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两阶段边际转型假说”

制度转型是转型经济体提高生产率的源泉。集权体制下的中央政府追求经济增长和垄断租金双重目标的内在矛盾性构成中国转型的"诺斯悖论"。但是近30多年来,在低效率的公有制经济依然占据重要地位的同时,中国经济始终在高增长的轨道上运行,显示出"诺斯悖论"之谜。文章从转型文献中极少被关注的视角——经济主体的异质性出发,提出边际创新引致的"两阶段转型假说",试图破解一直没有得到理论解释的中国式转型中的"诺斯悖论"之谜。差别性政策造成的处于边缘的经济主体和地方政府的制度创新激励是转型的主要动力来源——即"边际创新"有效地避开了"诺斯悖论",驱动了第一阶段的中国经济转型。第二阶段,应对经济增长与社会稳定的冲击,针对核心经济主体的边际创新,弱化"诺斯悖论",再次成为转型的驱动力。"两阶段转型假说"解释了中国式转型的重要特征,同时,将预测未来的转型路径。     

协商民主: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路径

实现从民族国家到民主国家的转型,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基本目标。主权在民是近代国家转型的基本理论基础。如果说西方的发展沿着民主—国家的路径,而中国的进步则是沿着国家—民主的路径。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核心问题是解决国家权力如何更好地体现人民民主的问题。在经济转型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快思想转型和民主政治建设的步伐,是当前我国国家转型的重要举措。在这一过程中,要把作为治理形式和民主形式的协商民主嵌入国家治理之中,从而实现二者的有机统一和共同发展。     

中国的发展方式转型与改革的顶层设计

中国现有增长模式固有的弊病造成了资源枯竭、环境破坏、腐败蔓延、贫富分化、货币超发、流动性泛滥等一系列严重经济社会问题。在宏观经济两难困境下,只能一方面采取稳健灵活的短期政策维持宏观经济稳定,另一方面把主要注意力放到解决长期发展的问题上来,加快向现代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型。而转型的成功,有赖于加快全面改革,打破束缚生产力发展的体制性障碍,建立有利于发挥创新精神的体制机制。在改革策略上,要更加重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顶层设计和总体规划,同时注意与自下而上的改革试验结合起来,实现顶层设计与基层创新的良性互动。     

治理背景下我国民办高等教育管理的转型

基于"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宏观背景和我国民办高等教育独特的发展阶段和使命,民办高等教育应加快管理转型,从单向管理走向多元治理。贯彻治理理念、加强顶层设计、加大政策力度、加快发展转型,是当前我国民办高等教育从管理走向治理的关键环节。     

高职院校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内涵特征、时代意蕴与逻辑构建

教育治理现代化是“中国之治”的重要内容。高职教育作为类型教育,影响深远,不可替代,其多元、跨界、开放等鲜明特征倒逼学校加快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高职院校治理体系现代化建设,要从“单治”向“共治”的转变、从“封闭”向“开放”的转型、从“管理”向“服务”的转化、从“经验”向“科学”的转换,深刻把握高职院校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内涵特征;要从教育强国战略下的内容与选择、“双高计划”引领下的特色与创新、类型层次视域下的实然与必然等维度,深入理解高职教育治理现代化的时代意蕴;要从治理理念价值重塑、治理形态一体协同、治理效能内外评价、治理方式数字转型、治理制度基础支撑五个层面,对高职院校治理体系进行“五位一体”的逻辑构建。     

基层党建引领农村相对贫困治理的基本内涵、内生逻辑与完善路径

农村基层党建引领农村相对贫困治理具有丰富的理论来源、厚重的历史根基和坚实的现实基础,是马克思主义反贫困理论的内在要求,是中国共产党扶贫实践的内生赓续,是新时代党提升长期执政能力的现实诉求。新发展阶段,要构建农村基层党建引领的协同网络体系,探索多元党建模式,提升基层党组织治理能力,在尊重农村现代化规律前提下推动农村相对贫困治理,为促进实现农村共同富裕奠定基础。     

中国式现代化下的教育治理：意蕴、经验与挑战——第六届“教育治理与学校变革”会议综述

党的二十大以来，在中国式现代化语境下如何进一步推动我国教育治理研究与实践的创新发展，成为迫切需要研究的战略议题。为此，华东师范大学教育管理学系于2022年11月举行了第六届“教育治理与学校变革”研讨会，主题聚焦“中国式现代化与教育治理创新”。与会专家学者立足理论与实践、融汇多学科研究视角，就中国式现代化之下教育治理体系与能力建设的意蕴、在探索中国式教育现代化过程中业已取得的宝贵经验，以及着眼未来教育治理推陈出新尚需应对的复杂挑战等话题，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交流。会议指出，在中国式现代化背景下，教育治理应持续强化本土的理论构建和实践创新、聚焦政策关切并提升治理效能、探索数字化转型以赋能教育治理系统创新。     

新时代教育数字化转型的政策议题及建构路向北大核心

在我国加快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的新时代,推动教育数字化转型、实现教育现代化进而助力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正成为政策焦点。文章采用文本分析方法,研究教育数字化转型政策,分析其生命发展历程及新时代的政策议题,以探寻教育数字化转型政策改革发展的空间与方向。研究发现:从发展历史看,我国教育数字化转型政策经历了萌芽阶段、缓慢发展阶段、规模发展阶段以及战略规划阶段四大发展阶段。进入新时代,政策主要围绕驱动社会经济发展、助力教育强国建设、打造产业化发展机制、构建多元协同治理机制四大议题推动教育数字化转型,但是从实践需求及新时代社会经济教育发展要求来看,在系统性、平提升、个体化需求、伦理道德规范等方面还需要提升政策供给能力。     

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路径选择的若干思考

正一、问题提出国家治理现代化是一个从传统的治理体系逐步转型为现代治理体系、稳步推进现代国家建设的历史过程。要准确把握和理性反思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战略路径,第一个需要思考的基本理论问题是:面对各种特殊历史境遇的不同国家,其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逻辑起点的异同,是探索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路径选择的理论起点。一方面,就治理的本质而言,中西国家治理现代化所要实现的核心目标是相同的,即从一种消极被动的防御型     

浅议中国特色法制现代化道路

自党的十一届三全会提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和大力加强民主法制建设以来,就标志着中国的法制现代化承袭近代中国仁人志士的传统,迈开了新的步伐。但是,中国法制现代化面对着发展经济的内外压力,及面对着发展中国家在现代化起步阶段社会稳定问题,使这一过程有着不同于西方的历史轨迹,在发展方式上有着政府主导性,目标选择的阶段性,价值取向的双重性,以及实现法制现代化过程中的非协调性的特点。对这些特征认识能在总结历史前提下,认识中国的国情。中国的法制现代化建设和经济建设一样,尊重传统又不囿于传统,学习外国,又不照搬西方。这是我们走过的路,也是既将走下去的路。     

中国特色的职业教育治理体系现代化:起点与内涵

治理体系现代化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重要议题,从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到包括职业教育在内的各个方面治理体系现代化,充分反映了社会发展对于治理体系现代化的时代诉求。与国外不同,中国特色职业教育治理体系的现代化有其独特的逻辑起点,其产生与发展内在地遵循着特定的经济逻辑、政治逻辑和教育逻辑。中国特色职业教育治理体系的现代化构建,实质上要经历一个职业教育治理体系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型过程。在这一转型过程中,职业教育的治理目标、治理主体、治理方式、治理结构、治理评价等也都将经历一场现代化的洗礼。     

新时代高等教育现代化的政策逻辑与实践路径

为加快推进高等教育现代化建设,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来,党和政府在高等教育领域相继出台了一系列政策,给予了高等教育现代化发展充沛动力.这些政策从"为国育才"的政治逻辑、"创新驱动"的经济逻辑和"全面发展"的价值逻辑三个维度,推进我国高等教育现代化的发展定位、推进方式和价值旨归等战略规划进入改革转型期.为适应这种转型发展,我国需要从教育治理的角度推进高等教育领域系列政策的有效实践:在转变政府职能中推进政策实践的多主体关照;在强化多元互动中构建产学研用共同体;在聚焦治理核心中深化高等教育关键领域改革;在夯实法治保障中寻求推进变革的制度支撑.     

中国式乡村教育现代化：内涵、推进逻辑与实现机制

中国式乡村教育现代化是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激活乡村内生动力,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理论为指导,以中国优秀传统农耕文明为底基,以乡村自然环境为基本载体,融入现代先进技术手段,以乡村教育优质均衡为目标,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推动乡村振兴的乡村教育现代化进程。要推动中国式乡村教育现代化,需要直面我国乡村教育现代化发展道路所存在的实践目标不够明晰、主体治理亟需提质、助推乡村经济文化能力偏弱、对外交流与合作水平相对滞后、风险调适机制仍需完善的挑战,遵循保障农民教育基本权益的底线逻辑,根植中华农耕文明的历史逻辑,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理论逻辑,以及扎根中国乡村大地办教育的实践逻辑。从动态目标设计、主体治理完善、经济文化重塑、合作交流拓展、行动协同规范五个层面推进中国式乡村教育现代化。     

嵌入共治：运动式治理的内在逻辑——以F市创建文明城市为例

运动式治理是当代中国治理实践的常见模式，是国家治理制度逻辑的重要组成。随着中国社会现代化转型和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的提出，脱胎于革命和建设时期的运动式治理不再局限于应对官僚制失灵的政治动员方式，而更多地表现为一种政策工具和治理策略。以F市创建文明城市为例，基于“嵌入”的理论要点，以“吸纳共治”的逻辑构建“结构—资源—嵌入共治”理论框架，分析运动式治理呈现的新特征和内在机理。研究发现，运动式治理依托科层组织，通过组织和制度的双重嵌入构建治理的结构制度基础，通过纵向层层包挂和横向社会吸纳，提供共治资源。双重嵌入和吸纳共治内在逻辑一致，二者相互构建、释放了治理的现代性因子，共同打造运动式治理的嵌入共治模式。研究跳出常规治理和运动治理的二元视角，基于鲜活案例审视中国治理的实然图景，有助于理解国家治理现代化背景下运动式治理的新样态。     

高职院校数字化转型：内涵特征、体系建构与实现路径

全面推动教育数字化转型是当前我国教育现代化进程中一项紧迫而艰巨的任务。高职院校数字化转型是实现“智慧校园”的过程样态，具有变革性、全局性、迭代性的本质特征。基于以转换和融合阶段为主、智能阶段为辅的目标导向，高职院校数字化转型要建构智慧化教学支撑、网络化办公办事、智能化校园管理、自助化公共服务、数据化治理决策五个维度的普适性体系，明确产教融合特色创新、技术引领应用创新两个维度的创新方向，并建立闭环管理的组织体系、系统性思维一体化推进建设、数据治理驱动转型变革以促进高职院校实现数字化转型。     

均衡与和谐：四个宏观经济目标的共同指向

目前，一般市场经济国家都把经济增长、充分就业、物价稳定和国际收支平衡作为宏观经济政策的四个目标。这四个目标之间既存在着密切联系，也存在着矛盾和冲突，要想同时实现是非常困难的。因此，必须根据一国不同的经济条件和经济周期的不同阶段，分清轻重缓急，相机抉择这四个目标之间的优先次序，实现这四个政策目标的和谐。     

数字经济赋能乡村振兴的特点、难点及进路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要加快建设数字中国。当前，数字经济已成为推动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是促进乡村振兴战略实施、加快实现农村现代化的重要工具手段。数字经济具有高渗透性、外部经济性和区域同质性等特点，能够摆脱传统生产要素稀缺性限制、减轻供需之间的分离、加快生产方式变革转型和推进经济协调发展与均衡增长。但在数字经济发展过程中，还面临人才支撑弱、数字基础设施供给少、数据共享机制不健全等诸多难题，影响数字经济对乡村振兴的赋能效应。要立足数字中国建设和扎实推进乡村振兴的战略要求，从数字素养、基础设施、市场监管和政府治理等方面创新路径，提高农民数字技能、完善数字基础设施、强化市场监管、增强治理能力。     

论德育治理能力现代化

德育现代化是中国式现代化语境中的德育本体反思和改革逻辑。德育治理现代化是德育现代化的价值范导和质量担保。基于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和德育系统要素理论,德育治理现代化具有德育制度供给的引领性、德育目标与内容的调适性、德育实施过程的协同性、德育评价的创新发展性等时代特征。以此为据剖析现代化进程中德育治理现代化面临的现实困境,重塑其价值底色和实践逻辑。德育治理范式的现代化转型要求多方德育主体从刚性管制到积极范导,实现德育制度供给引领的伦理化;从功利浸染到生命觉解,匡立德育目标与内容设计的生命在场;从被动接受到深度参与,重构德育过程的生态化;从封闭单一到开放全面,增强评价体系的多元化。以德育治理现代化实现德育现代化,助力中国式教育现代化与中国式现代化实施进程。     

中国式职业教育现代化视域下特色学徒制高质量发展探索

在全面推进中国式职业教育现代化的时代背景下，中国特色学徒制有助于加速职业教育提质增效，为构建现代产业体系输送一批高素质技能型人才。从理论逻辑来看，推进中国式职业教育现代化是特色学徒制高质量发展的目标指向，特色学徒制高质量发展是推进中国式职业教育现代化的重要途径。中国式职业教育现代化视域下特色学徒制高质量发展在政策制定、校企合作、常态治理、要素共享等方面仍存在一些问题，主要表现为：多层次政策体系尚未完善，政策执行效果有待提升；企业参与积极性相对不足“，校热企冷”现象亟待破除；多元协同治理框架不健全，参与主体缺位现象突出；校企资源要素流动不畅，优质资源整合力度较弱。基于此，应完善政策保障机制，推动部门联动；建立长效激励机制，激发企业内生动力；构建多元治理框架，完善特色学徒制治理模式；畅通校企资源双向流动渠道，促进优质资源互联互通。     

浅析当前我国宏观经济政策的转变

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宏观经济政策经历了多次调整,从中国的国情出发愈益显示出鲜明的特色。以2008年复杂经济形势下我国宏观经济政策的转变为切入点,分析我国宏观经济政策的重要转变,对于克服当前的经济困难和保持经济长期稳定发展具有重大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