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的新唯物主义是“辩证唯物主义”吗？

唯物主义的发展经历了三种不同的阶段,古代的朴素唯物主义、近代的形而上学唯物主义和现代唯物主义即马克思所创立的新唯物主义。“辩证唯物主义”的理解方式认为马克思在哲学上实现的变革是把唯物主义和辩证法完全结合起来了。古代的唯物主义只是朴素的辩证唯物主义,没有科学理论做基础,到了近代,唯物主义与辩证法分离了,形成了机械的、形而上学的唯物主义。其实这种观点并不符合马克思的本意。     

略谈中国古代的“元气论”

本文阐述中国古代“元气论”的形成和发展,探讨“元气论”中的朴素唯物主义思想以及“元气论”与现代物理学的关系。     

荀子认识论新探

对荀子的认识论,哲学界普遍认为是“朴素唯物主义的认识论”,其实,荀子认识论在解决主观与客观关系,感性认识与理性认识关系,乃至解决认识的辩证矛盾问题上,都明显地体现了唯物主义与辩证法的结合。虽然这里的唯物主义与辩证法都是朴素的,而且这两者也是朴素的结合,但荀子在两千多年前就能达到这个水平,是十分难能可贵的。肯定荀子的认识论是朴素唯物主义与朴素辩证法结合的认识论,对挖掘荀子认识论中的辩证因素,重新评价荀子在哲学史中的地位与作用,无疑是有意义的。     

论柳宗元的哲学范畴

柳宗元的哲学思想,运用了“天”、“人”、“元气”、“阴阳”等哲学范畴,并提出事物的发展是“自动自休”,等命题,构成一个丰富深刻的朴素唯物主义哲学范畴体系。他虽然较多地使用中国古代哲学的传统范畴,但赋予它以新鲜的内容,继承和发展了荀卿、王充等哲学家的哲学思想。他的哲学思想,在古代朴素唯物主义哲学的发展史上处于一个重要阶段,在中国哲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毕达哥拉斯“数论”两重性探析

毕氏把“数”作为万物的始基,是对伊奥尼亚学派朴素唯物主义的发展;“数”是感性与非感性的统一,它一方面与具体的事物相统一,另一方面又是对事物共同本质的抽象,毕氏“数论”不同于柏拉图的唯心主义的“数的意式”,却与王夫之的唯物主义的“象数论”有相似之处;“数与和谐”关系理论是毕氏对世界及其具体事物的一定数与和谐关系的唯物主义的高度的概括。但毕氏“数论”颠倒了“数”与物的关系,并把“数”当作第一性的东西,从而滑向了唯心主义。本文认为:毕氏“数论”有唯物主义的成份,也有唯心主义的因素,具有两重性。     

张载"太虚即气"哲学思想研究

张载“太虚即气”哲学思想的提出弥补了古典元气说形而上学不发达的缺陷,确立了他在中国哲学史和思想史上的重要地位。“动非自外”的内因观;“一物两体”的矛盾观等内含朴素辩证法光辉思想的提出更是将古代朴素唯物主义发展提升到一个新的阶段。     

王船山的天人观及其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

王船山对传统的天人关系学说进行了全面的总结,形成了他的朴素唯物主义与朴素辩证法相结合的天人现。其一,提出“理通而功用自殊”的思想,把天道与人道、自然与人为的关系置于唯物主义的基础之上。其二,提出“人以天之理为理”和“延天以佑人”的思想,揭示天道与人道、自然与人为相互间的辩证关系、其三,提出“人者,天地之心”的思想,一定程度上蕴育了某些关于近现代及人类未来人与自然关系的思想。     

柳宗元对王充自然观的发展

柳宗元是我国唐代杰出的唯物主义思想家。他继承了前代的唯物主义传统,并利用当时天文地理等方面的科学成就,把朴素唯物主义发展到了一个新阶段。本文试图通过对柳宗元和王充自然观的比较分析,探讨柳宗元在自然观方面对唯物主义的发展作出的贡献,进而说明柳宗元的唯物主义自然观在朴素唯物主义的发展史上占有的地位。     

“孔雀东南飞”中“东南”之义辨析

《孔雀东南飞》是中国现存最早的一首民间长篇叙事诗,自古以来对“孔雀东南飞”的讨论颇多,受到佛教思想、凤凰文化和以阴阳五行说为代表的中国古代朴素唯物主义影响,用中国古代朴素唯物主义思想来解释“东南”二字,意义更为贴切,也表明孔雀“东南”飞是焦刘二人对自主婚姻爱情的美好愿望。     

希罗多德史学思想新探

史学界一般认为,希罗多德的史学思想中宗教迷信和天命论很浓厚,且笃信“英雄史观”。本文从五个方面论述了希罗多德史学思想中的朴素唯物主义因素和朴素辩证法思想,从而提出了与我国史学界的上述传统观点迥然不同的新看法。     

《史记》的辨证艺术

司马迁不仅是我国汉代的伟大历史学家和文学家,而且是杰出的思想家。他不仅具有朴素的唯物主义思想,而且具有朴素的辩证法思想。他的辩证法思想运用到《史记》的写作上,就形成了《史记》的辩证艺术。一、历史的“实录”原则与文学的表现方法《史记》首先是历史其次才是文学。司马迁在写作《史记》时是坚持了“实录”这一根本历史原则的。因为他是以朴素的唯物主义观点作指导来写作《史记》的,他所记叙的史实     

略论荀子的思想方法

荀子是战国末期的唯物主义思想家。当时“诸侯异政,百家异说”,在思想战线上提出的任务是对诸子百家的学说进行批判的总结,从而为即将建立的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作理论准备。荀子说他自己的任务在于进行“辨说”,也就是进行理论的分析批判。他用朴素的唯物主义批判地审查了诸子百家,涉及经济、政治、教育和各个文化领域。虽然他     

反对“天命”,提倡变革——荀子《天论》简析

先秦法家的杰出代表荀子的《天论》是一篇论述“天”和“天人关系”的文章。为适应春秋战国时期政治上变革与反变革、复辟与反复辟的斗争,哲学上展开了大道观的论争。《天论》就是站在新兴地主阶级的立场上,从朴素唯物主义的角度,总结这场沦争的重要著作。 “天”是不是有意志,有没有一个主宰万物的上帝,这是当时哲学上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两条路线斗争的焦点。荀子的《天论》明确提出“天行有常”、“明于天人之分”和“制天命而用之”的命题,科学地阐明了“天”只是自然现象,有其自身运行的规律;它与人世的吉凶、治乱无关;人应当在自然条件许可的情况下,控制它、利用它,使它为人类服务。荀子唯物主义的宇宙观,产生在战国晚期生产和科学比较发展的基础之上,集中反映了当时新兴地主阶级变革政治的进步要求,有力地批判了维护奴隶制反动统治的“天命”、“畏天”、“天人合一”等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天道观。《天论》所阐明的朴素唯物主义的宇宙观成为法家思想的一个重要的哲学基础,成为当时批判儒家妄图复辟奴隶制的种种反动言行的锐利思想武器。它不仅在哲学上的两条路线斗争中捍卫了唯物主义,而且在政治上也是对奴隶主阶级的致命打击,并为新兴地主阶级夺取政权制造舆论。     

从意境说谈王夫之的美学思想

王夫之从朴素的唯物主义立场出发，对意境的构成因素，情与号、形与神、情与理都作了辩证分析，并指出这种因素统一于以“意”为枢纽的学作品中。对意境理论进一步发展作出了一定贡献。     

苏轼哲学思想管窥

苏轼的“天人不相干”的命题与荀子“天人不相预”的观念一脉相承；《琴诗》等反映了他的朴素相对论以及重实践的观点；苏轼具有豪放旷达的人生观，“不可言翳外无明”则是古典唯物主义的妙论。苏轼的哲学思想在唯心论的迷彩里包裹着朴素唯物辩证法的合理内核。     

从"天人合一"到科学发展观

古人以朴素唯物主义的智慧,论证了“天人合一”的精美命题,但却被现代盲目的“工业文明”和恶性膨胀的“数字政绩”一再否定。过分强调人对自然的权利而大规模吞噬资源,必然带来人类生存的危机。科学发展观完善了邓小平的发展理论,实现了对“天人合一”的“扬弃”和“复归”,在中国共产党思想发展史上树起了又一个重要的里程碑。     

贵州少数民族《古歌》中关于世界形成的朴素唯物主义思想

贵州少数民族《古歌》中 ,不仅蕴含有丰富的人类早期社会文学艺术的资源 ,而且还蕴藏着早期人类朴素而又极其深刻的哲学思想。它在关于世界形成的问题上 ,认为“气”、“风”、“雾”之类的物质元素是世界的本原 ,由于这些物质元素自身固有的运动变化而造作产生天地万物。这种哲学思想 ,尽管还是自发的、粗糙的 ,但是却含有朴素的唯物主义和辩证法因素 ,并且颇具民族特色和本土色彩。我们对之深入研究 ,甚至可以从中找到我国唯物主义自然观的各种“胚胎”和“萌芽”。     

论王夫之的教育哲学

恩格斯在阐明辨证唯物主义哲学发展道路时指出：“即使是在一个单独的历史实例上发展唯物主义观点,也是一项要求多年冷静钻研的科学工作,因为很明显,在这里只说空话是无济于事的,只有靠大量的、批判过的、充分掌握了的历史资料才能解决这样的任务”。①中国古代的伟大思想家、教育家王夫之,对中国古代朴素的唯物主义哲学的发展,走了与恩格斯所指示的相类似的道路。 王夫之在其四十余年的教育生涯中,不仅踏踏实实地躬身于教育实践,而且把教育活动与研究中国古代哲学史、教育思想史结合起来,从老子“无”的世界观到宋明理学中的唯心…     

马克思主义哲学与道家思想之唯物性及朴素辩证法的比较解析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由马克思恩格斯创立,并由后继者发展和完善的一个科学理论体系,其一脉相承的继承性和不断丰富发展的与时俱进性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特征。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是彻底的唯物论,马克思结合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和黑格尔的辩证法创立了唯物辩证法。道家主张清静无为,与自然和谐相处。在历史的发展中,道家思想对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有着独特的领悟,在哲学史上有着永恒的生命力。在马克思主义的视角下,把道家思想的朴素唯物主义、朴素辩证法和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唯物辩证法有效地结合,为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服务。     

中唐时期政治革新的思想武器——评刘禹锡的“天与人交相胜”说

“天与人交相胜”说是中唐时期法家诗人刘禹锡提出的进步学说。它不仅丰富和发展了唐以前法家的朴素唯物主义和辩证法,而且为当时的政治革新提供了战斗的思想武器。“天与人交相胜”说的提出,是中唐时期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必然产物。中唐是唐王朝由盛入衰的转折时期。由于藩镇割据、宦官专权和土地兼并的恶性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