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康德的“人为自然立法”确立了认识论中的主体性原则

康德在其《纯粹理性批判》巨著中提出的“人为自然立法”的著名命题,标志着康德所进行的是一场认识论的变革。他以宏伟的气魄,对传统认识论中人与自然、主体与客体的关系进行了根本的改造,实行了“哥白尼式逆转”,把认识论的中心从自然转到人上来,把主体在认识论中的被动的静态理论发展到能动的动态理论,确立了认识论中的主体性原则。康德的主体性原则意义极为深远,它的革命性精神已远远超出哲学认识范围而影响到人类文化思想领域。虽然它还具有先验唯心主义性质,但其理论价值和意义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     

论人对“逻各斯”认识的有限性

基于赫拉克利特的残篇,尝试从认识论的角度对赫拉克利特的“逻各斯”做出一种合理性的解读。首先指出人通过智性认识的是一种可被言说的属人的逻各斯,这样的“逻各斯”是基于人的认识能力的一种“有”;源初性的“逻各斯”本身是不能在属人的经验界限内得以认识的,正如赫拉克利特在残篇中所描绘的这是“那智慧者”的逻各斯,是一种作为万物之所以有的“无”,其自己展开自身又返回自身。那么对“逻各斯”的认识就陷入了一种困境。通过分析发现,在认识论中作为认识主体的人对源初性“逻各斯”认识的思维有限性即人的有限性是产生这样的困境的根源,最为直接的表现为人的可“思”却不可“言说”的尴尬困境。最后,对人的思维有限性即人的有限性这一问题以及如何才能规避这一有限性从而直面“逻各斯”本身做出尝试性思考。     

中小学教师科研活动中的管理主义——基于对相关官方文件与若干结题报告的分析

教师科研活动中的管理主义倾向对教师科研活动以及教师作为研究者这一专业身份产生影响,本文基于对相关官方文件与教师撰写的若干教育科研结题报告的文本分析发现,教育行政部门对教师科研活动的管理手段反映出管理主义倾向,融合着新泰勒主义、企业家精神和文化管理三种管控机制.在管理主义背景下,专家的知识权威与管理机构的管理权威构成“官学联姻”,将一线教师当作科研活动的执行者和单纯的技工而非研究者;教师作为教育研究者的专业身份不被承认,并被置身于“官学联姻”所主导的专业化进程中.为了摆脱管理主义的束缚,教师科研应回归其校本、实践和批判的特性,保障教师作为研究者的专业身份,并使科研活动超越具体项目、政策执行与实践问题,成为教师的心智习惯、认知方法与存在方式.     

术语的转变:精神分析理论的后现代转向

在当代精神分析理论中,传统术语的重要性逐渐被新术语所取代,这种术语转变的实质是精神分析理论已经发生后现代转向.精神分析理论在术语方面的转变主要体现在三个术语上.认同概念逐渐被认可概念所取代,反映出认识论基础由逻各斯中心主义转变为后结构主义.付诸行动概念被扮演所取代,体现的是认识论基础由表象主义、基础主义、本质主义转变为新实用主义.压抑、分裂概念被解离所取代,意味着认识论基础由客观主义、实证主义转变为视角主义.当代精神分析理论理论核心由强调描述单独个体变为重视交流互动,并促使精神分析家们创造新术语以适应其理论核心的变化.     

试论哈贝马斯的商谈伦理思想

哈贝马斯在交往行动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商谈伦理学,指出交往行动实质上是主体之间以语言为媒介的商谈（对话）关系。商谈是其核心概念,普遍化原则和话语原则是其两大原则,认知主义和程序主义是其基本特征。通过商谈伦理学的建构,完成了他的交往理论的论证过程,把理论层面的交往理性扩展到实践层面的交往理性,并将商谈伦理学作为交往行为理论的有机组成部分,共同构成批判的社会理论的规范基础。     

西方理性主义文化的内在张力析

自文艺复兴以来,西方资本主义社会逐渐形成了理性主义文化模式,成为主导社会运行的内在机理和图式,并形成西方人的理性存在方式。但这种文化具有内在的文化张力,造成理性的人难以逾越的两难生存境遇,既促进人的主体性的觉醒又造成人的全面异化。其原因是古希腊文化、基督教文化和近代理性主义文化所孕育和发展的“逻各斯”精神和“努斯”精神的二元对立。在当前中国文化发展中,要反思批判当代西方理性主义文化,消解西方主义文化霸权,建构社会主义理性主义文化,积极向世界建构中国文化形象,助力中华文化走向复兴。     

论计算主义的心智观

计算主义是当今哲学界备受关注的新思潮。计算主义的心智观即心灵的计算理论（The Computational Theory of Mind）以计算机作比拟来试图揭示人类心智认知之谜，这使得它一度成为当代西方哲学界的宠儿。虽然心灵的计算理论所提出的独特的心智解释模型也面临着许多诘难，但是，这种全新的理论对如何发展当代的马克思主义心智学说却有着特殊的启示意义。     

论本雅明的“可译性”及关于翻译的哲学思考

关于翻译“可译性”的讨论,标志着由翻译研究中的经验主义、描写主义学风向支配翻译及翻译研究中的理性逻各斯的转向。这一“认识论”上的转向意味着对翻译研究中所盛行的“理性惰性”和斥翻译研究为“派生而非原生态”的观点的质疑。我们将立足于语言存在论的现代阐释哲学、本雅明译论以及德立达对于本雅明之补充,并从语言与物、语言间性以及“可译性”与“纯语言”之间的辨正关系入手,对翻译之“可能性”进行考察。     

当代认知生成主义的理论研究进路及其哲学反思

认知生成主义的产生有其认知科学的学科资源和现象学哲学基础。认知生成主义在挑战、批判并超越传统认知科学研究范式的基础上,目前已经至少发展出了三条理论研究进路：自创生的生成主义、感觉运动的生成主义和激进的生成主义。这三条并存的理论研究进路对认知生成主义研究的侧重点和结论各有不同,表明了当代认知生成主义研究呈现出复杂的“争鸣”现象。这些理论研究进路具有重要的哲学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意义,但也暴露出一定的模糊性、争议性和不彻底性。因此,我们需要对它们进行哲学反思,这对于揭示当代认知生成主义这一研究纲领的复杂性和对未来生成认知科学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超越莫拉维克悖论：人工智能教育的身心发展隐忧与应对

人工智能对教育的深化赋能令人赞叹“智能”的无穷魅力,然而莫拉维克悖论让人们认识到人工智能的“可为”与“不可为”,从而可以更加理性地审思人工智能在教育中的“为何”与“何为”。从具身认知理论的视角来看,人工智能的“无感”特性使其在教育中的应用难免存在“离身”的现实局限,从而导致“离身”规训和教育的“具身”需求产生矛盾。由此引发的教育中的身心消解隐忧体现在两方面：一是教育由真实存在让渡虚拟生成,引发身体功能退化;二是教育由积极效能转向被动规训,导致心智功能产生异化。为避免在人工智能教育中出现上述问题,需要以“身心回归”为根本逻辑,通过唤醒身体的教育潜能与重塑心智的正向生成,促进人机和谐共生并走向协同共进,在技术向善和生命至善的伦理场域达成“人、智能技术和教育”相互成就的自然状态。     

从范式视角看哈贝马斯传统理性观批判的成就与问题

在哈贝马斯的理性类型学中传统理性观是一种追求普遍性、必然性和永恒性的理性,它的范式缺陷是远离生活世界,脱离人的言行和具体的社会生活,属于一种"逻各斯中心主义"理性。哈贝马斯对此理性观的批判建立在他的回归生活世界的范式转换之上。回归生活世界是他的哲学范式的"源头活水"和对传统理性观批判的范式尺度。然而,若与马克思的回归社会现实相比较,哈贝马斯的回归却是一种普遍语用学的回归,他的交往理性的根须并没有扎进现实的生活世界的土壤之中。他的"范式自觉"帮助他在语言哲学主体间性的范式轨道上推进了理性,但他的范式的形式主义停留使他的理性重建仍然属于马克思所批判的观念革命。     

论罗蒂的后现代科学哲学

在后现代主义科学哲学的视域内,罗蒂哲学的后现代特征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在对传统的科学哲学反思过程中,罗蒂提出了反基础主义的口号,极力主张反实在论,及表象主义和反本质主义,从而终结传统哲学的形而上学和认识论;在后哲学文化的设计方面,罗蒂的基本策略是以解释学替换认识论,以“弱理性”取代“强理性”,以协同性诠释客观性;在划界问题上,罗蒂批判了科学霸权主义,再次重申了划界问题的消逝。     

从“失序”到“有序”:生成式人工智能教育应用的转向及其生成机制

当教育者以批判性逻辑和局域经验性认知为基础,将注意力放在ChatGPT等生成性人工智能的异化利用上时,可以很轻易地挖掘其所引发的教育质量失控、运行失序、伦理失调、认知浅化、创新堕化等外在异己性风险,成为自觉公开或隐蔽抵制的“技术幽灵”,容易形成一种基于自我选择和自我强化的新的不平等。从ChatGPT等生成式人工智能所呈现的强情境化、重整合化、凸显个体差异性和内蕴批判精神的特征来看,生成式人工智能能为学习者重构空间、重建内容、重塑能力、重调过程、重建评价等,为破解单一知识来源、冲击标准化场域、打破封闭式教学和突破外在表现评价等教育异化现象提供“解决工具”。ChatGPT等生成式人工智能的教育应用“利好”转化需要以理想课堂建构为追求,建构人与ChatGPT等生成式人工智能工具实现共生成长的生成机制。对此,基于动机类别和联结机会,将生成式人工智能教育应用的转化机制区分为顺应型机制、响应型机制、主动型机制和建构型机制,旨在针对不同类型的动机和联结机会,促进生成式人工智能的科学应用,实现生成式人工智能从“失序”到“有序”的应用转变。     

胡塞尔对世界之为世界根源的探讨

胡塞尔认为科学意义上的世界并不是真正的客观实在,它是我们为日常生活世界量体裁剪的一件理念的外衣.一旦反思科学世界及作为它意义基础的生活世界,一切都陷入谜中.他认为只有通过不断还原所获得的纯粹意识才是世界之根源、本质.这种追求对世界根源明证性的理解却使他陷入了认知理性逻辑的绝对主义之中.本质上说,他是在使世界屈从于人的理性精神,其不知人类理性精神本源于人在世界中的现实实践.因而,只有从实践中主客体之问相互关系出发才能真正理解属人的世界.     

“主知主义”德育观的合理性及限度

“主知主义”德育观作为道德哲学和道德教育理论的一脉,有其内在的合理性。认知和理性是德性和德育的源泉;德性的获得需要理性的支撑;道德认知与思维构成了道德教育的起始环节。“主知主义”德育观又有其自身难以僭越的限度。它不能担保认知与实践的相涉相融;认知并非道德的唯一要素,知性教育亦非德育的全部;知识不能自动地成为道德指导,智慧亦不能填补道德的缺陷。“主知主义”道德观不能如其所是地确保道德教育的价值与实效。对其合理性予以德育学辩护,对其限度予以德育学反思,是为了建构一种理想的德育研究致思趋向,以超越单一的“主知主义”从而以整合的视域对多元道德取向予以统驭或涵摄。     

一种追求：做一个有德性的人

理性主义道德哲学倡导“义务论”,以“绝对命令”作为行为原则;功利主义道德哲学倡导“功利论”,以“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利益”作为行为原则;德性主义道德哲学倡导“实践论”,以“实践智慧”作为行为原则。我们从德性主义的视域对理性主义和功利主义道德哲学进行反思和批判,认为在德性主义视域下的道德追求应该是做一个有德性的人。这种德性,即实践智慧,表现为“中道”与“实践”的统一。     

西方批判课程理论试探

批判课程理论产生的社会历史背景是西方“唯科学主义”的泛滥、社会公正的衰微以及人的意识的日益虚假化，其哲学基础是人本主义哲学理论之一的“社会批判理论”，社会学基础则是20世纪70年代以后流行于英美的“新教育社会学”。整体论、理性观、批判认识论为理论基础，批判课程论的课程哲学观。批判课程理论在对传统课程范式进行批判的基础之上视课程为“反思性实践”，并关注学校教育及其课程的相对自主性、教师和学生的能动作用、学校化中的矛盾和冲突性质。     

美丽新世界的悖论——源于历史主义的乌托邦主义批判

乌托邦主义者从建立理想王国的良好愿望出发,结果却导致人间灾难。乌托邦主义源自历史主义,从历史主义的内涵、根源及其哲学传统入手,对乌托邦主义所造成的危害进行反思,并从六个方面对其进行了理性的批判。     

透视现代性——马克思现代性思想的独特视角

马克思不是停留在理性批判和理性重建的层面上探讨现代性问题，相反认为，理性原则从属、依附于利益原则。资本对劳动的统治和奴役是导致“现代性悖论”的最深刻的根源。马克思的实践批判是解决现代性的根本矛盾的一种切实可行的方案。马克思的现代性思想在现实矛盾分析中层层展开，表现出了理论批判和实践批判的双重视野。科学与价值的统一、批判与发展的统一是马克思现代性思想的两大特点。     

反思·定位·回归：论“教学认识论”

教学本体观是进行具体教学理论建构、评价与讨论的理论基础,也是教学实践的预设前提或“缄默的知识”。基于教学存在的建构交往观,作对近期有关教学认识论的研究所涉及的若干重要理论问题进行了剖析与讨论,指出并论证了现存教学本质“特殊认识说”及其衍生理论“教学认识论”所存在的重大理论缺陷,分析了其所存在问题的性质、理论失误的根源和学科发展的未来取向,认为其根本出路在于现存理论的合理定位和向本体论的回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