淮南格物说：一个高倡身体权利与自由的儒学新样态

朱子主要以“文”为所格对象,王阳明以“心”为所格对象,二者各有其流弊。王艮则以“身”为所格对象,隆崇保身、安身、尊身之义,划分了“人我权利之限”。“身”是“格物”“格心”所必须依托的载体。因此,“格身”实则是“格物”“格心”逻辑发展的必然结果,其核心内容是对个体权利和自由的保障,这当中涵括基本的物质需求、人身自由和价值选择自由等权利,这些权利皆是以“身”为本,代表了广大平民阶层的意志。然而,当它们与传统“舍生取义”的道德信念相抵牾时,王艮给出了道德和自由之间的折中方案,得出“止至善者安身也”的最终结论,这却在一定程度上颠倒了儒学重义于身的传统,崭露出异端的萌芽。     

论王艮理学思想的精神内核

“百姓日用即道”、“格物说”、“安身立本”等作为王艮理学思想的精华 ,表明了它对人的感性欲求的合法性、人的生存价值、人的独立思考权力的肯定。王艮的思想对有宋以来的理学进行了解构 ,成为宋明以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价值观念的理论形态 ,为中国哲学和文化的近代化做了必要的铺垫     

试析王艮的修身思想及其特色

修身思想是王艮学说中最为重要的内容之一.王艮站在心学的立场上,以天地万物依于己,提出了关于修身的理论学说.他以“身本”作为其修身思想的理论基础、以“正己”与“安身”作为其修身实践的根本途径,以“成圣”作为其修身理想的终极追求.在这三个层面的统一中,彰显出其修身思想中既张扬道德理想,又依托于感性生命的时代特色.     

王阳明良知说与庄子学说的渊源

王阳明赋予“良知”宇宙万物本体的最高地位，把良知抽象化为一种先验的理念，上升为至高无上的天理；然而，他又认为：“人皆可以为尧舜”，把良知说成一种自然本性。王阳明的良知说与庄子学说有着深厚的渊源。王阳明的良知说是儒、道、释三家思想的融合，以儒家思想为内核，以道、释思想为形上学之借用，把儒学推上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峰。     

王襞人本思想论略

王襞继承了王艮的身本思想,主张以身为本、尊身尊道、保身安身,又进一步发展了王艮的身本思想,提出了人在不屈其志、不辱其身的同时,要事不避难,见危而受等重要观念,这在王艮尊身、保身的思想基础上有了较大的突破。     

王艮“乐学”思想的哲学意蕴及育人启示

王艮“乐学”思想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不但在明清之际启一方民智,而且对当下思政课育人具有重要启示。从马克思主义哲学视角解读泰州学派创始人王艮的“乐学”思想,阐释“人心本自乐”教育理念、“百姓日用”教育目标、“即事是学”教育路径及“尊身立本”教育逻辑。在此基础上,从激发学生乐学天性、厚植学生爱国情怀、坚持育人做学一致、强调全面发展等角度进行思考,探究“乐学”思想融入思政课的具体措施。     

“内圣”开出了“新外王”吗?

作为中国现代思潮的三大流派之一,现代新儒学力图返传统儒学之“本”、开民主科学之新,通过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型来谋求中国的现代化。现代新儒家将这一过程名之为“内圣开出新外王”。为实现“内圣外王”的现代联结,第二代新儒家的重镇牟宗三提出了“良知自我坎陷”说,其中心意旨是认为:作为传统儒学之本的道德理性可以通过自我否     

论王艮的“师道”自觉

泰州学派创始人王艮毕生躬行“师道”,追求通过社会教化方式来实现理想的社会之治。在为师目的上,他希望通过教育方式使社会能够形成“人人君子,比屋可封”的理想状态;在为师要求上,他强调一个人必须“修身立本”而“内圣”,继之“处为天下万世师”而实现“外王”;在讲学内容上,他注重把百姓日用之“人欲”与圣人之道的“天理”结合,形成自己独特的“大成学”思想体系;在教育方法上,他注重案例式、启发式、榜样式的讲学创新,形成“百姓日用之学”的讲学风格;在教学对象上,他坚持“有教无类”,使得教育对象更加平民化。     

再论王襞的自然思想

王襞在人性问题上,受王阳明、王艮以及王充等人的影响。他主张人性天然,提出“自然之谓道”的思想,反对在人性上着力。在良知的问题上,王襞认为良知本自现成,纯粹至精,杂纤毫不得,所以他倡导“无为之学”。此外,王襞还认为良知或道都是至易至简之道,所以他倡导平常本色,提倡“平常”与“省力”。     

王栋良知思想论略

王栋是王阳明的“良知”说的倡导者,他与王艮一样,一方面肯定王阳明良知说的重要意义。另一方面,反对“致良知”说的一个“致”字。王栋认为人的良知受蒙蔽是受人的气质、对良知的认知以及日用应酬等多种因素影响的。王栋还在王艮“百姓日用即道”说的基础上形成了日用良知说。     

王艮率性思想研究初步

泰州学派创始人、明代平民哲学家王艮,以自然为宗,坚持以身为本,提出了极具启蒙性质的率性思想。王艮认为,率性就要听其自然,顺从人心;率性强调主体精神;率性必须“知止”、“知本”,做到“止于至善”;率性应保持“中”的状态,力求以“中”致“和”。王艮的率性思想突出了人在天地万物中的主体地位,也体现了极强的自主精神和超越精神,这也是王良整个思想体系中突出的创新理论之一。     

罗近溪“赤子之心”思想发微

作为泰州学派代表人物之一,罗近溪最具特色的思想就是"赤子之心"论,他高度重视赤子之心,赋予其良知的深刻内涵。他以不学不虑为"赤子之心"的基本根据,回应孟子的良知良能学说,视不学不虑为一种大学;以生生之仁为"赤子之心"的发展线索,结合《易传》的"生生"提出"赤子之心"为最高仁,是一种"完仁";以至善至美为"赤子之心"指导下人的修养的最高境界,善不单是指"性善",更重要的是指"心善",美不是外貌美,而是"心美"。罗近溪正是通过"赤子之心"连接先秦时期的传统儒学和当世的王学,使王学的发展能够走上正路,保证王学的发展与正统儒学能够相契合,从而激发王学在新时期发展的动力。     

“淮南三王”德教思想之比较

泰州学派的“淮南三王’’都极其重视以“明人伦’’为核心的道德教育,并进行了广泛的道德教育实践。由于他们的思想认识与教育环境不同,所以其德育思想也有一定的差异。王艮提出了“先德行而后文艺”的教育原则,突出“良知”之教,主张有教无类,倡导以日用指点良知。王栋认为文与德有缓急之序,他反对悬空论道,强调德育的经世之功。王襞以讲学为“出”,同时突出德育的启人修道之功,并把德育视为为国家培养人才最为重要的途径。     

王艮道德主体原则的向度

宋明儒学中道德主体原则体现了其理心见性的重要特质,内蕴于儒学的心性论与道德践履的体系构建之中,尤指人在道德实践中主体性的生发。明儒学者王艮的心学自然也体现了道德主体原则的层次与内容,以个体性价值的“身”作为道德修养的基础,通过尊身爱身的道德践履进而明确表达主体行为自觉的动力,并将反躬内求的路向融入乐学成圣关系的论述,体现出主体自我觉解的意识与能力。而主体意志对其行为选择的完全主宰,亦以王艮正己物正以达万物一体的修身工夫表现出来。     

论泰州学派经世实践的理论依据和启蒙价值

泰州学派的经世实践主要包括讲学论道和治理宗族。借讲学论道以经世，其理论依据为古代论道与经世合一的传统以及王艮的明哲保身论。入仕和讲学是明代知识分子的主要经世途径。根据明哲保身论，身为天地中心，故而不应危身于仕途，而应将淑世情怀寄托于讲学；身与道合一，安身即是行道，作为安身方式的讲学可以经邦济世。借治理宗族以经世，其理论依据为孔孟以情感论证家庭伦理的思路和《大学》由齐家到平天下的理论链条，齐家应以个体的身与情为基础。这些思想的启蒙价值主要表现为高扬个体意识、提升道德的自主性。     

关于王艮“无为”思想的初步探讨

泰州学派创始人、明代平民哲学家王艮把天理、人性、良知统一起来,并揭示了它们自然、完美、活泼的本性,提出了“无为”、“不着意”的思想。但王艮的“无为”,并不排斥人的主体精神,在人与社会的关系问题上,王艮主张努力修身,积极用世。王艮还将“无为”与“有为”统一起来,强调“有为”应当保持“本色”,遵循规律,做到“不刻意”,顺自然。     

王艮“百姓日用是道”之辨析

"百姓日用是道"是王艮整个思想体系中最为重要的组成部分。关于其思想内容及其价值,学界论述较多,说法不一。文章认为,对王艮的"百姓日用是道"应该深刻分析、客观把握。事实上,"百姓日用是道"指明了"求道"的方向,但并不是说学道就是学习百姓的日常活动;"百姓日用是道"体现了圣愚平等的思想,但并非百姓为上的主体观;"百姓日用是道"阐述了人性天生良知的完美性,却不否认"知"及"知"的差别。王艮的"百姓日用是道"与传统的"日用"理论不同,是一种理论创新,很有思想价值与实践价值。     

王艮“百姓日用是道”之辨析

"百姓日用是道"是王艮整个思想体系中最为重要的组成部分。关于其思想内容及其价值,学界论述较多,说法不一。对王艮的"百姓日用是道"应该深刻分析、客观把握。事实上,"百姓日用是道"指明了"求道"的方向,但并不是说学道就是学习百姓的日常活动;"百姓日用是道"体现了圣愚平等的思想,但并非百姓为上的主体观;"百姓日用是道"阐述了人性天生良知的完美性,却不否认"知"及"知"的差别。王艮的"百姓日用是道"与传统的"日用"理论不同,是一种理论创新,很有思想价值与实践价值。     

荀子“道”论及其“明道”的文艺观

从自然主义的天道观出发,苟子将“道”的重点看成是礼义之统的人之道,主张以人道掌握并治理天道。在此基础上,他将“明道”看成是诗、乐等艺术的理论旨归,第一次在中国文学理论史上将“中和”之美提了出来,把追求“中和”之美看作是“明道”文艺观的基本原则。他的“明道”的文艺观,是我国文学批评史上“文以明道”说的先声。     

“忠义之道”与传统文化

一、“忠义之道”:“阳儒阴法”的集中体现 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长期占据统治地位的,无疑是儒家的学说,它一直是统治阶级所推崇并用以“化民”的思想工具。但作为一种统治思想,又决非儒学一家所能支撑的,所谓“外儒内法”或‘阳儒明法”,就表明统治阶级是儒法兼用的,而就统治术而言,法家思想或许更起实际性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