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夏的钟

门前的两棵枣树,是父亲去年从老家溪滩上替我们挖来的,细不过两枝,高不过两尺。在杂草和绿树丛中,它们纤弱得就像两片蜂蝶的翅膀,任何的一抹风,都会将它们的叶子吹皱;任何的一滴雨,都会将它们的枝干打歪。它们常常会在晨露和夕阳里无声摇摆,     

自行车上的日子

我的母亲相貌不漂亮,这是真的。就是这个原因,她嫁给了我父亲,也只能嫁给我父亲,一个老实巴交的外地人。1991年的夏天,他们有了我。我依稀记得母亲曾对我说,我和父亲是她的希望,我那时还太小,不明白何为希望。     

秋天的钟

晨光来临的时候,我就听见银子的声音,它来自曾祖父的挂钟。从什么时候就开始了?暖暖的阳光里有钟声的温柔。我醒了。我怎么会醒呢?钟还没响,钟挂在那     

十分钟的人生

父亲与儿子做游戏:10分钟代表一个人的一生,在这10分钟里,每人各翻一本书,从里面找"黄金"这个词,谁找得多谁就赢,计时开始!儿子双目圆睁,父亲逐页寻找。房间里很安静,只听见刷刷的翻书声。"找到一个!"一分钟后,儿子兴奋地叫道。"我也找到一个。"父亲叫道。电子表上的数字不紧不慢地跳着。5分钟后儿子蹦起来:"第三个找到了!"父亲慌了:"我这里的‘黄金’     

论改革开放十七年来精神文明建设的理论与实践

通过对改革开放十七年来精神文明建设理论发展历程的回顾、精神文明建设实践的回顾总结,充分肯定了十七年来精神文明建设的丰硕成果,同时提出了精神文明建设的理论与实践存在着不协调、不同步、甚至反差的问题。文章分析了存在问题的原因和搞好精神文明建设的思路。     

论作家的个人经验及其改写——十七年文学研究方法的一点思考

十七年文学已经成为当代文学研究的一个热点,但是作家的个人经验进入作品的方式,作品对作家经验的改写以及改写的标准目前还没有引起研究者足够的重视.从作家的经验及其在文本中的改写入手,寻找十七年作品中作家修改自身体验的共性与个性,并进而把握十七年文学背后的时代精神的主流,对于推进十七年文学的研究,无疑会有所帮助.     

论“十七年”话剧文学的文体结构形态

本文以“十七年”时期的话剧文学创作为研究对象,从文体结构形式这一新颖角度,对“十七年”的话剧文学态势进行了重新梳理,总结并归纳出了情节推进式文体结构、抒情式文体结构、人像展览式文体结构等三种独特而富有艺术魅力的文体结构形态。     

建国后“十七年”文学中感伤的革命英雄叙事

在建国后“十七年”中,个别作家写出了一些感伤的革命英雄叙事.虽然这些文本的作者不能完全摆脱当时政治文化的影响,但由于他们内心有对生命存在的敬重,有面对自己复杂内心世界的真诚和勇气,就在一定程度上超越了时代的限制.     

论萧殷十七年文论的对话性

萧殷的十七年文论,十分鲜明地体现出了对个性与集体、形式与内容、倾向性与艺术性的既矛盾又统一关系的重视。这种重视,使萧殷的十七年文论的内涵显得较为丰富与复杂,而这种丰富与复杂又从一个方面折射了十七年文论现代性的综合性特点。当然,由于种种原因,萧殷的这种对话性思维并没有在他的文论中得到完美、彻底的实现。但无论如何,他在个体与集体、形式与内容、倾向性与艺术性之间寻求对话的努力,至今都具有重要的启示性意义。那就是,只有坚持以综合性思维和方式去看待文学,对于十七年文论的评价才不会出现极端化的倾向。     

时代激情中的副歌：“十七年”诗歌的意象特征

建国十七年诗歌意象从符合政治需要、时代激情与生活想象出发,与表现对象之间的关系比较直接,意象的选择普遍用于抒发爱国主义和政治主题,崇拜英雄、追求光明,是一个时代的产物。     

权力话语之下的女性出路——论十七年小说中的女性叙事模式

十七年小说中塑造七年小了众多的女性形象,其中的女性叙事也呈现出一定的模式特征,本文试从十七年主要的小说中概括出女性叙事的模式：翻身模式、成长模式和战天斗地模式,探究出十七年小说中女性叙事的规律特征,以此来窥测女性的出路及解放.     

潜隐在政治下的女性意识——浅论"十七年"女性文学

“十七年”时期的文学给人的印象是英雄的文本、革命的文本、无性的文本,所以作为文学一翼的女性文学始终没有被另提别论,以至有人认为“十七年”不存在女性意义上的文学。通过戒除对“女性文学”作过于狭隘的理解,充分考虑“十七年”女性文学特定的历史和现实语境,我们方可发现,“十七年”女性文学一定程度上仍然在对社会生活和女性生活的文学表现中或隐或显地融入了女性的性别意识和审美经验。如杨沫的《青春之歌》、茹志娟的《百合花》、宗璞的《红豆》。     

在革命的阳光下谈情说爱——论十七年经典小说中的情爱叙事

在十七年经典小说中，革命叙事话语的夹缝里赫然地镶嵌着情爱叙事。一方面，革命叙事压抑了情爱叙事，情爱叙事打上了政治烙印，呈现出被简化的屈从地位；另一方面，革命叙事借助情爱叙事完成对宏大主题的书写，情爱叙事使人物形象丰满、细腻、真实，使小说结构紧凑、有悬念，也使小说变得生动、耐读、有人情味。情爱叙事在革命话语缝隙中的存在，既来自于作家从现实出发的创作态度，也是对民族传统小说和现代小说叙事经验的吸收融会，它使十七年经典小说具有超时代的价值，而不是一种简单的政治化文本。     

悔悟

人永远是幼稚的动物,只有当失去了,后悔过,才会成熟长大。一幢普通的居民楼,一间略有些破旧的房屋,一位约莫四十岁左右的中年女子此刻正独自呆在屋内,似乎她正在等待着某一个人的到来。     

论十七年诗歌的文学史书写

纵观五六十年代出版的《中国当代文学史》到九十年代以来的各种诗歌史和文学史,关于十七年诗歌的叙述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折射出文学史编纂观念的变迁,也深刻地体现了政治、文学观念、市场等各种力量博弈的过程。对十七年诗歌的文学史阐释进行梳理,有效地为十七年文学史的研究提供清晰的参照,并有助于完善当代文学史书写问题的探讨。     

“十七年”共和国史研究的起步与初创——以近代史所为中心的考察

"十七年"间共和国史研究的发轫和草创,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充当了相当关键的角色。因诸多有形无形的制约,"厚今薄古"的史学理念真正身体力行殊非易事。回顾十七年间共和国史的起步与初创,梳理近代史所在"十七年"间推进国史研究的种种构想和实践,及所遇窒碍、所历曲折,不能抹煞前人的探索之功,然亦有值得深长思之的经验教训。共和国史学科初创所遇窒碍,问题的症结并不在于学科建制、研究力量等方面投入不足,恐怕主要也不在于研究的视距过短,而在于其作为历史学次学科的基本学科规范与学术品格难以得到必要保证。     

棉花朵朵入梦来

父亲去世后,我曾几次恳请母亲来我的小家,但母亲执意要在家守满三年,拗不过,只好依她。平日里,隔三差五,我就打电话给母亲,母亲总是笑呵呵地说没事没事挺好的,而母亲却很少打电话过来。那年,那日,母亲电话打来,我很是诧异,心想必定有事。接过电话,母亲说,闺女,要被子吗?我连声说不要不要,结婚时的棉被还有没用的呢,小家里都没处放啦。听我说不要,母亲的语速开始加快,说,咱老家有这样一个     

世间至高的赞美

读大三的女孩暑假回家,心事重重,做什么事情都提不起兴致,黄昏时,常常对着一棵橡皮树发呆。父亲问她,有心事?她说,没有。表情却极不自然。她当然瞒不过自己的父亲,她的眼神可以暴露一切。在父亲的追问之下,女孩终于道出实情。原来,是因为一位男孩。那男孩给她写过情书,那男孩在电话里对她表白,甚至,那男孩对她说过,暑假时,他会去看     

十七年思潮下冰心的散文创作

冰心的文学创作涉及诗歌、散文、小说等多类文体,其中散文的创作成就最高。对于冰心的散文研究,前人多集中在建国前以及新时期以后,而对于作家在十七年丰富的散文创作却少人问津,这对冰心的散文创作的研究不能不说是一个缺憾。若从思潮的角度去观照冰心在十七年的散文创作,会发现冰心对时代语境的自觉顺应与不自觉的游离。     

新中国十七年(1949-1966)婚姻观念的嬗变

新中国十七年(1949-1966)婚姻观念的嬗变主要表现在婚姻自由、择偶观、晚婚、离婚、再婚和军婚等方面.其中,婚姻自由作为这一时期婚姻文化的核心内容.从根本上摆脱了传统婚姻的家长决定权,弘扬了自我意识和追求自由的勇气,成为新中国婚姻观念的主流.这一时期人们择偶更注重政治思想一致,追求互相爱慕与情投意合,逐步改变了以金钱、相貌取人和门当户对的择偶观念;同时,倡导晚婚、尊重和保护军婚等观念逐渐形成,离婚、再婚成为得到社会普遍认可的正常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