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诗》说探赜

孔子与《诗经》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论语》记载他整理《诗》,切磋《诗》,雅言《诗》;《史记》本传记载他删选《诗》,弦歌《诗》,传授《诗》;先秦两汉其他文献记载他品评《诗》,征引《诗》,以《诗》为据而证言证行,议人议事,等等。孔子对于《诗经》这种情有独钟的态度及其发表的诸多     

从《论语》看孔子的诗教

诗教在我国古代社会生活中有着重要的地位，孔子以降，诗教便成为一种以今本《诗经》为范本，浸润着礼义德行教化的教育，深为整个社会所看重。本旨在对孔子诗教的形成、功用及特点作简要阐明，以期获得对“孔门诗教”的较深入的认识，从而以正确的态度对待《诗经》，对待诗教。     

上博《论诗》竹简与《诗》的本质和编集

诗是抒情的。《诗经》原无定本。先秦人的“诗言志”和两汉人的《诗》“采”编说，都是大谬不然之论，并不符合先秦诗骚的创作实际和《诗经》本的编集实际。2000年8月公开的上博战国竹简《论诗》对此提出了新的佐证。     

从《孔子诗论》看先秦与汉代说《诗》之异同

汉代对《诗经》的研究继承了先秦研究《诗经》的成果,同时也注入了汉儒对于《诗经》的独特思想和汉代的时代特色。上博简《孔子诗论》的出土,使我们可以进一步深入地认识先秦与汉代在说《诗》态度、对《诗经》社会作用认识、对《诗经》政治作用认识、对《诗经》历史性认识等各方面的异同。     

在先秦儒家《诗》学链条中观照《孔子诗论》

《孔子诗论》是距今大约2257±65年,即公元前三世纪的重要出土文物。它对《诗经》学中的基本概念,如＂风＂、＂雅＂、＂颂＂、＂诗言志＂等作出了明确的阐释,在《诗经》发展史上,是儒家诗学系统的产物。在先秦儒家诗学的发展链条中,它在孔子与孟子之间补充了一个新的环节,从而为研究先秦儒家学派对《诗》的继承与创新的过程,提供了重要的线索。     

《左传》与《春秋》比较

《春秋》本是先秦时期史书的通称,墨子说的“百国春秋”,即指当时各个诸侯国的国史。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意谓西周圣王采诗之事消失以后。象《诗经》之类的著作也就没有了;《诗经》之类的著作没了《春秋》之类的历史书籍就产生了。这些历史书籍所记的皆为齐桓公、晋文公等争霸。主事,所用的都是一般史书的笔法。我们这里所说的《春秋》,乃专指孔子编修的、自汉以来被历代认定为“六经”之一的“鲁之《春秋》”。孔子自己亦云:“其义则丘窃取之矣。”*他的意思是说,诸侯各国史书褒善贬恶的大义我都私下取来写进鲁国的《春秋》里了。     

《国风》未必经过孔子编订

自汉代以来,学者普遍认为《诗经》是经过孔子整理并最终编订成书的。但是在先秦典籍和《诗经》文本中,均找不到孔子编订《国风》的证据：先秦典籍中未见孔子编订《国风》的记载,《国风》篇章未必经过孔子编选,《国风》的目录未必经过孔子编订,《国风》不大可能经过孔子的辑佚;却可以发现孔子编订过《雅》、《颂》的痕迹。后世对《国风》的编辑疑问很多,都是因为它未必经过孔子编订之故。     

孔子《诗》说研究——兼论孔子《诗》说对儒家诗论的影响

孔子对《诗经》的评论历来是《诗经》及古诗论研究中的热门话题,但由于孔子所论过简,后人理解分歧很大,故本文试做集成式研究:以《论语》为主,尽可能全地勾稽孔子《诗》说;分类研究,认为孔子主要论及《诗经》的性质、功用、用诗方法及审美标准;本意考辨,尽可能全地勾稽历史上对孔子《诗》说的不同理解,考辨孔子《诗》说本意;考镜源流,孔子发展了前人零星片断的见解,又直接影响了汉儒的《诗》学观念及儒家功利主义诗论。     

《左传》引《诗》考

《左传》代表了先秦史学的最高成就,《诗经》又是我国文学史上第一部诗歌总集,由于二者在文学史上的特殊地位而具有密切关联。先秦文献有关引《诗》的文献中,《左传》最具有代表性。已有众多学者对《左传》引《诗》的原由和引《诗》方法做了大量研究。试就其引用《诗经》的篇目、次数和引用的特点而言,对引《诗》情况作全面的考证和分析,为研究《左传》和《诗经》提供一些参考。     

王质《雪山词》的题材内容

王质（1135—1189），其先郓州人，后徙兴国军（今湖北阳新县）。绍兴三十年进士，官国子正、敕令所删定官、枢密院编修，通判荆南府，后奉祠山居。今存《诗总闻》、《雪山集》、《绍陶录》等。《诗总闻》为宋代去毛序研究《诗经》的三家作之一。李家树认为：“王质的《诗总闻》在宋代甚至整个‘诗经学’的历史上是一本忽略和被低估了的《诗经》专。”“真正打倒《毛诗序》的，在南宋是郑樵和王质。”     

孔子删诗说考辨

《诗经》是否经孔子删定，至今仍无定论。本文从五方面加以考辨，以说明孔子删诗说之可信。１．有较早较多的史料赞成孔子删诗说；２．否定孔子删诗说者的主要根据不足以服人；３．孔子有必要也有能力删诗；４．从《诗经》本身可以看出孔子删诗的迹象；５．现存先秦文献中，亦有孔子删诗的痕迹。     

孔子论《诗经》

《诗经》是中国古代的重要文化典籍,孔子十分重视对《诗经》的阅读理解,发表过许多关于《诗经》的言论,现就《论语》中的有关言论择要介绍如下:△子曰:“《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论语·为政》)〔译文〕孔子说:“《诗经》中全部诗篇的意义和价值,用一句话来概括它,就是‘思想纯正’。”〔提要〕孔子概要指出《诗经》的主旨。△子曰:“《关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论语》·八佾)〔译文〕孔子说:“《关雎》这首诗,快乐而不放荡,忧郁而不哀伤。”〔提要〕孔子认为《关雎》这首诗的思想感情把握适当,符合中庸的原则。△…     

从孔子论《诗》看孔子的诗学思想

孔子一生没有留下论诗的专门著作。由孔子的弟子或再传弟子撰辑而成、记载孔子及其弟子言行的《论语》，通过孔子与学生的一些片言只语的简洁的对话，发表了他对《诗经》的～些精辟独到的见解，是其闪烁光辉的论诗真言。孔子的诗学思想，主要体现在他对《诗经》的评谈中。孔子是第一个深知《诗三百》的艺术价值和政治思想意义、也是第一个接受《诗三百》教益的大人物。在诗方面，孔子的主要贡献在诗论。春秋时代的一些美学和诗论的新观点在孔子的发挥下趋于成熟，且为整个中国封建社会的诗论奠定了基础。与孔子的中庸思想相对应，他诗论的一…     

上博《论诗》竹简与《诗》的本质和编集

诗是抒情的。《诗经》原无定本。先秦人的“诗言志”和两汉人的《诗》“采”编说 ,都是大谬不然之论 ,并不符合先秦诗骚的创作实际和《诗经》文本的编集实际。 2 0 0 0年 8月公开的上博战国竹简《论诗》对此提出了新的佐证。     

《诗经》中反映的先秦时代的婚制婚俗

先秦婚制和婚俗是产生《诗经》婚恋诗的社会土壤,《诗经》婚恋诗也因而分为贵族婚恋诗和民间情歌两大类。这两类婚恋诗,都从不同的层面真实而生动地反映了先秦婚制和婚俗对社会各阶级阶层婚恋生活的不同影响。通过时《诗经》婚恋诗的研究,我们可以了解到先秦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     

《孔子诗论》与《毛诗序》对比见战国秦汉儒家思想嬗变

上博简《孔子诗论》是先秦战国时期的儒家诗论著述，是最早成体系、有逻辑的关于“诗三百”的诗论评述，体现了先秦儒家诗学思想。《毛诗序》作为汉儒的诗学论述，它与《孔子诗论》一方面具有相承性，二者属于同一诗说系统；另一方面，二者又具有很大的差异，主要体现在《毛诗序》诗旨阐释中女性角色和“美刺说”的出现，以及《毛诗序》与《孔子诗论》在说诗目的和风雅颂次第的不同，体现出不同时代论“诗”作品的独特之处，也体现出不同历史阶段儒家思想的差异性。在两者所传达出的诗学思想的对比中可以考察自先秦至汉代儒家思想的嬗变，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经学化的解经趋势，民本思想的转变与儒家思想对法家思想的融合，施教观念的转变。在这三点背后，便是不同历史阶段儒家思想的差异以及儒家思想自先秦至汉代的发展历程。     

先秦“兴”的滥觞——《诗“兴”论》之一章

以“兴”论诗,始于先秦,虽只语片言,简略不详,有的甚至难以诠解,且与诗的审美特质相距甚遥,但追溯后世涛“兴”之论滔滔洪流的滥觞,则又必自先秦始。 先秦以“兴”论诗,以孔子“兴于诗”、“诗可以兴”二语为最明确,也最能体现先秦诗“兴”之论的特点与时代精神,故本章以孔子之语为中心与归宿。孔子用的是“兴”的本义:“起”,或曰“起发”、“感发”。汉人释为“引譬连类”,并以“兴者喻”释《诗》(《诗经》),形成“比兴”说,故本章又侧重揭櫫先秦如何以诗为喻及其与“兴”的联系,以与汉人之说“接轨”。     

《氓》释义综述

《氓》是我国古代一篇优秀的叙事诗,古往今来许多学者对此诗有过分析、评价,不同的学者有着不同的看法,概括起来有先秦《诗》学、《诗经》汉学、《诗经》宋学、《诗经》清学和现代《诗学》五个阶段。     

在选择中定向:《荀子》用《诗》的价值期待

《荀子》之于《诗经》学,最大的贡献,莫过于呈现了从孔子、孟子到汉儒的继往开来:通过对孔子"删诗"和论《诗》的回归,对孟子说《诗》方法的承继,对《诗经》中思想政治教化价值的定向选择,借以达到其以《诗》"证礼""隆礼"的目的 。     

孔子的“言诗”与《毛诗序》的释诗

《论语》中载有孔子与弟子子夏关于《诗经》的对话,称赞子夏"可与言诗"。所谓"言诗",历来理解为对《诗经》义的讨论,从而把子夏言诗作为他通晓《诗经》之本义并写作《毛诗序》的证据。其实,孔子的"言诗"是"赋诗言志"的意思,它在春秋时代是从属于礼乐仪式的说话方法,与后来直接讲解《诗经》的《毛诗序》没有关系。孔子对于《诗经》的所有论述,都是围绕"赋诗"而展开的,而并没有阐释《诗经》之本义。战国以后,社会意识形态的载体由礼乐仪式转为经典,才产生了企图诸首解释《诗经》的《毛诗序》。但因为释《诗经》者仍未脱离上古以礼乐为治的时代所形成的隐喻思维模式,仍然用发微索隐的方式去理解《诗经》,故使《诗经》的本义长期被掩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