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说《红楼梦》“大旨谈情”

《红楼梦》“大旨谈情”,但是不同的人却给出了不同的解释,那么我们如何理解《红楼梦》中对于“情”的描写和表现？在这种描写和表现中,体现了作者怎样的思想和心态,本文就此提出自己的看法：曹雪芹在经历过人生和时世的犬转变之后,有的是对人情的悲悯,是对自己内心的一种追认和坚守。     

《牡丹亭》和《红楼梦》中情与理的比较研究

明代汤显祖的《牡丹亭》和清朝曹雪芹的《红楼梦》是我国古代文学中的两颗耀眼的明珠。这两部作品影响深远,意义重大。这两部作品都写了“情”,都表现了“理”,都有着强烈的情与理的碰撞和冲突。它们之中的“情”与“理”,既有相同的地方,又有不同之处。本文分别从两部作品作者所处的时代背景出发,试分析它们的“情与理”的异同点。本文认为,《牡丹亭》和《红楼梦》中的情与理的相同之处主要体现在两部作品的一脉相承,即《红楼梦》中的情与理是《牡丹亭》的继承和发展。它们的不同点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情和欲、灵和肉、情爱和性爱、爱情和婚姻的结合与分离;二是“情”之内涵的相对单一性和丰富性;三是情与理对抗冲突的相对表层性和极度深刻性。     

满族古典哲学中的“补天”思想

清代满族作家曹雪芹(正白旗“包衣”人)在《红楼梦》中,系统地表述了“补天”思想,另一位满族作家文康(镶红旗人)在《儿女英雄传》中,也系统地表述了另一种“补天”思想。“补天”的“天”,指的是“天理”,即封建伦理。所谓“补天”,就是“以至诚补天理”。补天不是为了毁灭天,而是为了把“天理”从汉族士大夫的矫言矫行中抢救出来,用满族的“至诚观念”加以弥补或疗救。这样,“补天”思想不属于近现代人文主义,而是古代伦理的“更新”。     

《儿女英雄传》中的满语词汇研究

文康的《儿女英雄传》确立了一种新型的武侠小说模式——儿女英雄小说,是清代文学史上一部重要的作品。本文通过对《儿女英雄传》中带有满族特色的词汇系统的归纳整理,补充了目前对《儿女英雄传》中满语研究的不足,便于读者对《儿女英雄传》做更深入的认识。     

《红楼梦》“苦了”说

《红楼梦》是一部以佛教哲学的“苦了”为主题思想的人情小说;“苦了”既是曹雪芹创作《红楼梦》的动机,也是《红楼梦》的中心思想、主题和核心;它涵盖全书,制约整个情节发生、发展和归宿。     

从脂砚斋对《红楼梦》的评论看曹雪芹的情爱观

本文认为“情”在《红楼梦》中有着极为重要的地位和价值，它指示了《红楼梦》的文本意向。曹雪芹的“情”既有传统的人本主义思想的复归，更有个性解放思潮的激荡，是包含着更多异质于传统文化心理情感的价值取问，投射了曹雪芹创作主体的自觉和自省。因“情”而生爱，曹雪芹建构了“情”的价值观念，这就是宝玉的“情不情”或“意淫”，或黛玉的“情情”。意淫（鲁迅所谓“多所受者”）正是曹雪芹建立起来的具有哲学意味的精神体系和价值信仰，也是曹雪芹哲学思想的表态形式，是他对抗封建专制文化体系的精神武器。     

略论鲁迅的《红楼梦》性质观

鲁迅对中国古典小说进行过深入研究，尤其对曹雪芹的《红楼梦》颇具真知灼见，他在《中国小说史略》中定《红楼梦》为“人情小说”。笔者主要从题材取向、命意取向、故事取向、价值取向四个方面论述了《红楼梦》作为人情小说的基本特征，肯定了鲁迅对《红楼梦》研究的独特贡献，指出他是曹雪芹的真正知音。     

浅析《牡丹亭》的情理冲突

《牡丹亭》借助爱情故事所表达的是情对理的挑战,理想对现实的反抗。但是作者在抒发“情”的同时却摆脱不了“理”的束缚,“隋”与“理”的冲突贯穿始终。文章结合汤显祖“至情”观的创作理论,着重分析《牡丹亭》在情理冲突下所映射的无奈的社会现实,以及作品中体现的“理”对“情”的规范。     

对"英雄儿女"模式的翻案——论《兰花梦奇传》的混类现象和文本对话

满人文康的《儿女英雄传》，着意混合才子佳人和狭义小说的文法，创造出“英雄儿女”的模式，力图弥补《红楼梦》之遗恨，探讨新的叙事体裁。吟梅山人的《兰花梦奇传》采用了同样的文本对话和体裁混类的手法，但却对文康的“英雄儿女”模式提出了质疑和批评。吟梅山人写了一对才子佳人的失败婚姻，由此对文康小说中所营造的那种“英雄”和“儿女”、“义”和“情”、私欲和社会责任、以及男女立场的和谐提出了疑问。在《兰花梦奇传》中，女主人公松宝珠的文才武略变成了在家庭场域中对夫权的威胁，引起了她丈夫的妒嫉和夫妻之间的权力之争。在暴露“英雄儿女”小说文法所存在的矛盾的同时，《兰花梦奇传》触及了“‘大团圆’之后如何？”这一小说盲点，不仅对“英雄儿女”的模式给以了新的演绎，而且以悲剧的结局批评了文康小说的粉饰现实。论文旨在探讨两本小说之间的关系，特别是《兰花梦奇传》对“英雄儿女”模式的翻案和改造。     

叶燮《原诗》以杜甫为参照的理论体系

《原诗》是中国古代诗学批评的重要论著。叶燮在《原诗》中以杜甫为核心,以杜诗为参照系,通过对韩愈、苏轼等个体诗人与“俗儒”“宋人”“今人”群体诗人的诗作品评,构建起一套关于“情”“事”“理”“自我”“面目”“胸襟”“议论”“风会”的诗学思想理论体系。同时,叶燮的杜诗批评具有思辨性,彰显出以杜诗为参照的叶燮诗学思想的客观性。     

论《儿女英雄传》中的族群意识

清后期满族作家文康的《儿女英雄传》,折射出因旗人独特的社会地位和经济生活而引发出的不同于其他民族的心理意识和独特的民族情感,也反映了作者强烈的族群意识和旗人内心深处民族意识的觉醒,体现了作为一个旗人士大夫所具有的文化心态以及对民族兴亡、民族命运的深切关注。可以说《儿女英雄传》是文康强烈的民族忧患意识和深厚的民族感情的流露。     

《红楼梦》讴歌至情、揄扬人性的思想内容发微

通过对《红楼梦》中新生力量的以情反理和腐朽势力的以理制情状况的比较观照，阐释了伴随着中国封建社会的逐步走向没落与衰亡，人类爱情在情理对立和斗争中不断发展进步的过程，揭示出《红楼梦》在爱情描写方面所体现的进步时代精神和作者的先进思想。     

从《聊斋志异》看蒲松龄的情爱观

蒲松龄的情爱观具有复杂的内涵和大胆的反封建反礼教的时代意义。同时也揭示了“以情反理”与“以理渗情”相互交织的矛盾与困惑，这在其作《聊斋志异》中有明显的体现。     

《小桥流水人家》一课的教学设计

《小桥流水人家》这篇课文为略读课文,语言清新优美,字里行间直接或间接地流露着作者对家乡的怀念和热爱。因此,教师在教学时要融人到课文所描述的绵绵的思乡情境中,语言要饱含深情,充盈着赞美与爱恋,使整个课堂洋溢着浓浓的“爱乡”气氛．“以情激情、以情燃情”。让学生产生强烈的阅读欲望,人情入境地阅读课文,与作者产生情感的共鸣。     

一曲封建末世的挽歌——论《儿女英雄传》的喜剧结局

文康作为封建末世的八旗世家子弟,历练了家世的盛衰变化,在凄凉晚境中写下生平巨著《儿女英雄传》,以他特有的对末世的心灵感受,在作品中再现了八旗子弟对生活的狂热追求和理想志向,可惜,文康是“生于末世运偏肖”,《儿女英雄传》中绚丽多彩的喜剧结局只能在美梦中“一晌贪欢”,最终逃不过末运偏肖的破灭。只能成为一曲封建末世的挽歌。     

论《水浒传》女性形象的审美倾向

在对女性形象的审美倾向上，《水浒传》表现出明显的内在美与外在美对立状态、褒阳刚而贬阴柔，重“理”而轻“情”的倾向，打上时代的烙印。客观地指出这一点，并不影响其伟大。     

以情悟道守理衷情--《红楼梦》主旨新探

“以情悟道,守理衷情”原出自甲戌本《胭脂斋重评石头记》第五回警幻仙姑之口。《红楼梦》的主旨乃“以情悟道,守理衷情”。。作者旨在借石头“历经离合悲欢”的情感历程,展示“炎凉世态”,表达自己“无才补天”（即不得其位）却又不甘寂寞的“志于道”者的伟大情怀,这就是“以情悟道”;“守理衷情”则是作家对自己所悟之道的直接阐释。“守理衷情”,以理范情,以情维理;理在情中,情在理中,乃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守理衷情”是对经历了宋明两代重理与重情两种极端的冲击之后的孔子儒学所做的智慧的调和。     

《儿女英雄传》中“等”字探析

文康的《儿女英雄传》被称作"一部融侠义爱情于一体的北京口语教科书"。其语言呈现出过渡期的特点,在近代汉语研究中具有重要的价值。本文以《儿女英雄传》为分析文本,对"等"字进行了穷尽式搜索,重点探究"等"字的使用情况,以显示该书语言运用的一些特点。     

读“可卿”情 解“红楼”意

“大旨谈情”是曹雪芹予以《红楼梦》的主旨，但非仅谈“情”而已，“意”在“情”中，“情”中有“意”。作者赋予全书“情”的化身竟然是谜一样的秦可卿，致使“红楼”之情扑朔迷离，尽显人性之复杂，构设红楼“遍披华林”的悲壮基调，也是中国文士永恒的“困惑”与“焦虑”,充满民族文化的历史厚重感。曹雪芹寄予秦可卿的形象特质与价值，就在于其“无可云证”的“一把辛酸泪”悲情推演的点位钩织。以《红楼梦》文本与脂评为依据，论析秦可卿不同的符号性角色，解读“可卿”之情与谜及其与《红楼梦》主旨的关系。     

《儿女英雄传》说明性因果复句研究

《儿女英雄传》是文康于清代道光咸丰年间所著的一部侠义小说。本文采用邢福义《汉语复句研究》的复句理论,旨在考察《儿女英雄传》中说明性因果复句的主要结构模式和特殊语义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