识.建安前期文人的文学创作与<诗经>中的讽颂之作、屈原的发愤之篇、东汉中期以后的抒情辞赋一样,只是文人宣泄情感的一种自然方式,还未走上自觉,作品中情与理的结合比较和谐一致.建安后期,文学创作成为文人表情达意的主要工具,并且是自觉地、有意识地去使用这一工具,情感特征日益突出,理性精神相对弱化,呈现出与前期不同的新的特质.     

建安后期文人创作中抒情方式的拓展

建安后期，文人宴集、游览、出征等活动的广泛展开，大大拓展了建安文人文学创作中的抒情方式。与以前相比，以乐景写乐情、以哀景衬哀情、借游仙抒怀成为建安文人文学创作的重要抒情范式，为以后山水游记文学和游仙文学的发展或进一步成熟做出了开创性贡献。     

五言诗的产生和发展（二）

五言诗的发展巩固主要集中在魏晋时期。建安以来,以“三曹”、“七子”和蔡琰为代表的作家打破汉代文人诗歌消沉的局面,掀起了中国诗歌史上的第一次文人诗歌高潮。他们的创作直接继承汉乐府民歌的现实主义传统,     

对人生的清醒与怀疑——《兰亭集序》主题思想新探

东晋士人和文人崇尚自然,顺情任性,最典型的表现在流芳千古的兰亭集会上。这次名士、文人参加的集会,充分显示了人与自然和谐的精神,这一精神却是魏晋叛逆精神在人生中寻求灵魂家园的必然结果。《兰亭集序》反映的就是叛逆精神走向成熟的动态心灵。置身于美丽的大自然,通过游目聘怀,体会大化运转的庄严与华妙,世俗的羁绊和生命的忧伤都被化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