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大家的政论艺术——《原毁》与《教战守策》比析

《原毁》是韩愈的一篇政论文章,同《原道》、《原性》一起并称“三原”,但以《原毁》价值为最高。《教战守策》是苏轼在二十一岁到二十六岁期间(仁宗嘉佑元年至六年),应考时所进时务策的一部分。它是苏轼策论中难得的好文章,堪称政论文的典范之作。韩愈同苏轼,同属“唐宋八大家”之列。苏轼曾尊韩愈为“文起八代之衰,道济天下之溺”,①可见他是推崇韩愈、步武韩文的。从文学主张看,苏轼重视文章的内容,反对“未     

从朱熹《诗经》学到杨维桢乐府诗创作——一个走向民间的乐府诗创作趋向

长期以来,对朱熹《诗经》学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其废序解诗、还回了《诗经》尤其是《国风》之为文学的本来面目的一面。近年来,学界对朱熹《诗经》学所谓“发现了文学的最正确的真价”观点有所质疑,但对朱熹以何种方式摆脱了《诗》序,建构其《诗经》学的看法,仍存在不准确或不完整之处。而由于此种认识上的不准确、不完整,也就难于对朱熹《诗经》学的影响做出准确的认识和评价。总体来看,朱熹汲取了此前和同时代尤其是郑樵、吴棫的《诗经》研究,立足于其理学性情论的修养程式,以“思无邪”为理论基础和前提,统合并重新解释了《诗经》为乐歌、淫诗论及赋比兴等重要论述,建立其《诗经》学体系。朱熹《诗经》学打通了《诗经》与乐府就民歌和一般文人乐府创作的通路,这是朱熹《诗经》学与文学思想发生关联的基础。朱熹“思无邪”的诗教固然在观念上笼罩了民歌,但因“思无邪”对个人性情修养的特别强调,反而允许了民歌甚至所谓淫诗的存在。在这个几乎是悖论的逻辑之下,民歌赢得了发展的空间。而朱熹“叶韵”之学,因其证诸方言,故亦通于民歌。这种观念对元代乐府诗影响极大,其体现于杨维桢“铁崖体”乐府观念和创作尤为典型。     

苏轼“以诗为词”辨

苏轼以其飘逸俊爽、汪洋雄肆的瑰丽词章,在词坛独树一帜,开风气之先,在词的发展史上具有重要影响。正如纪昀在《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所说：“词自晚唐五代以来,以清切婉丽为宗,至柳永而一变,如诗家之有白居易,至苏轼而又一变,如诗家之有韩愈,遂开南宋辛弃疾等一派。”对于苏轼的词,古往今来,人们往往喜欢用“以诗为词”一语予以评价。最早称苏轼“以诗为词”的是苏门弟子,苏门六君子之一陈师道曾说：“退之以文为诗,子瞻以诗为词,如教坊雷大使之舞,虽极天下之工,要非本色”①。属于苏门四学士的晁补之、张耒,也有类似的说…     

清华简《保训》与儒家道统说——兼论荀子在道统中的地位问题

清华简《保训》的“中”是指中道。其中舜的故事是从正面讲积极的中,要求在人与人之间确立恰当的准则、原则,以避免彼此的矛盾、冲突,达到和睦相处。上甲微的故事则是从反面讲消极的中,主张应秉持中道,以直报怨,避免冤冤相报、血亲仇杀对部落共同体的伤害。通过舜与上甲微的故事,《保训》表达了儒家的中道政治理念。早期儒家具有强烈的弘道意识,但对于道的认识是开放的,或以仁、礼为道之核心（孔子）,或推崇唐虞之道“禅而不专,利天下而弗利”（《唐虞之道》）,或重视仁心、仁政（孟子）,或推崇礼义之统（苟子）,与后世的道统说有明显的不同。由韩愈首倡、朱熹集大成的道统说则是以“仁义——中”为内容的,其中“仁义”是核心,“中”是针对仁义或心之体而言,其文献依据则是所谓的虞廷十六字心传。孔子之后,主要继承、光大“仁义——中”的是曾子、子思、孟子,故得列于道统之中,而苟子、汉儒则被排除在道统之外。根据《保训》及传世文献的记载,中国古代虽然存在一个源远流长“中”的思想传统,并形成中正、中庸、中和等一系列概念,但古代的“中”源于宗教性的礼仪活动,是古代礼学的重要范畴。孔子之后,真正全面继承“中”的传统的是主要是苟子,而非孟子。儒家道统既非朱熹等宋儒构造的“仁义——中”,也非历史上曾经存在的“礼义——中”,而是二者的结合,是仁学与礼学的结合,儒家之道乃内圣外王之道。因此,统合仁学与礼学,“合外内之道”才是儒家道统之所在。发展仁学,改造礼学,统合孟荀,才能发展出儒家的新道统。     

朱熹词学思想初探

朱熹词学思想具有独特的内涵,是南宋时期的特定产物。朱熹关注词体缘起,针对词的起源问题,提出“泛声”的假说。承袭苏轼“以诗为词”,朱熹以为词应具有“奋然灭寇”的社会功能。在词的审美追求上,受词坛复雅之风的影响,朱熹确立了“雅正”的词学标准,推崇和平粹美的审美理想,成为南宋复雅之风中不可或缺的环节。     

“爱我母语 爱我中华”名言警句集锦

百学须先立志。(朱熹)笔落惊风雨,诗成泣鬼神。(杜甫)别裁伪体亲风雅,转益多师是汝师。(杜甫)博观而约取,厚积而薄发。(苏轼)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礼记》)不飞则已,一飞冲天;不鸣则已,一鸣惊人。(司马迁)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后汉书》)不塞不流,不止不行。(韩愈)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苏轼)不以规矩,无以成方圆。(孟子)采得百花成蜜后,为谁辛苦为谁甜。(罗隐)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管子》)操千曲而后晓声,观千剑而后识器。(刘勰)察己则可以知人,察今则可以知古。(《吕氏春秋》)差以毫厘,谬以千…     

气壮而理直：韩愈辟佛之文刍议

中唐时期,佞佛风气盛行,全民癫狂,为挽当时之佞佛风气,树儒家之正统,韩愈作《原道》《论佛骨表》等文,文章正气凛然,有冲决一时之效。笔者试论其文气盛之表现与缘由,感受韩文“长江大河,浑浩流转”之风貌。     

朱子《诗》学特征论略

朱熹摆脱汉儒说《诗》的理论束缚,从魏晋隋唐以来文学创作、文学理论中吸取借鉴,在一定程度上,以文学的眼光来研读《诗经》,从而为中国《诗》学打开了一个新的局面。这主要表现在：他重视《诗》之文本的独立自足和诗篇内容的整体性,强调《诗》含“情性”以及诗歌艺术表现手法的特殊性。但总的说来,朱子《诗》学被他的唯心理学观念统摄着,道德判断左右着他的审美取向。对他来说,《诗》不是简单的审美观照对象,学《诗》的根本目的是“即其词而玩其理以养心”;《诗》赅备天道、人事,是修身齐家、平治天下之“理”的体现,读者应通过虚心涵泳《诗经》本文,体味这“理”,以兴起感发自己的“善意”,达到治心养性、“存天理,灭人欲”的目的。从总体上说,朱子对《诗经》的解释依然是经学的解释。朱子《诗》学“专一看文字”的读诗方法,以及朱子《诗》学注重从文学方面解读《诗经》的努力,预示了《诗》学研究的新进展     

朱熹《仪礼经传通解》的编撰路径及旨向

《仪礼经传通解》是朱熹以《仪礼》为经,融会诸子史书而撰的礼学巨制,是朱熹礼学思想的集中体现。朱熹以尊卑吉凶、次第伦叙为总体思路,并照诸礼在生活实践中的发生顺序,对《仪礼》篇目次第重撰增定。在释礼中,朱熹重视礼的实践性,其以“文质”之别释礼之“经变”,主张释礼需注重“大本大原”,并提出释礼需在遵古的基础上进行合乎“人情”的变通,实现对礼学思想体系的建构。朱熹对《仪礼经传通解》的诠释既是对其所处时代礼学思想的回应,也是对其“礼下庶人”诉求的推进,亦是其实现经世济民理想之路径。     

感人肺腑情真意切--《祭十二郎文》与《祭妹文》之比较

《祭十二郎文》是古文“唐宋八大家”之首——韩愈的呕血之作。明代茅坤评价该文为“祭文中千年绝调”。苏轼更是推崇至极：“读韩退之《祭十二郎文》而不堕泪者,其人必不友。”《祭妹文》是袁枚表现兄妹之间深挚情感的一篇祭文,也是我国文学史上哀祭散文的珍品,近代评论家将此文与韩愈《祭十二郎文》、欧阳修《泷冈阡表》称为鼎足之三。这两篇文章在选材、表现手法、语言、感情等方面都有着相通的地方。     

唐宋间"四书"的升格过程

汉唐儒家以治“六经”为主，宋代儒家却多治“四书”，唐宋间存在着“四书”升格的趋向。中唐时，韩愈创儒学道统之说，以孔孟为正宗。皮日休承其说而复推之。李翱著《复性书》三篇，启后世儒者畅谈心性的旨趣。北宋初年，当政者以实际行动来推广“四书”。北宋中叶，荆公新学虽以《三经新义》为本，但扬《论》、《孟》之意颇浓；张载关学以《中庸》为体，以孔、孟为法；二程洛学明确将“四书”并行推举。南宋朱熹将“四书”并行出版，意味着“四书”升格运动的最后完成。     

论萧统

萧统应该成为世界文化名人,因为他编纂了《文选》,并在世界范围内形成“选学”。《文选》不仅是李白、杜甫、陆游幼年识字就要读的启蒙读物,也是人生的入门书,是子子孙孙都要学下去的重要典籍。不仅影响唐诗、宋诗和历代人的思想,还影响汉字文化圈和周边文化;世界编纂史上亦无第二个可以媲美的例子。而作为《文选》指导思想的萧统的文学观和诗学观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文学发展进化论;(二)是文学价值论;(三)是文学审美特征论;(四)是“典”、“丽”兼容的中和美。萧统所有的文学观念,都是植根于儒家的诗学观和时代变迁、审美变化的交汇点上的。     

论苏轼对文心雕龙文学理论的继承和发展

我国古代早在韩愈之前已经形成了两种不同的文道观:一是重道轻文的儒家文道观,它所说的道只局限于儒家之道;另一是刘勰《文心雕龙》的文道观,它对道的理解不囿于儒家之见,指的是自然之道,并重视文的能动作用及其审美特点。到了宋代,苏轼继承和发展了《文心雕龙》的文道观,并结合自己的艺术实践,对文艺的规律和审美特点作了深入系统的阐述和探索,贡献巨大,应予肯定。     

“韩愈学独孤及之文当必有据”考

独孤及是中唐时期“作为文章,律度当世”的“一代文宗”,而韩愈是被誉为“文起八代之衰”的古文运动之扛鼎人物.宋人晁公武《郡斋读书志》提出“韩愈学独孤及之文当必有据”一说.分别从此论的文献信息来源、萧李文学集团的联系、独孤及与韩愈诗文创造内容和风格的沿袭以及中原地域人文精神的传承诸方面来考察此论.     

朱熹审美品评旨趣管窥

作为理学集大成者的朱熹,其思想体系中包含丰富多彩的审美元素,为我们展现了充满传统文化内涵的审美境界。朱熹的审美品评观既有蕴含儒家道德审美特质的“气象”人物品藻观,也包含理学视域下“平淡美”的艺术创作审美,同时也概括为“德性相关”的审美旨归。使品评人物和文艺作品既有原生的道德依托又具备很明显的艺术趣味,体现了以人为中心的外在形式和内在道德的和谐统一。朱熹的审美品评观成为品评艺术风格和境界的一个重要的美学范畴。     

儒风道骨赋赤壁--关于《赤壁赋》中“水”与“月”启示的解读

《赤壁赋》中,主客因“水”与“月”的永恒联想到人生命之永恒因而释怀于功业难就、人生短暂,这种思维是因苏轼内心道家的宇宙观而起。但笔者认为《赤壁赋》只是苏轼短暂的自我解脱,在《赤壁赋》前后皆有作品表明苏轼并不因官场受挫而放弃儒家的进取之志。笔者试从《赤壁赋》中“水”与“月”对主客的启示谈谈自己的理解,并对苏轼的人生哲学做一点探讨。     

“灭没倒影”新解

苏轼《韩文公庙碑》是一篇具有深远影响的文章,文中称韩愈“文起八代之衰”早已成为公论。洪迈《容斋随笔》中说:“刘梦得、李习之、皇甫持正、李汉皆称颂韩公之文,各极其势。……及东坡之碑一出,而后众说尽废”。可见此篇之地位。特别是正文后面的附诗,气势开阔,意趣横生,以浪漫的想象,奇幻的意境,颂扬了韩愈在文学上的贡献。此文     

来自心灵深处最柔软部分的疼痛——谈韩愈《祭十二郎文》的情感表达

韩愈的《祭十二郎文》可以说是我国文学史上最催人泪下的篇什之一，苏轼说过这样的话：“读《出师表》不下泪者，其人必不忠；读《陈情表》不下泪者，其人必不孝；读《祭十二郎文》不下泪者，其人必不友。”苏轼的说法不一定很准确，因为世界上的痛苦在很多情况下并不一定非要用眼泪来证明。但苏轼确实指出了该文所蕴藏的巨大情感风暴。本文打算从十二郎之死给韩愈心头带来的震动这个角度去体悟这篇祭文的悲痛感情。     

论韩愈、李翱的经学贡献

文章就韩愈、李翱的经学贡献作了专门探讨,认为韩愈和李翱各有侧重、各有贡献,彼此密不可分,甚至可以说是相得益彰。他们在舍传求经、以意改经和原经求道、依经立义方面对当时及后人都深有影响,尤其是特别重视《盂子》、《大学》、《中庸》、《论语》等经典,并依据这些经典对仁政王道及其性情理论作出阐发,使得儒家内圣外王之学逐渐由偏于外王向偏于内圣转型,在经典选择和理论建构上都为宋明理学作了开创性的贡献。     

韩诗、苏词议论之比较

韩愈“以文为诗”的研究可谓精深析透。韩诗这一特征不仅对宋诗的议论产生了重大影响,而且也推动宋代其他文学样式间的互相渗透,特别对苏轼及其后世词坛的革新有文体借鉴之功。文章在对韩愈诗作进行文本分析和归类比较后认为,韩愈“以文为诗”与苏轼“以文为词”存在文体间的共通性。