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台外包人：论幽灵工作的可见性——以人工智能数据标注员为个案

当前,人工智能数据标注是全球算法自动化的“最后一公里”。作为平台社会语境下的幽灵工作,其可见性的生成过程蕴含着平台算法背后人类劳动者所处的社会-技术脉络与本地化语境。首先,制度化的职业承认机制构建了幽灵工作的“社会可见性”,这主要体现为平台-国家的共同在场确立了人工智能数据标注员的职业规范以及中西部省份数字产业转型过程中对当地劳动力资源的持续动员。其次,国内媒体场域与学术社群构建着幽灵劳动者的“代理可见性”,这种“代理可见性”既强化了人工智能数据标注员的职业认同,也揭示出人工智能技术神话背后鲜为人知的劳动过程,以此为幽灵工作职业困境的纾解争取更多公共话语空间。最后,作为互联网基础设施的幽灵工作,人类劳动的可见性始终处于“显现”与“退隐”的动态关系中,这种“动态可见性”从崇高叙事、公共性、网络断连以及物质性等维度立体呈现着幽灵工作得以被“看见”的复杂实践。     

马克思异化劳动理论及其对劳动教育的指导意义

马克思的异化劳动理论揭示了在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下劳动者创造的产品不仅不归劳动者所属，反而成为一种异己的存在物凌驾于劳动者之上来支配、统治劳动者的现象，具体表现为劳动主体与自己的劳动产品、劳动过程、类本质以及主体间关系相异化。深入解读异化劳动的实质内涵并探究其理论根源，对全面把握劳动教育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当前劳动的育人价值被忽视的部分原因是劳动主客体地位发生颠倒，导致劳动者地位弱势、劳动精神式微和劳动观念模糊。基于异化劳动理论视角，剖析劳动的异化现象，把握劳动的育人导向，以“塑造劳动休闲观”促进劳动者的全面发展，以“深化劳动价值观”确立劳动者的主体地位，以“构建交往实践观”化解劳动者的交往困境，以“树立体面劳动观”增强劳动者的劳动认同。     

智能时代的劳动问题辨析

智能时代人类的劳动方式正在发生许多新的变化，同时也带来了多方面的问题，主要表现为因“机器换人”而导致劳动者丧失劳动机会从而带来了劳动的存在论问题，因数字劳动对劳动与休闲界限的模糊、劳动的物质性和目的性等特征的消解从而难以分辨劳动与非劳动的区别所导致的劳动的认识论问题，因“玩劳动”对劳动的育人价值、人的全面发展和健康生存意义的解构而导致的劳动的神圣性问题，因平台化劳动对雇佣关系的隐匿而以“自我监督”、“自我剥削”及“主动性受迫劳动”等方式所加深的劳动关系问题。这既是智能时代对劳动提出的新问题或对劳动观形成的新挑战，也为劳动观的新发展提供了新契机。     

数智时代劳动的新形态与新挑战——兼论学校劳动教育的应对

数智时代，技术不断变革并推动着劳动形态的不断革新，出现了诸如数字劳动、智能劳动和情感劳动等劳动新形态。劳动形态的变化给人的发展带来新的挑战，数字劳动形成多元联结网络，导致用户成为去主体化的数字虚体；智能劳动打破劳动的“类同一性”，致使人成为去关系化的抽象个体；情感劳动泛化感性体验，造成劳动者去人格化的伪个性发展。学校劳动教育是以促进学生形成正确劳动价值观和养成良好劳动素养为目的的教育活动，要树立全面的劳动教育观，“五育融合”开展劳动教育；要树立发展的劳动教育观，不断创新劳动教育模式；要树立实践的劳动教育观，“身体力行”开展劳动教育。     

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劳动特征的思考

社会主义社会劳动是社会主义经济学领域中的一个基础性课题。“在劳动发展史中找到了理解全部社会史的锁钥”的经验告诉我们，理解社会主义社会必须深化对社会主义社会劳动的研究和认识。社会主义社会劳动是人们在平等条件下的“我为人人，人人为我”式的共同创造幸福生活和美好未来的互助合作的社会活动，是逐步向着人的高度“自主活动”发展的行为。社会主义社会劳动以三种状态存在于我们的现实生活中，它是社会主义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全部基础，社会主义社会应该自觉地善待自己的基础。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创造，尊重劳动者的自觉性。     

数智时代劳动的形态之变与职业院校劳动教育的模式重塑

数智时代的劳动形态发生了巨大而显著的变化。数字劳动成为劳动的主要形式进而引发了终端移动化、信息互联化、虚实交互化、生活工作互嵌化的公共生存样态。智能劳动带来了工具智能化和产品虚拟化。情感劳动让劳动者呈现人际关系过载和倦怠社会下的劳动精神退避等新问题。目前,职业院校存在对劳动教育的主要内容把握不全面、劳动教育的关键环节方法运用不科学、劳动教育的途径和体系建设不系统的问题。职业院校劳动教育必须全面把握劳动教育内容,剖析“不珍惜劳动成果”问题,加强劳动价值取向教育,扩展劳动教育综合育人价值,科学设计劳动教育关键环节,对标“不会劳动”问题,加强数字智能劳动教育,提升职业院校劳动教育的智能化水平,系统筹划劳动教育途径和体系,化解“不想劳动”问题,加强劳动精神教育,关照数字劳动者精神健康。     

劳动形态的发展与人的自由

采猎劳动、生产劳动和自由劳动是依次更替的三种劳动形态。在采猎劳动阶段，产品是大自然生产的。在生产劳动阶段，产品是人通过劳动资料加工劳动对象的结果。生产劳动既是劳动者作为主体的自觉创造过程，又是劳动者作为客体的体力耗费过程。作为自觉创造，生产劳动创造出一个日益丰富的使用价值体系，它激发了人们对产品的积累欲；作为体力耗费，生产劳动意味着超过一定限度的体力支出、意味着人体作为力学器官被禁锢在自然必然性中，这导致了人们对劳动耗费的逃避。追逐财富和逃避劳动这个矛盾的解决办法和相应的结果就是无偿支配别人劳动的关系，即阶级关系。随着生产劳动转化为自由劳动，体力耗费不再成为生产财富的基础，劳动时间不再成为财富的尺度；逃避劳动和转嫁劳动不再是个人获得自由发展的条件，社会将克服分裂状态而实现自由人的联合。     

从异化劳动到实践自由：劳动自由得以可能的思考

从黑格尔到马克思,劳动论题的思考不断深入,劳动自由成为关注的焦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因劳动对资本的依附关系而出现劳动异化,资本基于既往的资本积累能够控制无产者的命运,表面的劳动自由遮蔽了劳动不自由,无产者不断生产和再生产自身的不幸福。马克思认为,劳动是人的本质特征,劳动者可以通过劳动实现自身价值并向社会贡献智慧,劳动幸福需要通过劳动自由和劳动权利两个属性得到展现。因此,只有剔除不合理的制度因素,在共产主义社会中才能彻底改变劳动不自由状态。劳动自由并非无限制的自由,而是劳动者在劳动纪律范围内享受的自由,并在劳动者自身全面发展、自由支配劳动时间、建构科学的激励制度、个人发展完成从“现存”到“现实”的转化等向度得到体现。     

何为数据劳动——对数字资本主义批判中生长性数据的一种思考

数据既是数字经济与数字资本主义的核心,也是“数据劳动”的基石。一直以来,数据研究作为一个一笔带过的不清晰的环节,被主要遮蔽在数字劳动研究历史、劳动过程三要素理论批判范式、生产力贡献三重视域后面。数据根据其来源、范围、作用等,可分为原始数据、生长性数据和数据尾气三类,其中作为数据产品和数据身份存在的两种生长性数据,是价值与交换价值的重要来源之一。数字并不等同于数据,“数据劳动”在三个层面上和数字劳动有所区别：数字劳动者不一定是数据劳动者,数据劳动者一定是数字劳动者。数字劳动是绝对的材料消耗型劳动,数据劳动在一定程度上是无材料消耗的增殖劳动。数字劳动是有酬劳动,数据劳动是有酬劳动、有偿劳动或二者的结合体。     

习近平人民至上的劳动观对“两种生产”理论的创造性运用和发展

劳动创造人,也同时创造了人类社会。习近平人民至上的劳动观立足新时代新征程,创造性运用“两种生产”理论,在充分重视人民主体地位和历史主动性基础上,强调发挥人民的劳动创造性,以人民的劳动实践促进劳动者自身发展。习近平立足唯物史观,将劳动者内涵落脚到“真正的人”,从人的角度理解“两种生产”理论。他从“两种生产”内部关系进行分析,强调劳动对人本身以及社会发展的重要性,一方面改善劳动条件,以物质资料生产为人服务;另一方面提高劳动者素质,在推动生产力发展的同时进一步促进人的发展。重视激发劳动的活力和劳动者内生动力,将劳动实践与“两种生产”最终指向人,以劳动者的创造性实践推动人的自由全面发展。     

《哥达纲领批判》中的“斯芬克斯之谜”——试析生产劳动二重性与“资产阶级权利”

《哥达纲领批判》把按劳分配规定为“资产阶级权利”,这被认为是一个“斯芬克斯之谜”。传统观点认为这是马克思用商品生产的尺度衡量按劳分配的结果。其实,破谜的关键在于生产劳动二重性。生产劳动既是劳动者作为主体的自觉创造过程,又是劳动者作为客体的体力耗费过程,这种二重性是造成资产阶级权利的根源。随着生产劳动转化为自由劳动,体力耗费不再成为生产财富的基础,劳动时间不再成为财富的尺度;逃避劳动和转嫁劳动不再是一部分人自由发展的条件,资产阶级权利也逐渐消亡。     

劳动价值论视域下的数字劳动探析

数字技术的飞速发展引发了人类劳动方式的变革。数字劳动改变了人类劳动的形态，但没有改变劳动的本质。数字劳动不同于数字化时代的劳动，它是用户消耗在数字平台上的一种创造性劳动，具有数据商品化、产消一体化、算法优化的特征；数字劳动仍然符合劳动价值论，它同样具有劳动二重性，成为价值创造的源泉，并实现了劳动形态的创造性飞跃；数字劳动表现出一种自由自愿的劳动形式，使生产与消费趋于统一，劳动成为人类生活的第一需要具有了现实可能。在劳动价值论视域下对数字劳动的本质及价值进行探析，推动数字劳动为数字经济服务，最终实现人的自由解放。     

小学生产劳动教育课“五步式”教学

<正>生产劳动是劳动教育课的内容之一。小学生产劳动教育课旨在指导学生学习使用劳动工具,并进行简单的物质资料生产。学生在经历生产劳动的过程中,能体悟劳动价值,感受劳动艰辛,从而尊重劳动者,珍惜劳动成果,继承和发扬劳动精神。那么,生产劳动教育课该如何开展呢？根据生产劳动教育课的目标、教学内容,学生的认知水平以及生产劳动的基本要求,笔者确定了生产劳动教育课的“五步式”教学结构。下文,笔者结合课例《种大蒜》进行具体阐述。     

政策变迁视角下德育课程融合劳动教育的轨迹、省思与实践探索

自1980年以来,伴随我国小学德育课程政策的变化,其中的劳动教育也经历了三个阶段,在观念和内容上发生了调整。20世纪80年代至今,我国小学德育课程中劳动教育内容呈现以下特点“：爱劳动”始终是劳动教育核心的教育目标,劳动教育的“建设话语”逐渐减少“、品质话语”不断增多,劳动教育中的道德理性不断增强,劳动者教育中的“成长”意识越来越鲜明,对劳动者交互关系的理解更加多元立体。新时期,德育课程在定位劳动教育目标时,整体要按照儿童劳动品质成长的逻辑展开。在实践设计中,注重以适应新时期发展的劳动观和劳动教育观为指引,准确把握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突破场域限制,拓展多样化的学习平台。     

劳动正义：一种超越资本的思考

扬弃异化劳动,追求劳动正义,是人的全面发展的内在要求。劳动正义是人的本质的现实的生成。劳动正义是劳动者的“应得”善和非劳动者的“应得”善的获得的统一,是劳动者的“配得”善和非劳动者的“配得”善的获得的统一,是人的自由自主的劳动与人的本质的现实生成的统一,是人的劳动的内在关系的和谐和统一,是个体的人与社会的人的统一,是个人发展与社会共享的统一,是劳动部分正义、充分正义与完全正义的统一．是现实诉求和永恒追求的统一。     

论劳动教育的文化之维:劳动何以促成个体之成人

当前的劳动教育实践忽视对于成为"劳动者"的文化认同的培养。而无论是以职业性为导向的劳动教育,还是以个体更高文化价值观为中心的劳动教育,其核心目的都在于"育人"。换言之,培养"劳动者"也是个体成人的现实劳动教育实践,成为劳动者也即个体成人的过程。为此,我们要从个体成人的意义上来分析劳动以及劳动教育的价值和意义。而个体成人是人不断超越自然性而走向文化性存在的历程,所以我们需要重新审视劳动教育的文化之维。劳动教育的文化之维不仅包括以劳动文化作为个体成人的价值指引,也包括以劳动教育指向个体文化性的存在。同时,以个体文化性成人为旨归的劳动教育,需要走向教化性的劳动教育实践:在劳动教育的目标导向上要树立个体"作为劳动者"的文化价值观;在劳动教育过程中要以提升个体的文化—精神境界为鹄;在劳动教育的具体展开途径中要汲取各种优秀的文化资源。     

大学劳动教育简论

大学劳动教育具有引导学生内修德性、外砺品行、专业成长、自由创造这一由内而外、螺旋累进的价值指向。较之中小学劳动教育,大学劳动教育具有独特性,其核心要义是以马克思主义劳动观为指导思想,以融合学科专业教育为内容主轴,以培育创造性劳动能力为价值追求,以形塑合法劳动意识为基本尺度。新时代大学劳动教育的主要实现形式包括:系统开展“关于劳动的教育”,建构劳动知识学习的课程框架;多元实施“通过劳动的教育”,统整劳动实践锻炼的资源平台;有机融通“为了劳动的教育”,拓宽劳动思想教育的实施渠道;守正创新“反思劳动的教育”,指导劳动科学理论的话语实践。     

马克思生产劳动理论的现实指导意义

一、马克思生产劳动理论的基本观点首先,资本主义生产劳动是生产物质资料的劳动。马克思指出：“劳动首先是人和自然之间的过程,是人以自身的活动来引起、调整和控制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的过程。”（《资本论》第一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５年版,第２０１～２０２页）这种物质变换过程“从其结果的角度,从产品的角度加以考察,那么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表现为生产资料,劳动本身则表现为生产劳动。”（同上书,第２０５页）这“是人类生产的一切社会形式所共有的”,（同上书,第２０９页）是“生产劳动一般”。资本主义生产劳动“并不改…     

“数字劳动”的生产性：基于马克思生产劳动理论的辨析

通过扩展劳动外延而将用户消费活动纳入“数字劳动”范畴，或简单否认用户消费活动的劳动属性，抑或认为一切“数字劳动”均具有生产性，都不是认识“数字劳动”生产性问题的正确路径。我们有必要运用马克思的生产劳动理论对此进行更细致的剖析。基于马克思对生产劳动一般（生产使用价值）、资本主义生产劳动（创造剩余价值）和表现出生产性的非生产劳动（不创造剩余价值，但构成占有剩余价值的必要条件）的区分，可以得知：用户消费活动虽然构成数字资本的增殖条件，但不是劳动（从而不是生产劳动）；投入流通领域的数字劳动是表现出生产性的非生产劳动；作为“总体工人的一个器官”参与物质生产的数字劳动是生产劳动。这种区分有助于我们批判地理解数字资本主义。     

马克思主义语境下“玩劳动”的生成逻辑与价值引导

“玩劳动”是数字时代“产消合一”劳动行为的典型具象表达。在马克思主义语境下，“玩劳动”是数字技术与数字生产方式作用下的一种新的劳动形态。在劳动与休闲统一的过程中，实现个人自由的劳动，释放劳动创新的潜能，是“玩劳动”在数字时代的积极朝向。然而，“玩劳动”往往与享乐主义、“躺平”主义、消费主义等相互交织，以享乐化、娱乐化、否定化的形式出现，对社会劳动观的形成造成了负面影响。为此，必须以马克思主义劳动观为根本，发挥劳动精神引领作用，在加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建设中引导和规约“玩劳动”，赋予其明确的价值导向和行动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