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穷而后工"说与"发愤著书"说辨异

本文认为,我国古代文论中的"穷而后工"说与"发愤著书"说是两个不同性质并包孕不同理论内涵的命题,人们惯常把后者视为前者的理论上源,这是有欠准确的."穷而后工"说回答的是作家的创作为何而工的问题,而"发愤著书"说回答的则是作家的创作何为而作的问题,一个属于作品缘何而工的成因说,一个属于情感缘何而发的动因说,两者各有其独自的理论内涵.     

司马迁“发愤著书说”的心理美学内涵探析

“发愤著书说”是司马迁在继承屈原“发愤以抒情”理论的基础上提出的一个文艺心理学命题。它蕴含着强烈的心理内驱力,是司马迁完成《史记》的心理动力;它隐含着内心巨大的自我表现欲,成为司马迁实现人生超越的心理基础;它饱含着深切的情感体验,透射出司马迁在《史记》上取得巨大成就的心理根源。     

维汉“发愤著书”说之比较

古代维吾尔族与汉族的“发愤书”说学思想，既有相同点又有相异点。相同点是：双方都注重通过书使自己声名不朽，并看重抒写创作主体的思想感情。不同点是：维吾尔族注重书的社会历史作用，汉族关注主体感性生命的延续，而且强调在身体残废的情况下发愤书；维吾尔族则看重知识化的传播。     

论“发愤著书说”在中国古典史剧创作中的实现

受中国传统诗学发愤著书说的影响，中国古代文人创作历史剧时有着强烈的情感倾向：抒发作者科场蹭蹬、知己难遇、去位巷处的忧愤之情。情感支配创作心态，进而表现为历史剧创作中题材选择的现实写照性与主旨表达的自喻性、补偿性。文人创作的历史剧不仅展示了历史剧作品所描写的既往历史，也反映了文人剧作者身处其中的当代史以及文人剧作者个人的命运史。     

“诗言志”系统理论的发展和递进层次

“诗言志”是中国诗论的“开山纲机”。从屈宋的怨尤悲愤,司马迁“不虚美,不隐恶”的“实录”,到建安风骨的“梗概我气”,中唐新乐府的“风雅比兴”,以至明末遗民的亡国之痛和晚清救亡之志士的抒怀,“言志”一直是中国文学的一个重要主题。“诗言志”系统理论的三个递进层次：“诗以言情”说、“发愤著书”说、“穷而后工”说。     

司马迁“发愤著书”说浅析

《史记》是史学、文学史上的不朽名著,其中也反映了司马迁的文学观。本文谨以《太史公自序》一文为主要依据,参考《报任安书》及《史记》中与文学有关的篇章,分析司马迁"发愤著述"说的产生原因、内在精神及价值,力图以此来解析司马迁文学观的内涵及影响。     

弗洛伊德“性力升华说”探微

弗洛伊德坚持“性欲乃是人类取得的一切成就的源泉”，认为“本能的升华是最引人注目的文化发展的特征；正是由于升华，高级的心智活动、科学活动、艺术活动或思想活动才成为可能。”人们对此很有异议。其实，弗洛伊德是在对“性”的最广泛意义的理解基础上创建他的“动力心理学”的，他试图从他对人的个体心理理解的立场出发，来解释人类的全部历史、全部事件和社会生活的结构，并以此建立一整套关于人类精神生活规律的学说和理论。深入探寻弗洛伊德性学说的底蕴，澄清他的“性力”、“原欲”概念的内涵，真正领悟其“升华”思想的真谛，才有可能拓宽我们的视野，深化对复杂纷繁的人的精神世界的研究。     

谈韩愈“不平则鸣”说的缘起及内涵

韩愈"不平则鸣"既可"自鸣不幸",亦可"鸣国家之盛";但并非哀乐并举,仍然以抒怨为主,所谓"羁旅草野"之士"善鸣","穷苦之言易好"."不平则鸣"说上承孔子"诗可以怨"、屈原"发愤抒情"、刘向"愤中形外"、司马迁"发愤著书"等前人理论.又对后世欧阳修"穷而后工"、李贽"不愤不作"等理论的提出产生了重要影响,是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上的重要财富.     

“发愤著书”说在唐宋时期的新发展

“发愤著书”说在唐宋时期的新发展。以韩愈的“不平则鸣”、欧阳修的“穷而后工”影响最大。陆游、辛弃疾以自己的创作实践给“发愤著书”说注入了爱国主义精神     

弗洛伊德精神分析批评“升华说”下的艾米莉·狄金森的情爱诗

人们往往从美国女诗人艾米莉·狄金森诗歌反映的主题把她的诗分为爱情诗、死亡诗、自然诗、宗教诗等,笔者认为狄金森的诗有一些表现的是性爱的诗,和单纯表现爱情的诗是有所区别的。本文运用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批评的"升华说",解读艾米莉·狄金森的性爱诗,诗人采用了意象,运用了隐喻、象征的手法,对性爱进行了描写,表达了她对情爱、性爱的渴求。     

中国古代文论元范畴"圆"研究

圆是中国古代文论中一个重要的元范畴,具有丰富的人文内涵,它与中华民族长期积淀的民族心理及思维模式息息相关,与道家"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的"道"、封建集权思想及儒家"助人伦,成教化"的功利目的都有很大的关联。在文学实践中这种"圆意识""圆文化"凸出地表现为"月亮"意象和"大团圆"的结局模式,后者既有其民族性、大众化的一面又有其封闭性、保守化的一面。本文试图从文字溯源、生态文艺学、合成构词、人文内涵、文艺实践等角度立体展现"圆"的丰富内蕴。     

民俗学视角下的古代文学教学刍议

古代文学与民俗学关系密切,在古代文学教学过程中可以适当引入民俗学知识。在教学过程中,教师讲解作家生平经历、作品意涵等内容时,皆不应忽视民俗文化这个重要因素。在设计课程作业时,也可结合民俗学知识,布置相关作业题目。若能依此实践,在一定程度上可丰富学生对古代文学内容的认知与理解,可增强他们对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历史记忆,也可改善当前古代文学教学存在问题的现状。     

意识形态视域下的中国古代女性文学研究

在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中,女性和男性一样积极地参与着人类各项文明的创造活动,男女两性共同构建了社会的文明,但最终的结果却是男性占据着中心地位,而女性长时间地处于边缘位置。从意识形态发展的角度,阐述女性文学的历史境遇,揭示女性文学的“女性”失语原因以及探讨女性文学的价值和出路。     

中国古代文论课程接受效果优化论

中国古代文论课程因其与现代接受者文化背景差异及时空间隔久远而产生现代研习上的困惑与障碍,影响了接受者的学习效果。接受障碍具体表现为：古代语言文字的阅读理解障碍;历史文化语境的隔阂;相关文学创作实践的认知与理解缺失等。基于存在的以上问题,采取如下教学策略：重点理论文字资料的采择及学习者课下的独立预习;理论生成文化背景的延展介绍;重点作家的了解与作品的体验性研读等。期望在以上措施的实施中,学生的接受能呈现更优化的效果。     

海明威“冰山理论”的前景化解读

利用前景化理论对海明威的“冰山理论”从构成机制、作用机制及文学艺术发展等角度进行了解读,认为二者在对于艺术创作的阐释上是一致的。对海明威的短篇小说名篇《杀人者》从情节构思和人物塑造两个方面进行了实例分析,从而证明前景化理论和“冰山理论”的有机结合可以更好地分析解读海明威的作品。     

论原典阅读与“中国古代文学”的教学创新

原典阅读以及相关课程的开设,是创新“中国古代文学”教学的一条重要途径。它有助于纠正学生对文学史的认识误区;改变被动接受知识的定式;提高毕业论文的创新能力。在具体的创新实践中,应当注重文本阅读的科学性,课程设置的多层次性,考核方式的多样性,以及考核范围的灵活性。     

指称理论视野中的古诗英译

在英译中国古典诗歌的过程中,由于语言文化的不同,中国古典诗歌的整体效果、语言张力、社会及文化蕴涵、文字等诸多义项难以传达出来,中文指称语的所指、意义、联想等方面被译成英文后存在不对等,而指称理论的指称范围为英译古诗提供了一个新的思维视角.     

中国古代文论视野中的"韵"

中国古代文论对“韵”的论说,主要体现在两大领域:一是古典诗论对“韵”的论说,二是古典词论对“韵”的论说。其内容,主要表现在三个维面:一是对“韵”作为文学审美之本的标树;二是对“韵”审美特征与要求的探讨;三是对“韵”的创造与生成的考察。我国古代文论对“韵”的论说,为我们今天更好地把握“韵”的审美范畴提供了学术平台。     

中国比较文学因素的产生

比较文学的出现是人类社会文化及文学本身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各民族的文化在交流过程中不断碰撞,为比较文学的产生打下了基础。文章从中国文学的发展入手,逐步介绍了在中国文学的发展道路上,不同民族、不同文化对其产生的影响,并以此来论证比较文学的因素在中国的渊源历史。     

古代文论原创性的还原和虚静研究

古代文学理论的价值在于其原创性。加强对这种原创性的研究,是建设中国文学理论的重要工作。以虚静的研究为例,虚静对艺术创作的重要性,可在文学实践和心理学中得到证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