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谴灾异说与孙吴政治

天谴灾异说在孔子思想中已经萌芽,董仲舒对之集大成,在天人合一的理论体系中获得逻辑论证,流行于西汉盛行于东汉。三国时期社会动荡,战乱频繁,天谴灾异说继续发挥作用,影响着君主的从政行为,不同的君主对之采取不同的态度。孙吴的统治者由于社会环境的变化,各有不同态度,天谴灾异说也直接影响了他们的各项政策。     

论唐代帝王的因灾求言

因灾求言是唐代帝王救灾行动的重要措施之一;在唐代相对开明的政治环境、较为完善的制度以及“灾害天谴论”的压力下,因灾求言颇为盛行;因灾求言后的君臣互动对于政风改善意义重大,但在实际操作中有着诸多限制。     

汉代奏疏的论述策略

奏疏作为一种实用性极强的文体 ,不仅要力求理直词壮 ,同时也要讲求论述的策略。汉人上疏虽不乏自我作古 ,径遂直陈 ,但往往或斟酌古今 ,或穿凿经籍 ,或借重灾异谴告 ,力图把自己的观念建构在思想权威、文化权威或政治权威基础之上。士人们正是在以这种权威的代言人身份 ,参与着对政治生活的管理     

天人感应思想与汉代出宫人制度

汉代社会的一切文化与制度都受到天人感应思想的影响与制约,尤其是在国家应对灾害的过程中,天人感应思想更是被奉为重要的理论依据.阴阳灾异说是天人感应思想中的重要组成因素,面对"灾害",众多儒生将其发生的原因与阴阳灾异说相附会,"燮调阴阳"随之成为国家的紧要任务.出宫人制度便是在这种思想理论指导下实行的一种救灾措施.     

论“谶纬之学”对汉代公文的影响

汉代风靡一时的“谶纬之学”一方面以天人感应作为理论基础,另一方面与儒家经学相互吸收、相互渗透,对汉代政治文化产生过重要影响．其丰富的内容、绚丽的辞采又呈现出有助文章的一面。公文作为政治活动的工具及文章的一部分,受谶纬影响颇深。汉代公文言祥瑞灾异之风的盛行及公文文风的转变均与“谶纬之学”相关。     

中国汉代职业教育初探

汉代职业教育较前代有很大进步,内容日益多样化,有农业职业教育、畜牧业职业教育、医学职业教育等等,教学方法也日益理念化。汉代职业教育为后世职业教育提供了一定的参考借鉴作用。     

汉代的罪己诏:文体与文化

罪己诏是中国古代帝王在灾异发生或政令失误时颁布的反省罪己文书,文化内涵丰富。罪己诏最早出现在汉代,且数量众多,这主要源于阴阳灾异说的盛行。从修辞层面看,罪己诏垄断了灾变解释权,限定了归罪资格,有助于巩固皇权,是政治修辞的重要形式。在后世发展中,其自我批评自我反省式的策略实施,日渐蜕变为取悦民众、缓和矛盾的统治权术。应该肯定的是,罪己诏显示君王自我反省精神,常伴有招贤纳士、延问得失、敦勉臣吏的作用,且附带救助优抚措施,能在一定程度上发挥修政功能。     

汉代器物赋初探

汉代器物赋是汉赋长河中的一个支流,但是由于种种原因而大量散佚。本文在统计汉代器物赋留存情况的基础上,分析器物赋的内容,进而探讨这些作品与汉代民俗、汉代人思想观念之间的关系,最后分析了汉代器物赋的修辞手法及其在赋史上的价值和意义。     

天人之际——汉代画像镜研究

汉代铜镜是中国传统工艺美术领域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上承战国铜镜,同时又开创出生动而丰富多彩的装饰风格,形成了中国历史上第二次铜镜制作的大发展阶段,因此极具艺术价值。文章通过对汉代铜镜中画像镜的图像分析,归纳总结出＂天＂与＂人＂这两大主题,并从追溯形成二者的历史文化源流入手,揭示图像背后所隐藏的汉代文化观念：＂天人合一＂的国家文化意志和儒道互补的民族性格。     

汉代豪强地主私兵初探

汉代随着豪强地主势力的扩张和社会的动荡不安,私兵应运而生并迅速发展。豪强地主利用宗法、人身依附关系将宾客、宗人、依附农民等组织成私兵,并利用私兵对抗官府,逃避租税,参与军阀混战。它与封建国家根本利益的一致性,决定了私兵又是封建统治秩序的重要维持者。     

论两汉荒政的文化效应

两汉荒政不但缓和了社会矛盾，恢复和发展了生产，稳定了封建统治；而且对整个汉代的社会文化乃至中国古代文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其主要表现则是丰富和完备了汉代的礼乐文化，有利于封建统治秩序的道德化、规范化；促进了汉代思想文化的发达，使天人感应和阴阳灾异说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和实用性；而在科技文化方面，荒政既有利于汉代科学技术的进步，又影响了中国古代科技发展的思维模式和行为方式。由此，对汉代荒政的评价，不能简单地视为迷信、欺骗。     

论汉代诗歌中的防灾救灾主题

汉代作为我国诗歌艺术发展的重要时期,诗歌中有大量与防灾救灾思想相关的内容,主要体现在天命禳弭、水利灌溉治理黄河、重农仓储备荒等方面,是中华民族防灾救灾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东汉“虎患型史事”论析

史籍关于东汉时期虎患的记载颇多,其中尤以刘昆、法雄等五位地方官吏消弭虎患的记载最为详尽。细致分析此类"虎患型史事"中人物主角的文化背景、施政举措等,可以发现刘昆、法雄等人无不深受儒家和汉王朝所积极提倡的仁政思想以及天人感应思想的影响。这亦是东汉"虎患型史事"出现的深刻思想原因。     

东汉自然灾害灾区的认定

东汉史料对自然灾害的灾区记载详略不一，并存在隐瞒灾情、瞒报灾区面积的现象。其灾区的认定不宜设定标准，应坚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的原则。     

汉代简牍书信的形制特征

书信是汉代民众已经普遍使用的交际工具,其物质载体的制作样式和书写样式比较规范,具备一定的制作和书写规则:整齐划一的书牍长度;简短精练的篇幅;具有一定范式的格式用语。这些特征具有鲜明的时代性,与当时物质发展水平、政治制度以及人际交往礼俗等息息相关,是恢宏灿烂的汉文化重要组成部分。     

略论汉代的师道

汉代的师道,包含君师之道、民师之道和人师之道三部分内容。汉代士大夫固守先秦王者之师的社会定位,欲以师道制衡皇权,但在专制皇权的重压下,君师之道渐趋式微;民师之道要求士大夫承担教化的社会责任,它得到了统治者的倡导和士大夫的广泛实践,发挥了良好的社会功能;人师之道既要求社会尊师重教,又规定了师者的职业规范,形成了较为系统的教育理论体系。     

关于青岛女姑山汉代明堂的几个问题

今之山东青岛市城阳区女姑山,在西汉时期曾是一座闻名遐迩的名山。这里有汉武帝建造的明堂和交门宫,还有繁盛一时的海港。由于汉武帝初封胶东王,又特别钟情儒学,再加上对蓬莱仙境和长生不死药的追求,就使齐鲁大地和胶东沿海成为他留连忘返的地方,因而留下了极具开发价值的历史文化资源。     

儒学与汉代灾害吏治机制

儒家十分重视吏治,强调举贤,要求官吏自我反思、仁政爱民、廉政济民。汉代独尊儒术,以经治国,灾害期间,以儒家吏治思想为依据,注重从上到下的自我反思、举贤、罢免不称职官吏,借机加强吏治,形成了比较系统的灾害吏治机制。     

儒学与汉代灾害吏治机制

儒家十分重视吏治,强调举贤,要求官吏自我反思、仁政爱民、廉政济民。汉代独尊儒术,以经治国,灾害期间,以儒家吏治思想为依据,注重从上到下的自我反思、举贤、罢免不称职官吏,借机加强吏治,形成了比较系统的灾害吏治机制。     

汉代社会教育

汉代是中国封建社会一个重要繁盛时期,也是中华民族共同心理、民族个性特点形成初步定型时期。这与汉代推行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社会教育政策有着密切的关系。汉武帝时建立了我国最早的大学——太学,完成了从乡村到京都门类齐全、形式多样的学校教育体系。同时加强官吏的职官教育、军队教育、边疆地区教育以及全社会教化,完成了全社会全民族的思想统一,形成了统一稳定的民族心理,促进了社会稳定,推动了民族化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